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出版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一书。我不是经济学家，讲的是普通人都能懂的常识：中国的经济，就像一个一身肌肉和力气的青少年，给人扛大包来钱最快；读书则不仅挣不到钱，而且还会倒贴钱进去。如果你是位负责的父母，有个16岁的壮实儿子，你是让他扛大包呢，还是让他读书呢？我的答案虽然并不是一心读书、万事不问，也会适当地让他自食其力、扛扛大包，但是，我会督促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
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劳动力异常便宜，加之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人口红利，所以在劳动力供给处于顶峰时被抚养的人口相对较少。所以，中国有既便宜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就像沙特阿拉伯有既便宜又丰富的石油储量一样。单纯发展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就像靠卖资源而繁荣的国家一样，当然要想到这些资源卖完了以后该怎么办。实际上，中国马上就将面对这样的前景：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将逐渐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比例将日益增高。当廉价而丰富的资源日趋萎缩时，难道中国的经济还能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吗？
我当时的论点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理论。《经济学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报道，中国存在着低薪、低技术的陷阱。本来，到中国的外资，多是来自发达国家，本应该带来先进技术来刺激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更新。但是，这些外资到中国后，马上放弃了自己已经使用多年的先进设备。理由是这些设备比较昂贵，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与其投资设备节省人力，不如多雇些人以省下购买设备的钱。从这个角度看，外资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固定在了低端。这一分析，也符合近几十年来西方历史学研究得出的新结论。比如根据“世界体系”的学说，发达经济和落后经济互相依赖。落后地区越落后，劳动力就越便宜，就越能为发达地区提供廉价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发达地区的发展成本就越低。近代前期的西欧和东欧就是这种关系，地理大发现后欧美列强和殖民地也是这种关系，如今的发达国家和中国、印度等国家，也多少维持着这种关系。
从中国的利益而言，当然越早摆脱这种关系越好。健全的市场法则和有远见的社会政策，有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提升。我自始至终都反对以政府的行政手段干预劳动市场。但是，维持市场经济的良好游戏规则，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几年前我就指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过低，不完全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市场不完善的结果。比如，工人没有组织工会的民主权利，无法集体和资方讨价还价，没有影响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的基本政治权利。
我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对农村流动人口的政策将使中国的经济在未来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流动人口子女入学受到歧视，使他们无法超过父母的教育水平而成为更高端的产业大军，造成“盲流的孩子永远是盲流，民工的孩子永远是民工”的局面。最近有人指出：“中国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有数量巨大的农民工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少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观念是错误的。”此话不假。中国经济起飞已经近30年了，为什么“还有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处于低教育水平”？如果10年前我们给进城的农民工子弟提供优良的教育机会，现在还会有这么多“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吗？也正是针对这一现实，我提出大学不要去赶建设“世界一流”的时髦。中国大学在未来30年最大的使命，就是要发展短期大学、社区大学，把几亿进城的民工转化为现代产业大军。这才是产业升级的基础。
所有这些措施，在经济繁荣时期操作起来要容易得多，现在面临经济危机，操作起来当然就难了。我一直希望中国的经济宁可走慢点，也要把未来的基础打好。就像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有的是力气，扛大包能挣不少钱。但是，总有一天会扛不动的。要趁年轻多拿出点时间读读书。一些经济学家的议论则仿佛是对一个已经扛不太动大包的上了年纪的工人说：“我早跟你说过，扛大包很重要，你就会这个，而且最拿手。你怎么能唱衰扛大包、想着跑到办公室当经理呢？”试问：难道许多企业倒闭，真是因为一些民营企业家转向高端领域的结果吗？现在世界经济衰退，衬衫的需求锐减，况且越南等国家以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我们在这一领域竞争。难道让大家在没有衬衫市场的情况下坚守衬衫制造，企业就不会倒闭吗？难道当年如果更多的低端制造业早早升级转产，现在的制造业危机的冲击不是会更小一些吗？
盖茨帮助我们反省市场经济
按中国一些经济学家们的解释，市场经济完全是由“看不见的手”支配。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这样一套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每个人都能通过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自动造福于社会。这种市场经济虽然有着道德目标，但具体的运行却是非道德性的。
盖茨就是这一市场经济中的赢家。但是，他显然不认为社会能够从他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中自动地充分受益。所以，他捐出全部财产，退出微软，全身致力于慈善事业。不仅是他，远到卡内基、福特、洛克菲勒，近到巴菲特，美国富人的慷慨实在惊人，贡献出一生所得绝不是从盖茨开始。怎么解释这个现象？更精确地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还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从表面上看，美国并没有一套法律制度强迫这些富豪捐出其财富。这些富豪都是市场经济的赢家。赢了以后，他们以个人的道德自觉，超越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没有必然联系，属于市场经济的外在现象。但是，美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赢家们，几乎都这样一代一代地捐。小富人的慈善热情也不在其下。如果把如此普遍存在的现象剔除出市场经济之外，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现象。
