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越来越承认，我头脑中杂乱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目前混乱的价值观一样，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我这一代注定在种种的矛盾与冲突中成长，内心的困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应将这种困惑不加掩饰地表达出来。
小镇青年
一
宁竟同对于那段闲散的时光记忆犹新。作为赵树理文学院作家班的一名学员，他对于自己的文学道路憧憬不已，他已经在《山西文学》上发表了两篇小说，使用的是“西波”的笔名。这是1990年春天的太原市，在每个傍晚，他和他的年龄各异的同学们从食堂散步回所住的招待所，他们无所事事，也无所不谈。他记得那个“腼腆、羞涩”的小个子同学，他总是穿着大头皮鞋，一条宽大的牛仔裤，似乎“总善于让自己带有艺术家气质”，他也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太阳挂在树杈上》，技巧明显稚嫩。
宁竟同坐在北京石景山区一家自助火锅店里，回忆起16年前的太原时光。他穿着一件有点皱巴巴的白衬衫，将打了一个生鸡蛋的啤酒一饮而尽，我们之间隔着一桌子看起来不那么新鲜的羊肉、白菜与土豆片，那台布满油腻腻的灰尘的立式空调发出的噪音一直没有减弱过。我们的谈话进行得比预料得更愉快，尤其预先设定的主题——那个“羞涩、腼腆”的小伙子——转变为文学理想和命运安排时，气氛更热烈起来。
宁竟同如今是一名不太成功的编剧、一个丈夫和一个孩子的父亲，住在火锅店附近一套租来的公寓里，他在不同的剧组间游荡，在自己无法左右的剧情上删来改去，等待成为一名著名的编剧，让家庭生活更为稳定。
过去16年的生活颠簸不平，造化弄人。他的原本清晰可见的作家梦在1990年夏天遭遇了意外的打击，之后很长的时间里，他回到了少年时代在山东、山西流浪时从事的老本行，成为一名装修工人。在装修了很多太原的人家之后，他在2000年前后来到了北京。他的文学梦看来已经破灭，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气息与80年代已完全不同，文学不再是时代中心，那个在《人民文学》、《收获》上发表一篇小说就名满天下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他在意外地摆脱装修工人的生活后，开始为一家个体出版商工作，这些风起云涌的个体出版商是1992年开始的全民经商热潮的一部分，一些昔日的诗人与小说家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他们既为了摆脱物质的困顿，也期待或也可以满足自己的梦想——出版自己喜欢的书。宁竟同为之工作的出版机构创办人是简宁，在80年代他是一名热情洋溢的诗人，以性格豪爽和具有理论素养著称。他和他的朋友作家莫言共同创办这家出版机构的目的很单纯——“出版朋友的诗歌与小说”。
宁竟同的第一项工作是《贾樟柯电影》丛书的编辑。于是，在2003年的夏天，宁竟同再次见到了赵树理文学院的那个小个子的同学，13年前稚气的文艺青年，如今是中国最著名的青年导演，是“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宁竟同吃惊地发现，后者已变得如此成熟、自信，在坐满了年长的哲学教授、诗人与艺术家的饭桌上，刚过30岁的贾樟柯毫不羞涩地发表对于政治、社会与艺术的看法。
我和宁竟同的火锅边的谈话，是以一篇他在10年前写的关于命运的小说结束的，尽管我们四周坐了赤裸上身、被啤酒弄得面红耳赤、情绪激动的大汉，但我还是被拽入了小说浓重的宿命色彩中。
宁竟同是我在2006年夏天的一连串人物采访中的一个，我想写一篇关于贾樟柯的文章，被访者是他的童年玩伴、同学、合作伙伴。但是，在每一次接触后，我的头脑中总是闪现出博尔赫斯的那篇小说的名字《小径分岔的花园》，在人生的每一个横截面，他们似乎都站在同一个起点，在短暂的相伴之后，他们的轨道变得如此不同，一些人继续向前，大多数人则被甩出了轨道。在他们身后，则是中国社会在过去30年的激烈转变，一切我们昨天还信奉的铁律，到今天就一钱不值，人们在颤动之中，经常拼命却徒劳地抓住他们认定是确实的东西。
二
