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再度回到了过去一个世纪知识分子、艺术家们的传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充满悲剧、不断堕落的中国文化图景。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来改变这种现状，但却始终发现，他们力量微弱。
一个世纪以来，我们生活在西方的阴影之下。我们模仿他们，不断自我反省，却发现这种反省并不奏效。鲁迅哀叹、讥讽“吃人的传统”，但是当陈丹青成长时，这些传统已经夭折，但此后并未出现一个新世界，相反的，失去了传统的人，在以更高速度堕落。他不断碰到类似的困境，在他年轻时，他需要打破封闭、需要更多的信息，但他再度回到中国时，他发现尽管面对如此多的信息，年轻人的头脑却以另一种形态封闭着……
他继续求助于传统，求助于记忆，求助于常识。他不断引用着约翰·伯格的名言：“一个被割断历史的民族和阶级，它自由的选择和行为的权力，就不如一个始终得以将自己置身于历史之中的民族和阶级，这就是为什么——这也是唯一的原因——所有过去的艺术，都是一个政治问题。”他重复着民国的精神，民国人的面孔与风范——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与进步之后，人的质量反而降低了。
五
对我来说，此刻的陈丹青，有点像是马修·阿诺德在19世纪末的英国所扮演的角色。阿诺德目睹了英帝国的兴起，中产阶级庸俗的价值观、物质主义，支配了维多利亚时代，他试图通过古希腊传统，来恢复英国社会的贵族精神、对精神世界的追求。阿诺德的批评被形容成“矗在艺术、政治与社会政策的血腥十字路口”。
而陈丹青呢？你当然不能苛求他的知识背景与思维深度，他自己早已承认，他是断层中的一代，缺乏足够情感与知识背景，去企及更高的地方。他也没有打破语言的壁垒，去进入更大的思想与知识空间。但是，他的方式却是相似的。在我们谈话时，他再次提到了，这个时代需要“新的语言”、“新的感受力”，30年前，他为中国的美术界寻找某种“新的语言”，而今他在公众中广受欢迎，仍依赖他与他在文字中的“新的语言”。
当然，他没有马修·阿诺德式样的道德与伦理热忱，他将诗歌、文学视作新的宗教形式。这使得陈丹青的表达，充满快感，却可能变成了某种漂亮的表演，它锋利，却不温暖与鼓舞。我不知道在那他内心深处，是否存在着某种持续的信念。而人类的辉煌，经常是依靠这种信念而不是头脑达成的。
但是，对于这一切，我又怎好意思苛求？陈丹青喜欢说，他喜欢此刻的中国，是因为它“充满剧情”，回想他所走过的53年中，在他那一代人并不稀奇，但倘若和其他国家人的相比，那么这实在是过高的密度了。而且，这些变化中，只有很少情况下是他们主动的选择，大部分时刻，他们是被裹挟在更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中只有极幸运的才能一直跟随自己的志趣。同时，他们又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漫长、庞大、被各种网络交织的社会中，个人很容易被吞噬其中，既浪费了精力与才华，又淹没了自我。此刻的陈丹青不就正在犹豫，是在中国继续观看这“精彩的连续剧”，还是回到纽约重新找回那个安静的自己。
我不知道作为画家的陈丹青的生命是否已经结束，或是未来的历史将怎样记录他。或许他对此并不关心，在他深夜独自作画与听音乐时，想必叔本华经常跳跃出来吧——他试图用坦白承认人生的无意义，来面对人生注定的孤独与无根。我很想知道，这种方法是否真的有效。
刘香成的中国叙事
一
刘香成第一次明确的身份意识与红领巾有关。那是1957年的福州，6岁的刘香成是鼓楼一中小学的一年级学生。小学生胸前佩戴的红领巾，是这个1949年建立的新国家表现自己“先进性”的诸多努力之一，也像很多事物一样，它来自于前苏联的影响。列宁与他的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后，东正教传统中小孩子的“主日课”时佩戴的红领巾，摇身变成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少先队的标志。自1917年以来，前苏联的道路为饱受羞辱的古老中国，提供了意外的选择。
班里几十位同学中，刘香成是唯一没有佩戴上红领巾的。“就像全红中的一点黑，黑就是我，”多年后，刘香成回忆说，“这也是我领会到新中国制度的开端。”
阻碍这条红领巾的是刘香成的出身。原有的社会秩序被彻底颠覆了。在乡村，贫农批斗地主，分了后者的家产；在城市，资本家被打倒，一种求新的观念弥漫在社会气氛中，人们或许尚不清楚该拥抱的新价值是什么，却知道需要抛弃所有的旧思维、旧秩序。鼓楼一中小学位于福州军区的北门，它的绝大部分学生来自军队干部子弟，他们是新秩序中最上层的群体。出生于1951年的刘香成，算得上是典型旧秩序的后代。他的一位外叔公是清朝末年邮传部尚书陈壁，在中国历史上，他的名字除去与中国早期的铁路建设紧密相连外，他还曾挪用了部分福建马尾船厂的经费来修建慈禧太后的颐和园，他还拥有中国士绅阶层对教育的热心，在他创办的一系列学堂培育出的众多学生中，最著名的一位叫梁漱溟。
刘香成的父亲刘季伯则是失序的民国年代中自我奋斗青年的缩影。他的出生地湖南湘潭，山清水秀却很贫穷。在那里，读书、当土匪，或者从军，是年轻人改变命运的三种方式。刘季伯幸运地成为一名将军的助手，并被送入上海的一所大学培训，毕业后他先是成为福建省国民政府的一名官员，然后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小姐叫陈伟雯——陈姓大家族的一位小姐。
这桩地位不对等的恋情，最终成就了婚姻。他们住进陈家赠送的一座四合院里，邻居中有一位叫严家淦，当蒋介石1975年在台北去世时，他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稳定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1949年到来了。刘季伯夫妇没有听从严家淦的建议前往台湾，他选择了去香港，在那里他又意外地成为《星岛日报》的社论作家，为他牵线的则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也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很多人一样，刘季伯的民族情感远远高于党派之争。在1950年的社论中，他将新中国比喻成春天的到来。
