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灾的新闻，伴随着我的旅行。到了巫山时，电视新闻里几天前的严峻形势，变成了高奏的凯歌。从中央电视台，到曾经身陷困境的贵州、湖南等地方电视台，它们的新闻报道都沉浸在一种胜利的气氛中。那些被困在车站、公路、火车上的哀愁的脸，那些因停电而陷入黑暗的城市，如今换成了正在吃着热气腾腾饺子的小家庭，一位贵州的大学女生激动地说，在绝望之中，中央一直记挂着我们。那些工人们在山坡上修复电线、解放军用铁锨拼命铲雪的场面，还有总理鞠躬的镜头，被反复播放着……
我突然想起了火车上那对目光茫然的夫妇、徒步的杜登勇，还有湖南郴州那50元一根的蜡烛……这一切好像已是陈年往事。
电视荧屏上，经过适当选择的信息流动着，每一幅影像都取代了前一幅，记忆变得短暂、脆弱。我经常在想，这些早已在单一逻辑中经过选择的信息碎片，在一刻不停流动于人的眼前时，它对观看者的思维与情感的摧毁力该是多么强大，这样的力量将会重塑一个怎样的社会的头脑与内心？
我操控着手中的遥控器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个频道。我记得1983年，我家购买了第一台电视机，14英寸的金星牌，耗去了我的父母整整两年的积蓄。那个黑盒子一样的电视机，屏幕是凸起的，而非日后的平面直角，它能提供的所有选择都表现在8个频道按键上。
那时，每个人都通过同一个渠道了解世界，打发时间。那单调匮乏的生活，似乎是转瞬之间就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我忘记了卫星电视兴起的确切时间，大约5年前，我开始觉得电视台多得看不完，它们的背后还代表着某种微妙的权力变化。每个省都推出了足以覆盖全国的卫视频道，并致力于将自己的影响力推进到其他地区，进而吸引到全国性的广告商。这些竞争者中最成功的是湖南卫视。
在中国版图上，湖南人民以风格彪悍、爱吃辣椒著称。在20世纪，更因毛泽东的出现而占据了特殊的位置。
地方与中央的权力争夺，是中国历史上永不落幕的戏剧。当武力确保了表面的稳定感时，经济与文化上的较量则一直进行着。湖南卫视与中央电视台的争吵是令人感兴趣的例证。那是2006年的夏天，来自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半公开地指责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栏目格调低俗。那时，《超级女生》正成为中国电视业的“奇迹”。它把相貌与才智都平平的普通人，推到了舞台中央，并且通过手机网络，创造了“一人一票”的形式。它所引发的全国性情绪令人意外，却可以理解。
3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权力逐渐退出个人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人们被长久压抑的热情开始释放。这留出的空间，一大部分迅速被商业所占据，用以满足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但是在旧有意识形态坍塌后留出的精神空白，人们所需要的群体感，参与公共生活的热忱，却始终未能找到对应的空间。而与此同时，物质与信息的丰富，早已刺激起新一代人的欲望和野心，他们想要的更多，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
娱乐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选择。它是安全的，没有直接对官方权力和意识形态提出挑战，又简单得人人可以参与，那种由迅速变化的社会给个人精神世界带来的紧张感，可以在假造的喧闹中得到暂时的遗忘。
中央电视台曾经是那套僵化意识形态的代表，它的主持人高高在上，静止不变的表情与波澜不惊的语气，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非人格化的秩序。而湖南卫视则意味着新选择。它用偶像剧、插科打诨的综艺节目、公开暴露的私人生活、还有群体卡拉OK式的演出填充了电视屏幕。
这场较量是饶有趣味的，不仅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像是大卫与歌利亚，而且还因为在它们表面相异之下是惊人的一致理念。权力的语言与娱乐的语言，不都以无休止地重复单一词汇和情感，来窒息人们的感受力，从而放弃对真实世界和人内心渴望的探索吗？有时候，《新闻联播》与《快乐大本营》真像是孪生兄弟，对于前者，你分不清楚领导人今天的讲话和昨天又有什么区别，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稳步提高，国家总是处于进步中；而对于后者，整个世界似乎都被简化成那几十个明星的名字，笨拙的重复性模仿变成了一个人才能的唯一体现。前者喜欢使用的“大步向前”、“历史性的进步”，被后者替换成“真的好经典”、“大师风范”。甚至连主持人的风格都没有那么大的差异：前者像是一个恒定的语言，充满了制度与机械的力量；而后者则是人工的塑胶、玻璃与电子混合品，染上过多艳丽的人工颜料。它们都一样缺乏真实、具体的人的气息。
它们的一致性，也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内部转型获得确认。当这个代表着国家权威的垄断声音试图拥抱市场时，人们立刻就发现了在它严肃外表下毫不节制的物质欲望与市民趣味。从《新闻联播》到《星光大道》与《非常6+1》，不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体现吗？