我对于贾樟柯所知甚少，大约是7年前，我在《天涯》杂志读到他的同学顾铮回忆他们的“青年电影实验小组”的文章，我忘记了细节，却被其中弥漫的年轻人倔强而努力的情绪深深打动。在一位昔日同事的家里，我断断续续看了《站台》，我感受到其中的情绪，却没有得到期待的打动。我猜这多少与我对所谓的新生代导演的排斥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年轻电影导演中，他们的姿态感过分鲜明，他们借鉴了太多的所谓前卫的元素，拍摄的主题不是摇滚青年就是同性恋——他们总处于边缘，他们为了反叛而反叛，而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甚至不知道贾樟柯与这一潮流有什么区别。我成长在一个过分迷恋文字的传统里，对于镜头到底能表达什么充满着不信任。
这也与我的经历有关，我的童年从乡村到军队大院，那是两个各自封闭的世界。我的成长路径是书本上所描绘的知识分子式的，甚至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读书、进入名校、一心要成为社会的金字塔的顶端，每一个阶段的过渡都是过分平稳，没有暂时的卡壳，也没有无所事事的游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对于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中国正不可逆转地进入一个全球时代，我和纽约、伦敦、东京的青年都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我们分享同样的人类文明，并将共同创造新的奇迹。那时，我很少受到身份的认同所困，这反应在我的写作和谈话中，我毫无障碍地引用了埃德蒙·伯克或是伯特兰·罗素的字句，相信我在精神上正和他们是同代人。这给予了我知识上的庞杂结构，却也令我经常陷入一种无根基所带来的虚幻之中。我是在书本上成长起来，所以每当脱离书本时，现实给我带来的总是困惑与不安。我了解罗素在1922年所描绘的中国人，但这与2006年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我知道伯克所分析的法国大革命，这能帮助我看清今天中国社会的变化吗……
随着年龄日增，我对自己日渐不满，我经过了训练，掌握了技巧，却不知道该表达什么，什么是我写作的主题。即使我再熟练地谈论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的历史与思想，看起来，我也不过为他们增加了新的注脚。我渴望自己的独特声音，我想知道什么才是我内心的真正源泉，能够驱动我一直向前。
人的思想成长总是充斥着被打断，并以意外的方式重新组合。在我的头脑充满不安时，在奈保尔、林语堂之后，贾樟柯却出人意料地闯了进来。出生在加勒比海上的狭小的特立尼达的奈保尔，一生纠缠在他对于自己的祖国印度的辽阔与复杂的渴望之中，这种渴望又经常被现实的混乱与丑陋所震惊。而出生于福建的传教士家庭的林语堂一直到20多岁，才听说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他感到愤怒，因为自己“被骗去的民族遗产”，他记得自己“在童年已经知道约书亚的角声曾吹倒了耶利哥城”，却发现“任何洗衣工都比我更熟悉三国时代的男女英雄故事”之后，他开始了对中国的探索之旅。他们讲述的都是一个追寻的故事，最终发现，他们与他们的国家或甜蜜或紧张的关系，是他们的情感与创造力的源泉。
但是，我不能假装与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是多么亲近，我读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作品，并延伸阅读了钱穆，甚至前往他的家乡无锡七房桥，钱穆将之美化成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代表。或许林语堂和钱穆描绘的中国，都是真实的，但至少是在表面上看起来，她的确不再和我有那么清晰的关联。
对我这一代人来说，这个既生机勃勃又粗鄙不堪的中国，似乎才是真实的中国。但长期以来我对她采取了漠视态度，我不相信她因为长期挣扎在物质与思想的匮乏边缘，而会有什么特别的闪光，值得我去研究与沉思。在漫长的智力成熟期，我总是期望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那是20世纪60年代的柏克莱，20年代的巴黎，1914年之前的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或者干脆是巴纳耶夫所回忆的“群星灿烂的年代”，那都是人类情感与智慧的青春时代，年轻人通过音乐、绘画、小说、政治、诗歌、建筑，甚至暴力探索一个新世界，他们拥有想象力和勃勃雄心。
总而言之，我生活在一个借来的时空里，认定那样的情感与智力生活，才是值得吸收与挥霍的。但借来的时空或许充满新鲜和振奋人心，却似乎注定像人造阳光一样，难以制造真正的光合作用。
三
