他一生所处的时代，如同他家乡浩渺迷茫、大涨大落的钱塘大潮：甲午之战、戊戌维新、庚子之变、辛亥革命，直至到他投湖自沉时的北伐战争，中间还穿插了慈禧"新政"、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几出荒唐的杂耍戏。
1898年春天，王国维辞去了在家乡的塾师之职，在同学徐家惺的引荐下，来到上海的十里夷场应聘汪康年主办的《时务报》馆。
《时务报》的创办，成了维新派的一面旗帜，是变法由口号转化成行动的一个标志，就如同后来的《新青年》启导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时务报》的刊行，使之成为"戊戌维新"紧攥在手中的指南针。不等王国维反应，一睁眼就已身在维新猛士的行列当中，这为他结交有识之士及后来的出洋留学提供了机遇。
然而，当王国维清醒过来才发现，如今的《时务报》不仅没有主笔，原来聚集在报馆内的一批俊杰也都早已离去，更没有见到他仰慕已久的维新领袖梁启超，他们直至二十多年后才在清华园里会面。
王国维一边在《时务报》打工，一边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读书。
东文学社学制三年，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日语专门学校，具备了后来外语专科学校的雏形。这个学社的开办，一定程度上适应了那时不能负笈出洋的学子渴望学习外语的需要，并为稍后中国学生大批东渡日本留学着了先鞭。
尽管王国维为边工边读忙得晕头转向，但他的视觉器官并没有萎缩，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清廷的危机四伏、社会的百孔千疮，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此时的王国维主张脚踏实地、少说多做，并提醒一班青年志士：不要什么事情都寄托在光绪帝的"变法"上，也不要幻想一纸诏书中国就从此由弱变强，比如兴办教育，就不必坐等朝廷，下面就可以有所作为。
可是王国维的思想在没有被验证之前，就像浮雕的美感一样，只能存活在缝隙和褶层之中，因为没有时代之光的辐射而更加扁平。
在这段身心的低迷期，王国维迷上了文哲之学。三个月后，皇帝被慈禧软禁，谭嗣同等"六君子"被砍头。曾给王国维那一代人带来过希望的"维新变法"，像一座建在暴风雨里的茅草屋，即便能咬牙扛住风雨，也免不了被雷电劈中，在大雨中烧个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