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藩的外表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他不能快步走动，却依旧毫无障碍地跨过门槛，他的脸上也没有太多的老年斑，他的反应称得上快速，看起来不过70岁，唯一可惜的是，他基本失聪了，必须是他熟悉的人在他的耳边吼叫式的说话，他才略微听得清。他出生于1907年，和我们见面时已经整整90岁了。由于失聪，我们的交流很难展开，而且他依旧浓重的乡音我也经常听不懂。他当然也像所有老人一样，喜欢重复，似乎那是生命将逝前，拼命抓住一些确定的东西，或是通过反复诉说曾经的遗憾，来抚平的内心长久的不安。
他就出生于这个老屋中，这幢房子的历史足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可以猜测出，这是个殷实之家。他曾是个青年商人，行走在中国与缅甸之间，腾冲一直就是中缅贸易的重镇，很多中国商人的大半时间生活在缅甸，他娶了一个气质端庄、眼窝深邃的中缅混血儿，后者是缅甸曼德勒市的一家英文学校的老师，她为他生了4个孩子。他经历过日本人在1942年的到来，他商人式的精明帮他回避了很多痛苦，当日本人进村时，他会事先准备好几个鸡蛋与番茄，当他们敲门时，一边主动递给他们，一边说自己是“良民”，他亲眼看到那些迟迟开门的邻居怎样被打得头破血流。
当远征军开始反击日本人时，他已是个37岁的父亲，无意卷入其中，但战争却选择了他。他会说熟练的缅甸语，熟悉缅甸的山地与丛林，他先是成为一名向导然后被迫参军。战争中充满了意外，他和几位战友被大部队甩了出去，不知为何又卷入了缅甸的内战，他看着战友一个个死在身边……他算得上幸运，逃过一次次劫难，他记得一次夜间战友想拉他一起出门，他恰好不在，第二天那两位战友都死在了外面。在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之后，他们这些残留的远征军老兵有机会辗转泰国，前往台湾。他就这样来到台湾，成为被外省人拥挤着的台湾岛上的一个陌生人。他，操持着云南口音，在一家理工学院里当烧水的锅炉工人，他再没见过妻子，在台湾时他接到了她的死讯，而儿女们只有在大陆向台湾开放旅游之后才又见到。
“那是乱世啊，人命不值钱啊！”我记得他总是在说着这句话，他总是提到他的再未见到的第一任妻子，她的那张魅力十足的黑白照片就在客厅的相框里，他的第二任妻子则坐在他身旁。你可以轻易感觉到，他的所有的爱都给了死去的、在照片中光彩照人的那位年轻女人，而不是身边这个白发苍苍、皮肤干黄的老太太。
他带着我参观后院那个小花园，串串红正在盛开，那棵粗大的茶树穿过屋顶伸向天空，他指给我们看他新装修的浴室，轻轻地抱怨说鱼缸里的金鱼为什么总是养不活……他热爱生活，并且期待别人倾听他的故事。他的弟弟也坐在房间里一直陪我们，除去照顾他们的那位中年保姆，他的弟弟是这个房间里最年轻的人，那一年73岁了，儿孙都不在家。偌大的院子里显得空旷，木制老房子和石板路上的青苔散发着久远的气息。有那么几分钟，没有一个人说话，我甚至感觉到时间的静静流淌。
当我要离去时，90岁的老人恋恋不舍，说了很多遍“谢谢”，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或许我们应该留下吃饭，或是不久再来看他，他期望有人听他的故事，尽管这个故事早已被岁月弄得残破不全，但那些往事的悲欢在他的腹中停留了太久，甚至彻底被历史遗忘了，他需要把它们倾泻而出，并被别人知晓。
十六 中国味道
离开腾冲的感受，就像到来时一样复杂。我们坐着夜班车前往昆明，躺在窄小的卧铺上，窗外是一片漆黑，我觉得自己平躺的身体像是传说中飞翔的尸体，镇定而沉默地飞入无尽的黑暗。我40天的旅程，就和这段尚未展开的恋情一样，即将要结束了。
就像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一样，事情的结尾和它的开端没什么关系。我在旅行前对中国的宏大设想，几乎全都消退了。在最后的几天里，我断断续续地阅读着林语堂的《中国传奇》。他用英文将中国古典的短篇小说改写出来，我读到的则是它又被翻译成的现代汉语。这个奇特旅程，一点儿没有减弱它的感染力，我被这些小说的神秘感、简洁、人物奇特的性格、勇敢和洒脱的品质完全征服了，其中几篇我觉得一点儿也不输于爱伦·坡的作品。我在其中立刻就嗅到了那股独特的“中国味道”，说不清那是什么，但我知道它与我刚刚游历过的这片土地紧密相连，而我也是它的产物，但很可惜，这些宝贵的遗产密码已被我们丢弃了好几代。
[1]出自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编者注
