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发展的非经济偏移
其实不仅中国证券市场的孕育和诞生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一起萌发的，就是整个证券市场早期的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争论，也和改革开放一样曲曲折折、起起伏伏。
改革中有许多争论，比如公有制为主的坚持，私有化的担心，姓“社”还是姓“资”？计划还是市场？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还是计划为主市场为辅？中国究竟是否应该明确“改革是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雇工是否合法？股份制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也能用？
在股份制和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其实至今还遗留着当时争论的痕迹：股份制是不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股份制是不是私有制？试行股份制是不是公有制的倒退？发行股票是否应该让国有股流动？证券市场红利和股息是否属于剥削？买卖股票赢取差价是否属于投机赌博？
可以这么说，中国证券市场的所有制度安排和路径选择，都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浓重痕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每一步，都受到意识形态争论的巨大影响。
在股份制试点阶段，无论是实际工作者还是理论研究者，都只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经典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列举股份制的多种好处，甚至找出“股份制发展的趋势是消灭私有制”这样的理论根据，才得以用马列主义的学说论证“股份制是促进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良好形式”，减小对股份制的责难，为证券市场的孕育和诞生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当时上海体改办、社科院等都编辑了不同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论股份制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最后都由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院等部门编辑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股份经济》一书，由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很少有人注意到，上海证交所1990年建立以后直到1997年搬到浦东之前，门口金色大字最初的英文翻译用的是“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而没有直接用“Shanghai Stock Exchange”。上海证交所理事长李祥瑞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翻译成‘securities’，也符合我们股票少、债券多的实际情况。但另一个主导思想，是不敢按国际上通用的那样写上‘share’或‘stock’，生怕上报审批时引来麻烦，这也说明我们多么小心翼翼。”
深圳证交所在筹备初期也曾几次更改名称。1990年5月，禹国刚、王健以??曾柯林等人赴京，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汇报深圳证交所筹备进展情况。接待他们的是时任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的金建栋。他在听取了汇报后对禹国刚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依我看，名字暂叫深圳证券市场好，可以立即开展工作。”禹国刚问他：“这和菜市场、肉市场有什么区别？”金建栋回答：“你不懂，先用这个名，以后成功了可以更名嘛！”禹国刚才恍然大悟，还是金司长有策略。于是，从北京回来后，深圳筹备小组所有的筹建资料上都“改名换姓”，统一使用“深圳证券市场”这一名称。之后不久，又将名称改为“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既不使用“市场”这两个字，也不敢让证券交易所的“所”字公开露面。最终，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交所试运行之前，才又还原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正名上。
在这样强大的意识形态压力之下，所有的改革都很难从原有的体制下取得进展，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的共识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从体制最薄弱的地方寻求突破。正因为如此，股份制改革最终找到的突破口就是计划体制外的、处于中国经济体制边缘的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企业。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行股份的企业大多数是集体和乡镇企业，上海和深圳两个交易所开业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上市交易的企业，绝大多数都不是国有经济体制内的企业。这就形成了日后长期困扰市场的诸如上市公司质量差、公司治理不规范等历史遗留问题。
尽管1988年中央政府已经在中南海听取了“联办”有关证券市场设计的汇报，全国各地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发行了各种形式的股票，股份制改革已经在部分省市开始试点，国库券的流通已经在民间形成一种很专业的产业链……但是在“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迅速扩大化到经济领域，以及政府所面临的“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等背景因素的影响之下，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这也就差一点在襁褓中窒息了证券市场的诞生。
也正因为如此，为避免私有化的意识形态罪名，我国证券市场在制度设计和上市股份结构安排中，一开始就回避了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的问题，为避免国有股和法人股流通带来国有和集体资产流失以及私有化的罪名，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开始就只能保持国有股和法人股存量锁定，而仅仅允许对公众募集的增量个人股进行市场流通，从而埋下了十几年以后有关股权分置的是是非非的伏笔。
刘鸿儒在十几年后这样回忆：
我们在深圳调查，回去在国务院总理主持的会议上做了汇报。我说现在深圳上市的这几家企业流通股没超过40%，60%是公有的。我认为这种状况下是符合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原则的。后来会上就定了，大体上就这么控制。不这么控制出不了台。你想全流通意味着什么？12年前所有的国家股份私人都可以买走，这不就私有化了吗？所以在当时考虑是要推动这项改革，搞股份制，搞股票市场，并没有更多地考虑有一部分不流通带来的问题该怎么办，没有来得及。……我说我们国有股是这么处理的，有些非国有的法人股应该要流通的，当时没有定不流通的。所以这个问题不管怎么说，这是历史必然走的一条路。到了十五大，中央才明确不考虑百分比，要讲控制力。
面对当年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争论，面对当今经济学界和证券界有相当多的人对证券市场现存的各种问题提出批评，前证监会副主席、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积极的推动者和设计者之一高西庆有一句回应：在当时，不是考虑证券市场“应该是什么”，而是“怎样才能通过”。这句话尽管不能为管理层的某些失措免责，但却是一句符合改革历史发展现实的非常实在的话。“先发展，再规范”，是历届证监会主席常说的一句话。这就是中国改革和证券市场发展历史的制度基因和生存环境。
这种争论，无论是针对改革开放的，还是针对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的，都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冲突发生之后、在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后、在证券市场因为地方利益的冲动引发的市场震荡时，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从1989年到1990年，上海就整整两年没有增加一个新的股份制试点企业，一直停留于几年前试办的11家。有人形容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争议复起，试点低潮；股票冷清，有行无市。
1990年秋，正当上海和深圳两市紧锣密鼓地筹备创建证券交易所的当口，一封发自深圳、没有署名的群众来信，由中央有关领导批转，悄悄在高层传阅。信中认为，股票市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关得越早越好，早关早主动。还认为现在深圳是资本主义泛滥，党政干部通通烂掉了，再发展下去要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不知道要有多少人跳楼了。
在中央，有的领导对这种观点大加赞同，有的则平缓一些，认为要加强调查研究。
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看完这封来信后，最担心的是怕它上纲上线，一文丧邦，像一盆冰水彻底扑灭了好不容易燃烧起来的证券市场星星之火，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两人想，不管怎么样，股票市场改革绝不能夭折，否则在国内外影响太大了。郑良玉后来回忆这一幕时说：“我们看到转来的这封信后，非常震惊，感到要扭转某些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不是我们这个层次所能做到的。我们能做的就是加强调查研究，加强市场规范，加强监督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