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王宁提到的比较文学东方学派仿佛已成绝唱的空谷足音，多年来很少有印度、日本学者在正式场合进行回应。笔者留印期间，曾经在2005年7月和8月分别访问了印度第二和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我被主人告之是第一个访问两个系的中国大陆学者，而印度第一个比较文学系即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成立于1956年）。由于两国多年来关于比较文学的学术互动微乎其微，因而双方都显得非常陌生。他们一些有国际知名度的学者对于中国比较文学所知有限。我们对于他们的比较文学理论及实践也是非常陌生。例如，他们高度重视颇具印度特色的“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研究，而这是绝大部分中国学者感到陌生的一点。接待本人的阿米亚?德维先生(Amiya Dev，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曾经到过北京大学，他出人意料地告诉笔者：“比较文学的第一个学派是法国学派，其次是美国学派和苏联东欧学派，再次是我们的印度学派。中国学派应该是第五个学派。”笔者告诉他，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建立真正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鉴于中印均属东方文明古国，我们有这么多年比较文学研究实绩且有一些思路的交汇，因此完全可以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进而建立一个地域更为广大的比较文学“东方学派”。德维先生的回答是：“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或曰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即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坚持。我很欣赏乐黛云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要本质主义。你们中国学派是以西方主义去理解东方主义，这大可不必。”通过这些思想对话，可以发现，中印学者离建立比较文学东方学派的目标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情。之所以如此，背后当然不乏中印关系的若干复杂因素。更复杂的是，由于印西关系比之中西关系更加紧密，印度比较文学界所谓的比较往往是印度文学加上西方文学的比较，或者干脆是内部区域文学比较即前边提到的“比较印度文学”，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等很难进入他们的比较视野之内。这是中印两国学者所面对的事实。总之，要改变这一状况、甚或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乃至东方学派，我们前面的路还非常非常的漫长。目前，这些设想只是一个美好的童话而已。
就当前比较文学研究而言，不管是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还是生态文学思想研究，还是对西方作家进行文本分析，或进行中西诗学比较，首先要重视西方学界的成果。毕竟，比较文学本来就是一个西来话语，西方学者的声音在国际比较文学格局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研究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题材，西方的研究成果是我们进入这一领域的第一张通行证。笔者所见最早进行系统研究的是英国学者罗伯特?森科特的《英语文学中的印度》（Robert Sencourt，Ind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20）。之后，西方出现了更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另外，由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很多都具跨文化性质（跨越中西或跨越东西甚至跨越中印、中日、中非等），这就必须注意研究对象涉及的异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还需认真参考东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他们也有资格评判西方文本涉及的东方因素。例如，在研究殖民文学大家吉卜林时，某些中国学者由于没有接触到印度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探索吉卜林在代表作《基姆》中构建的“箭河”意象这一重要任务完全忽略了。实际上，印度学者指出，吉卜林的“箭河”意象来自于印度大史诗，这样，吉卜林心中的东方之梦就显得真实起来。如果是研究其他西方作家如康拉德、奈保尔等人，或研究其他跨文化的文学现象，第三世界学者的声音必不可少。原因不再赘述。当然，既然是中国学者的研究，自己的学术立场也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匍匐在西方研究成果和其他东方声音面前，独立的判断应该存在。西方的话语扎根在西方土壤，东方的声音难保没有民族本位的偏激，中国学者的清醒判断必不可少。以上所言似乎是非常简单的常识，但是，明确一个常识、采纳一种简单而行之有效的方法，这需要一个过程。不过，只要明白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有阿拉伯世界的复杂背景、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有割不断的黑非洲文化姻缘、雅各布森在捷克教过梵语对其新批评诗学有直接影响、德里达解构主义哲学曾被印度学者以佛教思想的维度加以研究、印度和中国的经典文献早就存在生态主义的朦胧意识、吉卜林笔下有中国和印度的文化因子、而T.S.艾略特学习过梵语，其诗歌受到中印文学的双重影响，那么，我们会慢慢地开始思考或接受前述“常识性”的研究方法。
综上所述，进行跨文化研究时，进入东方文化语境非常必要。例如，研究赛义德后殖民理论，首先就得弄清巴勒斯坦文化和政治背景对他构成了怎样的影响？研究斯皮瓦克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思想，不清楚她论述的印度妇女现状、印度文化背景，怎么能真正进入斯皮瓦克话语体系？研究吉卜林，要先看看他与印度的生活与思想关联，研究一番英国殖民印度的特殊历史和印度学者对他的文本解读，这样才能发现他的《丛林之书》并非真是一个狼孩在丛林中快活嬉戏，才能发现“箭河”的复杂含义。研究比较诗学，道理也是一样。