[2]西康省：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的一个省，所辖地主要为现在的川西及西藏东部，多数地区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编者著
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我可以坦诚相见，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因为我没失去希望。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林语堂
一
2007年的8月到9月，我与几个朋友在一起旅行。路线不确切存在，却充满了象征意义。从黑龙江的爱辉出发，一直到云南的腾冲。在地图上，这是一条斜线，一位叫胡焕庸的人口地理学家在1935年创造了这条线—“爱辉—腾冲线”，它也被称做“胡焕庸线”。以此线为界，约有94%的人口居住在约占全国土地面积40%的东南部地区，6%的人口居住在占60%左右的西北部地区。
出生于1901年的胡焕庸是典型的“五四一代”，他先后在东南大学和巴黎大学接受教育，像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他学习现代知识既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也当做拯救古老中国的手段。
但是，如果你都不理解自己的国家，你能够帮助她吗？鲁迅不是在1927年说我们是“无声的中国”——“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这些应说的话……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胡焕庸相信人口与地理是了解中国的重要角度，地图上这条斜线不正说明了为何中国是如此的拥挤，人口的压力这样大。深入了解自身，既有助于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也能从我们昔日的经验中获取某种精神与智力的鼓舞。所以，林语堂在1934年手不停歇地写作《吾国与吾民》——中国历史悠长，曾经无比辉煌，也有很多弱点，但它充满了韧性，总是能从挫折中复原；所以历史学家雷海宗在“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完成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的主要部分，他将1937年的抗日战争，比作将近1600年前的淝水之战，上一次战争标志着中国的再生，以南方为代表的新文化主导了中国，而抗日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他多少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剂泻药，帮助中国摆脱痼疾，重新获得勃勃生气。
这些片段总是让我动容。他们让我看到了一个国家、一代人在面对巨大挑战时所作出反应的热忱、丰富与深沉。他们的洞察力超越了时间，以至于70年后，仍滋养着新一代人。
今天，尽管经过多次移民，我们的人口分布仍遵循着“胡焕庸线”的划分，而70年过去了，没有著作比《吾国与吾民》更诚实与美妙地解说中国，其中很多判断似乎是为这个时代而作。
地图上的斜线，不可能成为真实道路。我们的旅行大致沿着它进行，乘坐长途公共汽车我们经过东北的黑土地，在山西浓重的烟尘中穿行，在秦岭中绕来绕去后抵达了风物不同的汉中，然后从川北的绵阳到成都平原，最终进入云南……我们路过很多小城，和形形色色的人谈话，我迅速忘记了试图通过这条“胡焕庸线”来了解中国本质的宏大愿望，但是和这些不同土地、不同人的接触，却带给我某种更细微的触动——他们每个人都经历着时代的迅速变迁、种种的社会运动，20世纪的中国被各种灾难与试验截成了很多不同的段落，人们必须顽强地在其中寻找平衡，为自己创造更大的空间。那个古老中国的很多特性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他们勤劳、忍耐、富有韧性、随遇而安；另一方面，最近一个时期的气质也改变了他们，他们渴望各种“新生活”、不害怕流动性，甚至胆大妄为，也不再能做到精神上的自足……
这次旅行或许浮光掠影，观察或许不够深入，我试着打破在我的头脑中正在形成的某种僵化。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你很可能被书籍、互联网、咖啡馆里的谈话所封闭起来。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是很有可能你只是接受了某种狭隘的信息；即使你知道了，但由于没有亲身的体验，你的知识与理解则流于抽象与苍白；你或许有一个宏观的框架，却没有细节可以补充。双眼、双手与双脚的感受，与电子屏幕很不同。
