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牵头，市体改办和市政府咨询小组各出一个人（三人分别为龚浩成、贺镐圣和李祥瑞）参加，具体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三人小组的工作直接对市长负责，不需要通过单位和所属系统领导机构层层汇报。同时，三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放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具体负责制订方案和规划。
在会议上甚至基本决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日期。当时的要求是，1990年12月份，香港贸发局的主席邓莲如女士将来上海，所以会上初步的决定是尽量争取在那个时间点开业。
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曾根据现实筹备进展的实际情况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四五月间。但朱镕基仍坚持加快筹备进度的要求，1990年2月28日，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
可以这么说，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政府主动驾驭资本市场的一次重大决策。这个举动之所以说它政治意义大于经济作用，是因为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它向全世界昭示，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关闭。
朱镕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上的讲话，谈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的重大意义时，首先就表明：“它标志着我国将坚定不移地继续奉行改革开放的政策”。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过程中，朱镕基曾反复关照筹建小组，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对外可以宣传，但对内不作或少作宣传。正因为如此，在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交所举行成立大会的当天，新华社从上海只发出一则寥寥200字、措辞极其谨慎的消息：“响应深化经济改革的呼唤，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正式成立。这一绝迹40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12月19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30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这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人场。第一批22个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市、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这与海外媒体广泛而大篇幅的热烈报道，形成极大反差。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在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所认同和支持。据三人领导小组成员龚浩成回忆，一年以后，朱镕基对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李祥瑞和龚浩成说，在筹建上海证交所开始之前，他就向邓小平汇报过，邓小平当时说：“好哇，你们试嘛。”
两所一网成为中国证券市场正式诞生的标志
1990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上海市政府提交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
随即在9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上海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中委[1990]100号文）精神，向我们报来了《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我们认为，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条件和时机基本成熟，建议国务院予以批准，以进一步树立我国改革、开放良好形象，加快浦东开发、开放的进程，促进我国现已开拓的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更好地为国家和企业筹集融通建设资金服务。”
国务院对此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批示同意。
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在上海华南宾馆召开。
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在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开业典礼。
相比较而言，深圳市其实与上海几乎同时开始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还准备得更充分和前行一点。
1989年9月8日，深圳市资本市场领导小组向深圳市政府上报了《关于筹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请示》，1989年11月15日，深圳市政府下达了《关于同意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批示》。
1990年8月22日，深圳市政府任命王健和禹国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由王健主持全面工作（法定代表人）。
1990年11月22日，深圳市领导经视察交易所筹备情况后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集中交易。同时，决定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进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说明建立证券市场的必要性，争取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
但直至1991年4月11日，试运行5个多月以后，深圳才正式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批文，对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地位予以“追认”。深圳证交所最终在1991年7月3日举行了正式开业典礼。
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在柜台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个，因此，深圳证交所成立时，市场的大宗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与深圳不同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除“老八股”之外，还有1989年保值公债3种，1987～19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另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正因为上海证交所成立时交易的品种债券比股票多，所以在外白渡桥侧畔的浦江饭店门口，标写着中英文名称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金色大字，最初的英文是“Shanghai Securities Exchange”，“证券”一词被翻译成了“securities”（泛指证券、债券），而没有用世界上证券交易所通用的直指股票的“stock”。
与此同时，为中国证券交易所酝酿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北京“联办”，创办了以国库券流通交易、机构交易商为主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于1990年12月5日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
两所一网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正式诞生。
从中国证券市场诞生的过程可见，催生它的关键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点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也脱离了所有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历史自有它自己应对这种悖论的幽默。如果没有1989年政治风波的折冲，在中国改革发展史上，也许真的会如“巴山轮会议”上托宾先生所建议的，中国可能在20年内不会开放股票市场。至少不会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由当时浓厚计划经济色彩的政府批准和主导建立中国的证券市场。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之前，证券市场的具体运作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到1992年，沪深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证券市场运作的地方性法规，包括其他有关证券市场运作的专项法规。沪市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深市主要有《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6年10月）、《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5月）和《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2月）……两大报价系统也引进了做市商制度等规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证券市场运作的主要方面，操作性强，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定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但是，两地市场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改革过程中采取的地方财政包干和切块管理的做法，客观上形成了地方利益割裂和资金融通的不通畅，使得整个资金市场无法形成统一、畅通的市场渠道。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上海证交所成立初期上市的沈阳金杯，两地政府在安排沈阳金杯在上海发行上市的同时，作为补偿而要求安排???家上海企业在沈阳发行企业债券。
而在证券交易所建立过程中，中央政府也给证券市场描绘上了浓重的地方色彩。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批复》的第二条是这样说的：“中央、国务院关于浦东开发的批复明确规定，建立证券交易所是以上海经营证券交易业务的金融机构为发展对象。根据这一批复精神，上海证券交易所只能吸收上海市内经营证券业务的金融机构为会员。”这也是上海与深圳证交所在成立初期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地方色彩的背景因素。两个证券交易所在成立最初到1992年前后，各自上市交易的企业仍主要是本地企业，发行上市也是如此，所以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的最初阶段仍呈现着地方性区域市场的特征。
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入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主导的制度安排，从民间为主推动进入地方政府为主推进，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到1992年，出现了市场快速推进和中央政府急剧担心的双重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