盖茨的捐赠，再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省市场经济的机会。要知道，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古已有之。比如明清时代的中国，江户时代的日本，都可以说有着发达的市场经济。但是，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比这些成熟得多，也成功得多。这种市场经济，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结构（如民主制度）和文化脉络之中，彼此难分。中国因为有明清的市场经济的历史传统，理解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狭义市场经济比较容易，但理解镶嵌于西方文化传统和政治结构中的广义市场经济就比较难。
盖茨的行为，首先让我想到的是“信托责任”（fiduciary duty）。这个词在西方是个文化概念，也是个法律概念，特别是在企业法中非常重要。一个老板如果疏忽了自己的“信托责任”，可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中国，不仅企业界没有这样的观念，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也缺乏这一层面的东西。因此，中国人理解起西方的个人自由，基本就是人人为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是“信托责任”？简单地说，“信托责任”就是照顾他人利益的责任。任何企业，只要有一个以上的人参与，就会出现信托责任的问题，即你要在别人不在的情况下为了别人的利益做出负责的决定。如果是上市公司，老板经营的主要是别人的财产，其信托责任就更大。这种信托责任的覆盖面，也超出了股东的范围，涵盖了几乎与企业运作相关的所有人员，包括企业的员工以及企业所处的社区。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老板当然要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看管好他人的利益，有时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护别人的利益。“信托责任”要求企业家有积极的利他行为。
“信托责任”的观念，来自于基督教传统。在中世纪，教会垄断了文字，经营着巨额的教产。那些口口声声“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的神职人员，其实就是那个时代最大的CEO。他们怎么能够一方面攻击财富，一方面又掌控着巨额财富呢？从理论上，他们是在履行自己的信托责任，是在为别人经营，传播上帝的福音。后来在清教传统中，富人的金钱不再是罪孽，而是他作为上帝的选民的证据。上帝看中了他，所以才把这么多的财富都托付给他。他要替上帝好好看管和使用，而不是什么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套理论世俗化后，就渗透到西方企业行为的方方面面。盖茨没有把他名下的财富看成是自己的，而是把它看成是自己业绩的证明。这种业绩，就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和美德，在市场经济中赢得了社会如此之大的信托。所以他才会把财富小心地还给社会。卡内基也说过，那些生前没有把财散尽、带着万贯家资进坟墓的人是可耻的。这种人死后不会有人为他们唱挽歌。
中国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但是，从“天下为公”的传统中，照样可以发展出“信托责任”的理念。什么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能把自己的财富看成是社会的信托，什么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算成熟了。
粮食进口：“市场依赖”与“生存依赖”
在世界史上，从古代的雅典、罗马，到大英帝国，先进的经济体经常依赖粮食进口，后进地区则多为粮食供应地。所以，中国是否应该保证耕地面积和粮食生产，关键还在于中国如何摆正自己在未来世界的位置。
古雅典是个城邦国家，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到了希波战争后的“帝国时代”，其粮食供应地从西西里、黑海地区，一直延伸到埃及。这种粮食的供应结构，也被罗马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地中海等于是罗马的“内湖”，地中海上的贸易，也成了罗马帝国的经济命脉。这一切随着阿拉伯人在公元9世纪对地中海的主宰而终结。
11、12世纪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势力迅速反弹，重新夺回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领头的正是几个粮食依赖进口的北意大利城市国家，其粮食供应地依旧远达黑海和埃及、北非。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维持如此之长的供应线实在令人吃惊。现代社会运输和通信技术空前发达，粮食的供应线可以更长，网络可以更大。这也说明，靠粮食进口而长期维持经济的进步是完全可能的。
但是，这些简单的事实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正确的历史经验。我们必须认真地考察这种长距离的粮食供应线是如何形成的、在什么条件下才靠得住。事实上，维持这样的粮食进口，必须要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强权或贸易垄断。罗马帝国就是个最极端的例证。它所谓的粮食进口，其实几乎已经不能说是进口，而是内部贸易。因为大部分粮食供应地已经在它的正式版图之中。到了中世纪，不存在这样庞大的帝国，问题变得复杂起来。
但是，当时威尼斯是个不折不扣的贸易帝国，其舰队在地中海首屈一指（唯一的竞争者大概是另一个城市国家热那亚），曾率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这一东方最大都市（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热那亚一起控制了通往黑海的航线。另外，威尼斯是当时欧洲的第一大贸易帝国，也是拜占庭帝国最大的债主。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把自己的皇冠拿给威尼斯作为贷款的抵押，甚至一度因为欠债不还而成为威尼斯的阶下囚。可见，这个大帝国的皇帝，不过是威尼斯的儿皇帝而已。靠着这样强大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威尼斯商人在拜占庭帝国享受免税待遇，把本地商人挤出了市场。他们不仅控制着东西国际贸易，甚至控制着拜占庭帝国内部的贸易。连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操纵之下。
佛罗伦萨不具有威尼斯那样的军事强权。但是，它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的华尔街，其商业网络无与伦比，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力雇用雇佣军来应对军事危机。更重要的是，佛罗伦萨的商人通过向那不勒斯、西西里等产粮区的君主借贷，进而控制了这些地区的粮食销售，不仅解决了佛罗伦萨的粮食供应问题，也主宰了西地中海地区的粮食贸易。
尽管有这种军事和贸易上的绝对优势，但无论是威尼斯还是佛罗伦萨都出现过粮食恐慌。后来这两个城市的军事和贸易地位逐渐下降，粮食进口越来越没有保障，政府不得不加大向农业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北意大利这种城市国家，人口最盛时也不过10万人上下，黑死病后又大多减半，加之本地的粮食生产，进口粮食所维持的人口数量还是相当有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