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得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我自己解释说：故乡本也如此……”在100元一张门票的鲁镇入口处是鲁迅雕像，底座上引用了他在《故乡》中的这一段话。
或许，故乡本就如此，而人世也是如此。鲁迅的旧居太过拥挤，于是我去寻找秋瑾的遗迹。在20世纪20年代末感慨“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在秋瑾小姐就义之处，他们常走，然而忘却了”。
城南和畅堂的秋瑾故居，以及胜利路上的大通学堂空空荡荡，游人寥寥。那间督办室内仍旧是白墙木桌，秋瑾的墨迹“读书击剑”被装进玻璃框内挂在墙上。好一笔刚劲的字，就像秋瑾给自己的号——“竞雄”。1907年7月13日，她在这间办公室被捕时，穿着白衬衫、黑哔叽长裤和皮靴，英气十足。这一年她32岁，裹过小脚、当过官太太、生过两个孩子、去日本留过学、研制过炸药、办过报纸、结过社，在她的朋友的记忆中，她勇敢、尚武，钟爱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心要推翻满族人的统治，倡导男女平等。她的性格比她的主张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记得她从日本归国前的欢送会上说“归国后，若有人投降满虏，吃我一刀”，然后从靴筒里抽出一把短刀，啪的一声插在演讲台上。
即使透过那些黑白照片，我还是想象不出这些革命者的模样，他们在那时遭遇的困境，以及他们内心的勇气。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里，中国充满了起义、暗杀、爆炸、慷慨就义。一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像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一样，希望用暴力来终结旧秩序。他们将个人的困境、国家的困境，都归咎于满族人的政治统治。这份或许单纯得近乎幼稚的信念，给予了他们过人的力量。
很可惜，他们的人生与选择，却被抽象化了。历史的复杂性，也从历史叙述中消失了。到了绍兴，我才发现秋瑾的同乡与同志，刺杀安徽巡抚的著名的徐锡麟，原来在革命中深深地受困于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当他在安庆向士兵发表演说，争取他们的支持时，那些士兵其实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当他杀死恩铭后，跟随他的士兵，从100多人减少到30多人。而秋瑾，她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但是进行一场与政府的对抗，唤醒民众的支持，却需要更强大的组织能力。原定在杭州的起义，尚未开始就终结了，秋瑾上了断头台。
她的死引发了复杂的反应。审判秋瑾的山阴县知县李宗岳深感愧疚，上吊身亡，生前他备受百姓爱戴；一大批官员被罢官；而那位告发秋瑾的绍兴府学务胡道南，在1910年被另一位革命党王金发刺杀，但是，你又很难说他只是一个腐烂、卑劣的清政府官员。给秋瑾撰写了碑文的蔡元培也同样写了《胡道南传》来悼念他，而趋向自由的《白话报》也在悼念文章中说：“胡君平生待人和善，学识丰富，遭遇惨祸，友人痛惜。”
转折期的历史充满了彼此矛盾的征兆，你难以用单一的角度去理解它。1905年后的中国，像是在进行一场赛跑。新政所催生出来的建设性，革命的摧毁力，还有旧政权的腐烂速度，并存着，相互赛跑，看谁能获得领先。
满人的政权在1911年崩溃了。但是，中国却没有变得更好，对于革命的种种憧憬开始褪色。鲁迅的感受与思考，是那个纷乱和复杂年代的最好的描述。
革命者想解救民众，她的鲜血却只是他们无效的药，那些不断到来的新名词、新口号、新政体，却像是“城头变幻大王旗”，而那些“光天化日、熙熙攘攘，则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100年前的秋瑾为女人的独立而呐喊，渴望见到男女平等的社会。但如今她的雕像对面的橱窗里，街道上的整形广告上，都在暗示“那样的女人更平等”。
买了100元的门票，进入鲁镇，在入口处紧邻着鲁迅雕像的，是一块上书“民族魂”的石碑，红色题字来自中国前任领导人。它的意思似乎是双重的，“民族魂”需要来自权力的认可，“民族魂”也要迅速折换成现金。
钱穆的中国
一
在前往无锡的路上，我时断时续地读着美国人杰里·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
车窗外正是江南的阴郁天气，小雨下下停停。平坦宽阔的一级公路已把那些布满蜿蜒河流的小镇联结到一起，沿途不时出现的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表明鱼米之乡的长江三角洲已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
穿过昆山，绕道阳澄湖。在一家临湖的餐馆里，我第一次吃到了阳澄湖大闸蟹。湖面上寒风瑟瑟，烟雾渺茫，屋内一壶黄酒温暖滋润。这是一次意外的旅程，大约一个月前，我迷上了钱穆。
9年前，在选修的历史课上，一位姓罗的青年教师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时间来到魏晋时，他戛然而止，决意让另一位老师讲述接下来的课程——因为中国历史的青春期到魏晋时终止，再无心醉神迷之处。在告别前，他推荐了钱穆的《国史大纲》。
在刚刚开张的北京大学南门的风入松书店里，我找到了黄色封面的商务印书馆版的《国史大纲》。这是一次注定夭折的阅读历程。竖排的繁体文字、文言语句、布满正文的注解，中国人熟悉了上千年的行文到了我这一代已变成了陌生的丛林。我对于钱穆的身份仍有质疑，出生于1895年的他，在“五四”之后的那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身份不明。
新文化运动让我沉醉的是它的激进因素，是那种将传统一股脑儿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进步”，在我们的词典中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大学与中学政治课是多么空洞乏味，我们其实都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的信仰者，我们要不断抛弃陈旧，进入一个新阶段；为了一个更光明的明天，我们可以对昨天与今天毫无眷恋，甚至残忍异常。
中国传统看起来早已无力面对现代的挑战。鲁迅的大部分篇章我都没了印象，却始终记住他对青年的告诫——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线装书理应被扔进茅房，儒家礼教中只写满了杀人，传统中国就是裹着小脚的媳妇……“传统”与“现代”在我们的谈话中被滥用，似乎真的存在着那么一个时刻，所有的东西都改变了，带有现代意味的都值得赞扬，而任何“传统”都是阻碍，必将被历史的车轮碾碎。