湖南卫视的成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竞争，这场号称实质是“市场创新”的竞争的比赛，变成了“复制”速度的比赛，谁能更快速地复制来自于日本、中国台湾或欧美的电视节目，谁就变成了优胜者。如果通过电视节目来看待我们的国家，那么这真像是个滑稽的、小丑式的国家，人们模仿、撒娇、自恋、浅薄……
我知道这些信息在潜移默化中已经塑造了我们的内心，在某种程度上，这个社会的思想与情感像是由卡尔·马克思的教条、麦克卢汉的媒介论与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论来共同统治的。
二
李家沟大桥下土坑的地形，比我想象的更复杂。“你只要拿这个闪光灯，对着纪念碑，然后同时按这两个钮，”几分钟前，我的摄影师朋友高远叮嘱我，然后他指着黑魆魆的远处，长江水应该在那儿流淌，“那就是三峡移民纪念碑，我半小时前才发现。”
我顺着他的右手，只看到一片夜色。已是傍晚7点钟，奉节的夜生活已经开始。李家沟大桥像是两种生活的分界线。在桥的这一边，是城市的休闲广场，一家又一家的餐厅、旅馆、舞厅、商场连接在一起，用霓虹灯管塑造的店名，姿态夸张地吸引着过路人的注意力。但在桥的另一边，却仍是一个待建的城市。我不知道，那个深度估计超过50米的巨大土坑，是准备修建新的建筑，还是等待被填平。我看到了那幢修建好的海成大厦，楼地基的一半似乎已悬空在土坑上。
我依稀记得三峡移民纪念碑的形状，那是在《三峡好人》的电影画面里。确切而言，是电影中的那句令我过耳难忘的台词“3000年古城要在两年内拆迁”促使我开始这次旅行的。我记得贾樟柯有一次对我描绘他在奉节5个月时间里的拍摄经历。“我的镜头跟不上这种节奏，”他说，“一开始，我能看到一座旧楼在远处，在短暂回北京后再回到现场，楼房消失了，紧接着，另一片建筑又倒塌了，即使摄影机镜头保持着静止，里面的空间也早已面目全非。”
这句话成为今日中国的某种隐喻，变化宽阔、庞杂、没有规律、无视个人的意志，以至于人们要用镇定自若或麻木不觉来对应这种变化。在贾樟柯经常去的一家小餐馆的平台上，一端的围栏甚至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老板娘神情淡定地站在平台边上炒菜，她的身后几步就是山崖，下面流淌着长江水。在《三峡好人》这部电影中，那块像是摆放歪了的俄罗斯方块的三峡移民纪念碑，就像那座在夜晚突然闪亮起来的彩虹桥一样，是行政力量的象征，前者意味着旧世界的结束，后者则意味着新世界的到来。在电影的最后，这块始终没有竣工的纪念碑，像是天外来客一样，突然飞上了天。
真实的纪念碑依旧“停”在那里。它矗立在长江边的一个土坡之上，依旧没有完工。要抵达那里，我必须要穿过那个巨大的土坑，然后再爬上小山坡。原以为10分钟的路程，我走了整整30分钟，路程中被永不消退的黄土所包围，间或有一辆汽车穿过我身旁向江边行驶去，而江心不断有一道光隐隐射来，那是停泊在江面上的客轮。而那幢海成大厦，则一直悬立在那里，我担心它随时会倒塌下来。
纪念碑仍旧裸露，像是在进行一场永远没有完成的告别仪式。我对着它按下闪光灯键，一道白光突然将它包裹起来，突兀在夜色里。我想知道，在李家沟大桥上的高远的镜头中，这一场景将如何再现。
这感觉和这一天下午的经历混合在一起。在这个晴朗却多风的下午，我和朋友先是参观了孤零零的白帝城。长江水位上涨，它变成了一座孤岛。80元的门票，你看到的是民间传说与历史事件的混合体式的展览。尽管它夸耀其历史足以追溯到1800年前的东汉末年，但它最古老的建筑只是来自民国年代。有关刘备与诸葛亮的连环壁画与人工雕像构成展览的主体，他们间的关系代表着忠诚、信任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感。我还在奉节旧城闲逛，太阳已下落，天色是那种忧郁的灰蓝色。江边是一座巨大的垃圾场，汽车轮胎、门板、砖头、钢筋、陶瓷马桶，似乎这座城市可以被拆卸的一切都集中在这里。一群白灰斑点的小狗突然一阵风似的从坡上奔下来，激起尘土阵阵，然后它们相互撕咬着向远处跑去。垃圾场的帐篷中，有人在打麻将，一个中年妇女正抱着一捆白菜向露天灶台走去……从老城回到新城，我还路过了一场葬礼，人们散乱地挤在灵堂前，气氛热闹，似乎在等待吃饭，若不是那些花圈，我搞不清这是葬礼还是婚礼。
站在三峡移民纪念碑前，我知道自己被一种荒诞感所占据。“这地方选得不好，很多地方在继续灌注混凝土，”我记得那个家从旧城搬到新城的圆头圆脑的小伙子这样说，“很多专家都已论证这地方有问题，但是领导还是决定建在这里。”
“你们不担心吗？”我问他。
“不担心，大家不都住在这里？别人能过，我们也能过。”
但是，在语气里，我似乎能感受到这是一座建立在不确定基础之上的城市，就像那幢海成大厦。
从前，我是如此喜悦能发现这种荒诞，它为我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兴致盎然的视角。但是，荒诞却同时腐蚀了我的感受力，或许还有我的心。我担心自己变得嘲讽，用冷漠和厌倦看待眼前的一切。在内心深处，我也并不相信每个普通人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英雄”，那是另一种不诚实。
夜晚的航船穿越了黑糊的夔门，白昼里它美得让我心驰荡漾，黑暗中它则高大而神秘。下一站，我将前往万州，然后是重庆。但我开始对继续记录我的见闻已感到乏味，我不喜欢自己过分浮光掠影的观察，它似乎未能触及这个国家、这里的人民更深层的肌理和内心的秘密——当然，也有可能，深处其实也只是空无一物。
三峡的行程，就告一段落吧。下一周，我试着谈点别的，但愿我能发现点儿不一样的东西。但愿，我能让自己温暖、兴致高昂而不是怀疑与刻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