一个人与一个国家的感情，不是来自于抽象的名词，而是来自于具体的人、山水、食物的味道和对往事的追忆。在很多时刻，一个人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是因为他曾爱上那里的一个姑娘，他的年少时光是在那滴水的屋檐下度过的。也因此，每个人对于他的国家的感受也是不同的，它既具体又复杂，或单纯或浓烈，一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就像是一棵大树和她的树叶，树叶吸收类似的养料，树叶的形状相像，却永远不会有相同的两片叶子。
二
绵阳的北川县是这次旅行中的一站。那是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我记得那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坐在北川县的县志办公室内，和一位县志编纂者闲谈。那是个气氛沉闷的办公室，有着典型的机关气氛，黄色的写字台，绿色的文件柜，鼻梁上架着眼镜的年轻文员正安静地打着字。那位县志编纂者——真抱歉，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则和我们谈着北川县的变迁。
他就是那种我在旅行中经常遇到的中年知识分子的模样，一开始羞涩、谨慎，但当谈话展开时，逐渐变得兴奋，并对自己的知识充满骄傲。他说起了自己如何在“文革”之后考上大学，如何放弃了在绵阳中学教书的好机会，他也向我展示了他刚刚编辑出版的厚厚的地方志，似乎是对他被迫偏安这种小县城的境遇的某种补偿。在谈话时，我偶尔向窗外看去，几个老太太一直坐在街旁，她们的藤椅和她们的年龄一样老。然后，这位业余却热忱的历史学者，还带我们到办公室对面的新政府大楼的广场前，一座大禹的铜雕像正矗立在那儿。这是座新的县城，带有中国很多新建城市的特征——平庸、廉价的簇新，看不到历史的痕迹。
和途经的很多小县城一样，我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不会再来了。但是2008年5月16日的下午，我又来了。
在从成都前往北川的路上，途经安县时，我们的车被拦下。拦车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男人穿一件深蓝色的外套，小平头，而女人则身穿碎花紫色底的衬衫，脑后扎着马尾辫。他们的表情既平静又焦灼，黑黑的皮肤上皱纹深深。我不能完全听懂他们的四川话，大意是，他们住在北川县的一个山里村庄，地震发生后，他们被转移到绵阳的体育场。但是，他们18岁的女儿正在北川中学读高二。昨天，他们找遍了绵阳的医院，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的名单中，都没有他们女儿的名字。现在，他们想到北川中学的现场，看看能不能找到。在说到女儿时，中年女人平静的面孔突然扭曲起来，她开始哭泣。但哭泣的时间持续很短，随即转为平静了。一路上，她的脸上毫无表情，一言不发，眼睛只是盯着远方，迎面的风吹来时，她的眼睛眯起来。
通往北川的道路拥挤异常，我和同事先下了车，徒步向前走。最终，我们抵达北川中学。进入用黄色瓷砖砌成的窄窄校门，我们看到了一片忙碌与混乱，连成一片的蓝色帐篷，绿色的军人、白色的医护、橙色的消防队员、深蓝色的专业救护队，还有各种颜色不等的受伤者、志愿者……这里也是北川县的救灾指挥中心。
校园中心是一大片废墟，4天前，它还是一座六七层高的楼房，一群少年还在它前面的操场上嬉戏。如今，5台吊车正巍然矗立在那里。我走到废墟的边缘，踩在破碎的混凝土块上，发现在灰色的硬邦邦的碎片之间，是各式各样的课本。《优化设计》、《思想品德》、《中国历史填充图册》，我不知道如今课本已是这样的大开本。有两队救援者正在忙碌，一个巨大的水泥柱被吊起——围观者散落在周围，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等待废墟下的亲人和朋友的突然出现。人们都戴着口罩，既是为了过滤掉灰尘，更是为了隔离蔓延在空气里的尸体的腐臭。
距离地震已超过96个小时，也就是幸存者生还的可能性已迅速减小。救援者的动作缓慢，如果你在现场，就会发现在水泥板中将一个人救出是多么的困难，大型机械经常帮不上忙，而用手挖掘又太困难太缓慢。我的同事在一个废墟中心处看到了堆放的、尚未被清理的尸体，柔软的肉体被包围在灰色的、冷硬的混凝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