在我阅读所及的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中，钱穆混杂于一群人名中，他被提及，却似乎从来不与时代旋律相关，他是少量对旧世界如此钟情的顽固派，在李敖的记录里，他在晚年时还为蒋介石唱颂歌……
对钱穆的初次探索不了了之，甚至罗老师在我内心短暂地激起的中国文化的青春期热情也迅速消退了——诸子百家、魏晋风度与我所生活的现代中国看起来毫无关联，阿诺德·汤因比或者Google兄弟比他们更有力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二
是史景迁促使我再次对中国传统产生了兴趣。“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在对邓尔麟的《钱穆与七房桥世界》的书评中，史景迁询问说：“究竟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相互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在一个标榜全球化的时代，认同危机却覆盖到每一个角落。在一个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克服地理障碍的时刻，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身份焦虑不安。
这些危机有一些源于古老的传统，另一些则是由一个崭新的全球性的时代带来的。人口的快速流动、相对价值观的普及、不同文化间的融合，这一切却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想知道：“我是谁，我的截然不同之处是什么……”不同的国家依赖不同的方式寻找独特性，塞缪尔·亨廷顿写道：“日本人在痛苦地思索，他们的地理位置、历史和文化是否使他们成为亚洲人，而他们的财富、民主制度和现代生活是否使他们成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个寻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寻求特性’，土耳其处于‘独特的特性危机’，俄罗斯处于‘深刻的独特性的危机’……”
中国依靠的是什么？在这一轮“中国热”中，中国被描绘成世界上最富潜力的市场、最大的生产基地，中国人像40年前的日本人一样蜂拥到世界各地，拍照、购物、参观遗址……成长的经济力量赋予中国人一种新的自信与不切实际的骄傲，但他们身上却看不出令人欣赏的品格，生机勃勃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活力，却没有让人心生向往的魅力。更紧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中国人与由众多个体连接在一起形成的中国社会，似乎正失去他们的灵魂，金钱作为这个社会运转的主要润滑剂与兴奋剂已被过度使用。
历史最终还是报复了我们。我这一代人粗暴地理解了历史，将世界看做一幅实用主义的图景，把任何事物都当成了手段，最终我们要承担缺乏生命意义的痛苦。
钱穆心目中的中国则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同样是课堂时光，我在为历史不可避免的方向性与残酷性而辩护，而钱穆则让他的学生描写红烧肉的味道，描述风穿过松树的声音……在我们为今日中国信任网络的坍塌而叹息时，却通过钱穆发现那个封建礼教的社会通过“礼”来维持了一个值得依赖的价值系统与保障体系。
三
好笑的是，我对钱穆的缓慢了解，是从这两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开始的。在邓尔麟那本1988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的著作中间，印刷着十几幅钱穆家乡无锡七房桥的黑白照片，水乡气息与中国古建筑的上翘房檐，亲切不已。到无锡时已是夜晚，小雨仍未停。霓虹灯与汽车烦躁的鸣笛声，打破了我的遐想。那些丑陋的、千篇一律的建筑又出现了，几层的小楼，白色瓷砖墙，深蓝色玻璃，中国所有的市镇，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西部还是东部，总是惊人的雷同。在这座盛产文人风雅的城市，同样到处都是房地产的广告，园林风格早已被遗弃，人们最热心的是“剑桥风格”、“北美别墅”。毫无例外，市中心被太平洋百货这样的购物中心占据着，在路边散步时就像走在缩小一号的上海淮海路上。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路，没关系，麦当劳总是处于市中心，而离麦当劳不远处必有肯德基连锁店。历史悠久的无锡小吃店与麦当劳遥相呼应，圣诞节刚过，给我们端上灌汤包的姑娘们都戴着红色的帽子，她们在为圣诞老人尽未完成的义务。夜晚，在东林书院的遗址喝茶，雨打窗外的竹林沙沙作响，400年前的读书人也正是在同样的情景下谈论国事的吧。世界早已改变，我们身后的一桌人正在谈论他们的新生意，过去几年中在中国兴起的商业用语弥漫着整个空间，他们在说“团队精神”、“执行力很重要”、“细节决定成败”……临睡前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都在进行卡拉OK大赛，年青一代们都在把不费吹灰之力的一夜成名视作人生理想。
第二天清晨，我们前往七房桥。在钱穆成长的年代，从无锡县城出发，如果走水路，4个小时就能到达钱家门前的傲啸泾，这是由钱穆的祖先所修建的。这个家族漫长的历程，正是中国社会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社会动荡，是因为家族遵循着“礼”，它为家庭生活提供准则、价值观，它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当“礼”由家族扩展到整个社会时，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支配着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这套价值还可以应对自19世纪末开始的、被张之洞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吗？作为“礼”的化身、一心要成为道德楷模的君子的中国知识分子，被中国政治革命中的兰波式人物邹容称为“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钱穆从一开始就要面对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的拉扯——一方面是现实的国际环境的残酷，中国面临的亡国之灾；而另一方面，他依旧看到了那个存于诗词典籍中的士大夫的风雅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