刘香成出生在1951年10月的香港，是6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三年后，他的母亲抱着他又回到了福州的老家，因为刘季伯相信“教育还是内地好”，香港只是个小渔村。
在刘香成懵懂的童年岁月里，中国发生着眼花缭乱的、深刻的变革。在国际上，她已在一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中获胜，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第二重要的国家；而在国内，她要更改持续了上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和心理，发动了土改，解放了妇女，镇压了地主、资本家、反革命，将党支部建立到每一个村庄。这种变化不仅是外在的，而且毫不迟疑地进入人的内心。长期受困于“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正在被锻造成同一种力量、同一个声音。当然，牺牲者经常被忽略掉，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一致的声音中，就会被隔离，被视作异端。
6岁的刘香成是如此渴望变成这一致的声音中的一个，但是他有个那样的家庭，而且是出生在香港的华侨。他无法改变自己的出身，便开始作出别的努力。在每个星期三捡石头的义务劳动中，在挥舞着扫把到处赶麻雀的活动里，他特别积极。“我打苍蝇比谁都起劲，”他说，“我的苍蝇都是满盒满盒地交给班主任的。”但是他的成绩单里的政治表现一栏从来只是两分、三分，满分是五分。
他对红领巾的焦虑感到了1961年终于结束了。父亲希望他回香港，内地愈演愈烈的政治浪潮不知会把这个国家带向何方，席卷多少人。
刘香成的离开，变成了学校的新闻事件。在那个准备将自己封闭起来的年代，出国是件稀奇而重要的事。校方特意召开了全校大会，所有的同学都站在操场下，观看刘香成戴上红领巾。
二
当刘香成向我讲起福州的四合院，去追赶麻雀的时光，还有红领巾带来的焦虑时，阳光正穿过木棱的窗户打进屋内，他的银白头发亮亮的。那台同时可以放8张唱片的唱机的扬声器中正传出“一条大河波浪宽”的悠扬女声，时空一下子错乱了。
我们坐在距离北京景山公园不远的一座四合院里，它400平方米的面积比不上福州的那一个，但在日渐面目全非、被巨大钢筋混凝土建筑挤压的北京城中，它散发出历史上“北平式”的悠闲味道。当1994年买下这个院子时，刘香成准备开始一段人生的新旅程。他之前的体验丰富、路径清晰。他是华人世界最知名的摄影师之一，为《时代周刊》、美联社这些世界最负盛名的新闻机构工作过，还经常被授予“第一位普利策新闻奖华人获得者”——尽管那只是1992年的一项集体性荣誉。
我是在2001年2月第一次见到刘香成的，那时他是一家知名新闻集团中国区的高级副总裁，自1994年决定搬到北京后，除去他创办过一份寿命短暂的《中》月刊，为《时代周刊》拍摄过江泽民1997年访美的一组照片外，他逐渐告别了一线的新闻业。他先是成为时代华纳集团的北京首席代表，促成了《财富》论坛1999年在上海的召开。接着，他又加入了澳大利亚人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为其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勃勃雄心，疏导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的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末再次发生改变，她变成了全球最庞大与诱人的新兴市场，蕴藏着无穷的机会，吸引着人群与资本的蜂拥到来。但是，像200年前英国人马嘎尔尼到来时一样，这个市场被种种隐藏的、繁复的规则所左右，涉及权力、金钱、阶层还有敏感的面子。这个国家正在为自己错乱的身份认同焦虑不安。
刘香成发现自己的经历与身份，为了解这种复杂性提供了意外的便利。事实上，自从福州的鼓楼一中小学起，他就一直在练习不断适应新的身份。
三
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处于一个喧闹、动乱、被各种灾难和新观念充斥了的年代，它也是老式的华人社会与殖民地统治的混合体。
刘香成自始就没有对香港产生过认同感。“广东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对于60年代香港的气氛也缺乏兴趣与记忆，想必他在同龄的少年中，再次发现自己像个旁观者。他宁愿生活在父亲所构造的新闻世界里。刘季伯此刻是《大公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也是60年代香港仍旧活跃的“左派”力量中的一员，他的同事包括闻名一时的新闻人，他的桌子对面就是曹聚仁。
他们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尽管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骨子里却流淌着中国传统文人的血液——充满忧患意识。他们密切注视着内地的一举一动，在内心深处，他们或许也从未认可香港，相信这不过是暂居之地，他们终究要回到广阔的内地的。他们穿着整洁的白衬衫，参加红五月歌唱比赛，为中国取得每一次进步而欢呼。但是，他们也感受到内地气氛的变化，那个曾代表“春天”的政权变得让人越来越不安了。毛泽东像挂在中环的中国银行大厦的外墙上，个人崇拜和暴力语言开始流行。新闻也有了意识形态，而作为“进步报纸”的《大公报》是不能报道阿波罗登月的，因为“它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而香港要与内地保持一致。
刘香成记得父亲私下的抱怨。事实上，高中的岁月里，他已经对国际新闻了如指掌。暑假在家时，别人都去玩，父亲却让他把美联社、路透社的新闻，翻译成中文，然后由他来改。所以，当他1970年决定前往美国上大学时，自然希望学习新闻。父亲的一个老朋友制止了他：“新闻是实践。”所以他选择了国际关系——这多少也是他翻译了那么多国际政治新闻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