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二○○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为科斯的芝大会议提供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是我在学术上的严谨论著中最后的作品了。不会再写。 专栏文字还会继续一些日子吧。不少旧文需要整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还要修改，但正规的学术文章——结构慎重、注脚详尽的那种——我是不会再染指的了。七十二岁，还有其他有趣的要做——书法也愈来愈有看头——以《中国的经济制度》终结学术生涯既有意思，也很痛快。
多年来我担心思考能力走下坡自己不知道，写出令人尴尬的学术分析。 一些老了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不幸。 就算自己得天独厚，跟大自然斗法是斗不过的。 《中国》一文是得意之作，向前看，这样水平的学术文章自己无法重复，再向前走，下坡必然，就此终结，仰天大笑，不亦潇洒乎？
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于一九六八，《中国的经济制度》二○○八，刚好四十年。 加上《佃农》之前的创意争取，是四十三年。 施蒂格勒曾经以出版日期算，从一个经济学者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到最后重要的，依稀记得，最长不到三十年。 我达四十，上苍网开一面，于愿足矣。
二十个月前，科斯要搞一个中国经济改革的研讨会议，问我意见。 我想，他九十六岁了，还能搞什么呢？当时大家都没有想到他选的日子刚好是中国经改的三十周年。 我回信说：“如果你要搞，我可以提供一篇题为《中国的经济制度》的文章。”以为他只是说说，会议多半开不成，文章不一定真的要写。 但我可不是信口开河。 当时我肯定地知道《中国的经济制度》会是一篇大文，之前没有尝试过那么重要的。 二○○四年底我大致上解通了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知道这制度史无先例，写得深入全面此文的重要性自成一家，但题材复杂，牵涉到的理论与事实非常广泛，还有很多细节要再作调查或复核，恐怕自己不会有需要的魄力了。 说说无妨，建议无妨，但真的动笔是另一回事。
殊不知个多月后，科斯的助手传来一个暂定的会议程序表。 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开场，给我两个小时，跟着是两个诺奖得主评论该文，加上其他人的讨论占了整个上午，其他提供文章的是空白格子，要填上，每人仅得二十分钟。 科斯跟着来信，说要以我的开场文章引导整个研讨会议的发展。 一九九一在瑞典见过他，当时我的女儿刚进大学，今天已有两个懂得欺负我的孩子了。 难道科斯忘记了我早就是个老人家？昔日他欣赏我的来去纵横的思想，还在吗？他怎可以假设我还宝刀未老？
我逼着去信，说：“答应你的文章我会写，但不少被邀请的人会来自中国，费用不少，会议的经费怎样，要我帮助吗？”他回信说不需要资助，他自己的基金足够。 我想，那应该主要是他的诺贝尔奖金，很感动。 跟着想，我欠他，中国也欠他，大家来日无多，他要搞，我就舍命陪君子吧。 于是给他信，说：“我答应你的文章将会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作品! ”
是经过很长的调查与思考的时日了。 一九七九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 八五年起深圳与北京的朋友给予很多方便，需要的资料有求必应。 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发展愈来愈复杂，也很混乱，要到好些年后回顾，大手而又武断地简化，才得到一个自己认为是可靠的大略，怎样取舍我要集中于制度的发展，不少话题要被拨开了。 我是一九九七才惊觉到中国经济制度的重点是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史无先例。 当然，地区竞争某程度世界各地都有，但中国的是一种特别的生意竞争，外地没有出现过。
我要到二○○三年才肯定县是地区竞争的主角，这种竞争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为何如此不容易解释。 复杂难明的问题多得很，而最后一个难关要到二○○四年底，深夜仿佛睡着时突然想到一九六六年读到的马歇尔的一个注脚，才解通整体。 要是我没有从始就跟进中国的经改发展，没有亲自替家传的拋光蜡到内地找地方设厂，没有深入地研究过佃农分成、公司性质、合约理论等，我不可能解通中国经济制度的密码。
解通是一回事，写出来是更头痛的另一回事了。 不打算写出来，因为认为要用一本书的篇幅才能处理，而自己老了，体力应付不了。 另一方面，我熟知科斯的固执品性：只要还健在，他说要做的一定会做，答应了他我是走投无路的。 以一篇文章处理，反复考虑多处删减，一篇长文的结构想出来了。
重要的困难是要有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来支撑着整篇文章。 为此，去年四月起我一连写了十一篇关于经济学的缺环，是基于跟进中国的发展多年的思维，补充了自己早期的制度研究。 这十一篇发表后，再多想两个星期，把心一横，我决定放弃自己多年来用惯了的产权分析，转用以合约约束竞争的角度，而交易费用则变为约束竞争的费用了。有这样的需要，因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一连串的承包合约的组合——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庞大的合约组织。 这个有一般性的理论是后来文章中的第三节，是原创，科斯喜爱，认为重要，建议我把该节起名为《合约的一般概念》。 这是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没有人到过的层面了。
去年七月开始动笔。 知道要一气呵成，但年逾七十，短暂的记忆大不如前，是长文，思维的连贯性不可以写一阵停一阵。 于是决定不睡觉地一口气写了三个星期，减了五磅，写好了自己满意的初稿。 其间每天稍事休息多次，昼夜不分，足不出户。
《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写法跟我以前的学术论著还有另一点不同。 那就是我只写给科斯一个人读。 四十年前在芝大校园我跟他怎样对话，这次动笔就怎样说。 我要向他“汇报”一下从中国的研究得到的收获。 此前对他说过，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再不是有趣的学问了。 一士谔谔，思想杀出了重围，何处觅知音哉？科斯还在，大家有共通的语言，高山流水一番有意思吧。去年八月初稿传了给科斯，过了一天叫他不要读，因为将会有第二稿。 他读第二稿后显得兴奋，对助手形容为 powerful（后来蒙代尔在芝大评论该文时用上同一个字）。 科斯跟着给我的信，只说：“不用担心，你的文章完全满足了我的要求。”
个多月后，科斯给我一封长信，说他和助手一起花了几天再细读我的文稿，提出了二十七处认为要修改的建议，但说改不改由我。 其中大部分是文字上的小修，举手之劳。 有七处比较麻烦，其中三处我认为不应该改。 余下来的四处怎样处理，我决定搁置几个月再想。
到了今年初，科斯催促要看第三稿。 我见时间还多，再等。 四月修改，第三稿花了两个星期，琐碎耗时的是加进五十三个注脚。 四月底科斯收到第三稿，更满意了，对助手说我改了很多。 其实不多，我只是把四处他不满意的地方再写，也删去了部分不易懂但不是那么重要的。 没有听过科斯给其他文章更高的评价，但他认为该文难读，对读者的要求甚高，同时又说这难度看来是需要的。
科斯没有读过第四稿。 那是在正式“交卷”前我从头复核一次所有用上的资料，作了几处小修。 还会有第五稿的，那是要将一处常被误解的再加澄清，而一个重点我认为不言自明，但读者一般看不出其重要性：资源使用的权利界定（私产）重要，但不同的合约组织可以有很大的效率差别，单靠市场的自由选择是不可以达到中国制度的合约组织的。 自由市场不成，计划经济也不成。 成事要靠经济压力——资源贫乏十三亿人要吃饭的压力——也要有一个懂得疏导交通的政权。
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个奇迹，既精彩又重要。一脚踏中这个题材是万中无一的机缘巧合，而我平生所学刚好全部用上。 天助我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