比较文学的研究策略还应独具“中国特色”。这种“中国特色”能在一定程度上挽救西方学界所谓的比较文学“危机”。目前，西方学界，甚至包括印度和中国学界，比较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文化研究主张研究文学以外的东西，如意识形态、性别、族群、身份认同等。这种“泛文化”会导致“比较文学无边论”，最终会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危机甚至学科的消亡。笔者所谓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是指文化研究和文学性阐释相结合的路径，其中重要的是对东方诗学阐释西方文本重要性的强调。这是对当下西方学界强调身份认同、性别意识等倾向的一种中国式矫正。新世纪以来，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的“地球村”，身份政治、性别意识、新历史主义探微等扩展了比较文学的内容和视野，使某些被冠冕堂皇地视为经典的西方文本走下了“神坛”，这是比较文学在文化研究维度下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研究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文化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但挽救比较文学的危机不能仅仅寄托在文化研究身上。因此，引入文学审美维度即为一条十分有效的途径。西方文学理论当然可用，但引入东方文论的尺度更是迫在眉睫。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必然是跨越东西异质文化的比较研究。印度学者长期进行的“梵语诗学批评”已给我们确立了榜样和范例。比较文学研究中涉及的东方文化现象不能完全以西方文学理论来解析。引入“诗意”十足的中国古代文论和梵语诗学，有助于比较文学研究的东西对话。
在比较研究中引入东方诗学的维度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战略考虑。目前，中国文论在东西方文学阐释中的现代运用还未正式“启航”就已屡遭指责，原因无他，是我们没有在中国文论的现代运用上下够工夫。目前，印度学界在运用梵语诗学批评东西方文学方面存在许多得心应手且成效可观的例子。梵语诗学由于其系统性和逻辑性强，更适合用于当代的批评运用。单纯的中西对话有时会遮蔽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三维研究场域和对话空间会带来一些新发现。有了梵语诗学的批评运用，中国文论的现代运用就找到一个有效的参照。于是，中国文论、梵语诗学与西方文本三者之间也就建立了一个真实而敞开的三维空间。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代失语问题会逐步得到克服。
比较文学研究应是跨文化研究的新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上述“三维空间”的理想建构。以影响研究为例。目前中国比较文学界已经以系列丛书形式出版了《跨文化丛书?外国作家与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美国、南北欧、日本、阿拉伯波斯、印度和朝韩等国家和地区的流传和接受影响。这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是极大的促进，它使文学研究圈内和圈外人士都看到了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外文学交流史，见识了一幅真实的中外文化交流图景。但是，我们的学术界还应有更宏阔的研究思路。乐黛云先生说：“如果说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主要在法国，第二阶段主要在美国，那么，在全球化的今天，它已无可置疑地进入了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是以维护和发扬多元文化为旨归的、跨文化（非同一体系文化即异质文化）的文学研究。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跨文化，二是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是继法国、美国比较文学之后在中国本土出现的、全球第三阶段的比较文学的集中表现，它的历史和现状充分满足了这两个条件。”乐先生的话将中国比较文学的特征之一归纳为“跨文化”，这非常精当。当然，乐先生所谓第二个条件即“文学研究”也非常重要，这也是前边提到的东方文论实践运用的理论前提。站在二十一世纪学术研究的新高度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在“跨文化”方面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表面上看来，我们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一派繁荣景象，实际上，我们自行遮蔽了一些在东西（而非中西）文学关系探索时方能发现的有趣现象。如将英国作家笔下的印度叙事与其中国叙事进行比较，将会发现很多迷人的学术景致。它是单纯研究英国作家中国叙事时不能获得的学术“发现”。究其实，这是由“跨文化”的“跨”字所决定的。中国文明是东方文明，英国作家属于西方文明，而印度文明、日本文明、阿拉伯文明、非洲文明等各具特色。中西跨文化或跨文明的文学关系研究归根到底还是属于中西这两点一线式的研究，如果再加上西方和印度、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甚至加上印度和阿拉伯世界、印度和日本等相互之间文学关系的清理，我们就会有无数个文学关系研究的“三维世界”，这会将“跨文化”研究体现得更加名副其实，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有理由在世界学界展示风采。只要地球还在运转，人类还在生存，比较文学这一曾备受质疑的学科还未彻底消亡，若干年甚或若干世纪之后，这样的跨越式研究必然是世界比较文学发展“明天的方向”。既然是属于明天的方向，我们就必须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从技术角度上讲，如果有意识地不断培育人才，积累研究经验，若干年（也许若干世纪）之后，我们将会看到东西（而非中西）文学关系研究中“三维世界”、甚至“多维世界”的绚丽多彩。这将改变许多人的思维方式，促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新发展，从而真正引领世界学术新潮流。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二十一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坚定地走好自己的路并不断有所发现和创新，才能让怀疑、质疑、抨击这一学科的声音逐渐降低分贝乃至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