像很多人一样，贾樟柯迅速获取的罕见的声誉促使我对他产生好奇，自从1997年的电影《小武》以来，他的每一部电影似乎都获得了国际性的认可，他出生于1970年，即使放在世界范围内，他都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成就的艺术家之一。
但更进一步了解贾樟柯的欲望，却不是通过他的电影，而是来自于他个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05年年初，我们被相互介绍给对方，却只是握了手，好像什么也没有说。第二次则是在上海，在酒店的柜台前，我们一起等待check in，他和我的同事小晏随意地聊天，诚恳而真实。再然后，我们邀请他为杂志写文章，他的语言比编辑们估计的要有魅力得多，他像一个作家在写作，却比大多数作家要诚实得多。在北京东四环的一间餐厅里，我还发现他拥有谈话的天赋。那天，他刚刚从重庆市的奉节县城归来，他的新电影《三峡好人》是在那里展开的。
“我们不要再说中国仍处于转型之中，我觉得转型已经完成。”我对于他的这一句话记忆犹新，他谈到了刚刚的拍片经历，他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人没有赶上拆迁分房子的末班车，只能住在桥洞下，就像家乡煤矿已被既得利益者垄断，它们似乎都预示着中国社会的转型的结束，资源的分配已成定局。他谈到了一心想推销一切的少年，记得奉节人不是问“你做什么工作”，而是“你讨什么活路”，在为基本生活所困的奉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展现出一种令人赞叹的生命力。
他说对于中国迅速的变迁而言，他的“摄影机镜头记录得实在太慢了”。他回忆起10年的电影生涯，并按照它们所试图捕捉的时代情绪而排列在一起。《站台》，它讲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一个县城里一群年轻人的生活。《小武》，它讲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社会变革波及基层社会之后，一个人面对身份重新定位时的矛盾。第三部是《任逍遥》，它讲的是一个依赖能源生存却面临资源枯竭的城市的生存状态。到《世界》的时候，贾樟柯把摄像机对准了一个充满了复制的世界公园，它就像是今天的中国，它是一个由赝品构造的埃菲尔铁塔、金字塔、银座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行走、交谈与相恋……
尽管他说自己已没有昔日的因对于未来的憧憬而伴随的激情，但是他的谈话仍是如此富有魅力，他的语音平稳，节奏不缓慢也不急迫，最为引人瞩目的仍是他从不放弃的个人视角，他总是在谈论自己所正在思考的和想象的，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的质疑，不管它是否拥有成熟的结论，或者是否拥有前后一致的逻辑，他都真挚地表达出自己的困惑。
没什么比他在思考上所展现出的真诚更动人的了。他充满热情地去探讨，在一个旧价值观迅速被颠覆和抽空，而新的元素则相互扭曲地拥挤进入时，人们头脑中与内心中的既空洞又杂乱的状态到底是怎样的。这是另一个中国的故事，它不是发生在北京、上海的五星级酒店里，不是新建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公路、庞大的市场以及令人惊讶的劳动力储备，而是发生在人们所处这个价值失衡的社会里的内心焦灼。
我被他的谈话深深触动了。我突然惊异地发现，尽管面对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浩大的社会变革，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却表现得无动于衷。我当然也是其中之一，尽管一心要生活在一个更波澜壮阔的年代，但是却对身边的深远变化视而不见：几亿人从乡村搬入城市，昨天还生动有力的思想到今天已变得僵化不堪；先是所有的人都谈论政治，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金钱；昨天人们还只是在电视上看到美国人、欧洲人是这样的生活，今天已是自己身处东京、巴黎和纽约；一些人突然变得无比富有，而另一些人则沦为赤贫，财富在增加，但不平等似乎增加得更快……生活在其中的中国人，是如何作出应对的。他们外表看起来是千篇一律，内心却可能起伏跌宕。个体的故事，或许没有一眼可知的英雄主义与诗意的场景，却以另一种方式传达了人的希望与尊严。
四
我找来贾樟柯的电影、关于他的文字记载，和与他相识的人交谈，甚至专门前往了在他镜头下拍摄了很多遍的汾阳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