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起飞25年时，已经创造了一批世界级企业、世界级品牌，并将日本转化成了高工资、高福利、高附加值的“三高”经济机器。这种建立在高技术之上的经济，每件产品赢利都比较多，劳动生产率也比较高，每个日本的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比较多。这样，当人口老化、劳动力供应减少后，因为每个劳动力的产值较高、能够拿出来帮助他人的份额较大，就大大缓解了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对经济的冲击。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后，依然能够以几乎是世界最老的人口维持其经济竞争力的原因。
反观中国经济起飞25年时，则基本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和品牌，在国际市场上大多只能在别人的牌子底下搞利润最低的来料加工。即使是优质的“国产”产品，关键部件也基本是进口的。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未来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和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是一样的。中国靠什么缓解日本式的老龄化冲击？如果日本以如此高附加值的经济都无法避免90年代以来的衰退，等待中国的将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现在仍不思索以后就会追悔莫及。
当今中国流行一种“经济学原教旨主义”。仿佛一离开经济学来讨论发展问题，就是反市场经济。事实上，任何市场经济都是镶嵌在一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道德框架中的。比如，成熟的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最理想的政治框架。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可以通过由选票所塑造的政治权力干预市场经济的运行。由纳税人的钱所建立的公立学校体制、医疗和退休等等社会保障制度，都是政治权力介入市场的结果。甚至大学这一知识经济的龙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不是听任“自由市场”来塑造。即使在美国这种教育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赢利性大学”仍然不过是高等教育的分支。事实证明，这些非市场力量的介入，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在文化和道德层面，西方所信奉的“信托责任”，要求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更多地为他人利益考虑，甚至在许多时刻要以他人利益优先。这种价值观念本是源自基督教的传统，甚至带有反市场规则的倾向，但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它已经被法律化，甚至成为了约束和维护市场经济的重要武器。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的低薪是正当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吗？当然不是。首先，中国缺乏一套成熟、完善的法律框架来保证普通劳动者的权利。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也没有意识去自发组织工会和集体与资方讨价还价，社会上也没有这样的环境氛围。低薪暂且不说，资方赖账，乃至讨薪者要不到钱反遭暴力的事情也常见诸报端。第二，地方政府往往出于利益考虑，每每以“改善投资环境”为首务，在劳资纠纷中更倾向于站在资方一边。更有甚者，财大气粗的资方甚至买通地方政府以及学者和媒体，肆意妄为，混淆视听。第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劳动者按说是市场经济中平等的参与者、竞争者。他们有权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有权监督地方政府的管理经济活动，然而现实中这一切没有实现，他们只能接受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市场秩序”。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中国前近代时期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庄稼”，只能任凭他人收割。而凭着“庄稼”一样的国民，是成不了真正的大国。
当普通老百姓丧失了参与制定规则的权利后，在经济的高度发展过程中，他们的利益就往往易被牺牲掉。这种牺牲，在短期内也许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降低了成本，但从长远看则伤害了中国的竞争力。让我们还回到那个扛大包的小伙子的例子上。你劝他少扛大包、多读书、为未来做准备，并不是嘴上说说了事。他个人的发展战略，必须有一套制度框架来支持。比如，他从事的职业工伤事故非常频繁。一个小工伤就可以致使其丧失劳动能力、丧失收入。因此，他必须有一套制度保障，使他在受伤的时候不仅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且继续获得合理的经济收入。这样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才有未来可言。这种制度体系，就是西方所有发达国家都有的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失业保障等等。遗憾的是，这样的体系，对于中国大多数的农民工而言，似乎是一个遥远的梦。
另外，当这位扛大包的小伙子的基本生存得到了保障后，他还必须能够享受高质量、低价的教育服务，在想读书时读得起书、读得好书。根据国际著名咨询公司麦肯锡环球研究所的预测，中国在未来几十年将有几亿农民移居城市，使中国的城市人口突破10亿。这些农民，是未来中国经济的主力。那个扛大包的小伙子，其实就是这些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的生动写照。中国未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产业升级，走出低端、低薪制造业的陷阱，最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大量高素质的劳工，就在于是否能够把这些干粗活的农民工教育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技术工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对这样的历史转型缺乏有针对性的准备。在农村，义务教育还有众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城市，农民工子弟入学受到种种歧视。中国的大学体系，本应以培训几亿的进城农民为主要使命。但是，在今日的大学校园里，农民子弟所占比例越来越小。你不能想象一个偏远山沟里贫困的农民孩子有朝一日会成为著名跨国公司的中层白领。如果他实现不了自己的野心，中国凭什么能圆自己的大国梦？
要知道，日本的崛起，一大基础就是从明治维新开始建立的义务教育体制。在10年前你还能读到这样的故事：一个偏远的山村中只有一个小学生。但为了给这个孩子上音乐课，老师每周要翻山越岭、来回两天。这被视为日本教育制度“浪费”的例证。但是，这也解释了日本战后经济起飞时，为什么穷乡僻壤的整个高中毕业班能被大企业整体聘到东京、一夜之间成为终身雇佣的产业工人、并在几年内就被打造成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所羡慕不已的世界最高素质的劳工。
如果你要为80年代“日本第一”的经济表现寻根的话，多半会追踪到乡村的中小学校里。曾有人抱怨穷人素质低，还曾举过一个例子：他把穷乡僻壤的农民子弟带进城，为自己的公司当保安，管吃管住不说，一月还有几百块钱，在经济上比待在家里好多了。但是，不出半年，人全跑光了。你当然不能想象，这样的人如果进入丰田汽车、通用电气这种世界一流企业中会胜任。但是，我们经常忘了问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的农家子弟可以做到的事，中国的农家子弟却不行？中国的农家子弟，能够像在日本一样，不管住得多么偏远，仍然每周享受着一堂高水平的音乐课吗？对比一下这样的现实，我们就不该在大国梦中沉醉不醒。
那么，真正的大国应该是什么样子？最根本的一条，这样的大国是以民为本。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公民要有足够的权利来参与制定政治和经济规则。这是“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的东西。如果中国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在市场竞争中变得如此之低。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就将逼着企业在管理和技术上创新、突破，而不是从压低工资中寻求利润。在这次全球的经济危机中，依靠廉价劳工的企业倒闭得最多。等经济恢复后，这样的企业也许不得不退出市场。低薪养不出具有创造高附加值能力的劳工。缺乏这样的劳工，有可能成为未来中国发展的瓶颈。让我们看看世界大国的经济：美国也好，日本也好，欧洲也好，哪一个国家是以廉价劳动力为依靠？
中国的崛起，不仅要从保障公民的权利开始，还要给公民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这包括失业保障、医疗保障、退休保障、教育机会等等。目前，中国的这些“社会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过低，实际上等于发展中的“偷工减料”。偷工减料在短期内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益的。但是，看看上海那个倒塌的楼盘就知道，偷工减料的长期后果不堪设想。连西方最保守的媒体，如一向标举市场本位的《经济学人》、《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等，都一再指出中国的“社会开支”实在太低，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长期竞争力。但是，中国的“经济原教旨主义者”们，则习惯于把“社会开支”视为反市场的因素而加以拒斥，乃至大唱“中国的经济比美国更自由”的赞歌。事实上，“社会开支”所覆盖的福利和教育体制，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可能单纯依靠市场来解决，但它却是经济发展的长期保障。中国下一步的重要课题，是清理那些偷工减料的“楼盘”，为全体国民建立一整套社会保障和教育体系。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警世名言。这句古训，对大国来说更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崛起是值得庆贺的。但是，这种崛起如果缺乏忧患意识，就将成为一场虚华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