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做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做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
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在特鲁多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加关系维持了长达15年的平稳发展期。我1979～1985年底在驻加使馆工作，亲历和见证了高层的多起互访、总领馆的开设、家人团聚备忘录生效、互派记者、??市结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经贸联委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立、加首次对华提供发展援助基金、开展白求恩纪念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两位副委员长、4位副总理、多位部长相继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总督、多位部长也相继访华。领导人的互访对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有不测风云，上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1989年夏季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肆意攻击和指责，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参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见证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4年，加拿大自由党重新执政上台，曾在特鲁多内阁担任部长的克雷蒂安出任总理。同是法裔出身的他继承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他在蒙克顿大学演讲时表示：“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一个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以这样极具理性的语言谈论对华关系，是难能可贵的。克雷蒂安政府的外长乌莱特在加国际事务学会渥太华分会讲话时表示，加拿大外交有四大支柱，即经济伙伴关系、环境与发展、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为此，加拿大奉行“亚太优先、中国优先”的政策。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加建交24周年之际，克雷蒂安访华，带来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出访代表团，包括两名部长、10个省中的9名省长和两名联邦直辖地区的行政首脑及350名企业家。克雷蒂安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加拿大国家队”【Team Canada】。访问期间，除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外，企业之间共签署54个经贸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为50多亿加元，成果丰硕。此访后不久，加中贸易理事会第14届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克雷蒂安访华最重要的后续行动。我参加了以上活动，见证了这段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5年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李鹏总理应邀访加，这也是对克雷蒂安访华的回访。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李鹏访问，并在此前率先遣组赴加作准备。李鹏此行是中国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加，意义重大。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合作建设秦山核电站、人力资源开发、卫生部之间的合作等内容。我记得克雷蒂安在蒙特利尔举行盛大欢迎宴会的情景，包括特鲁多等曾为中加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加拿大人士在内的2000多位客人欢聚一堂，共庆中加建交25周年。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加拿大，这是继李先念主席1985年访问加拿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加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保持和巩固了中加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
亲历中加议会交流
全国人大与加拿大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比较早。就加方来说，应归功于资深政治家奥斯汀参议员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先后担任中加议会协会副主席和主席。双方协会共举行10次会议。总的看，加拿大议员普遍支持发展对华关系，但2006年1月加拿大大选中保守党获胜上台，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由于保守党一贯标榜以“人权、民主、自由、良政”为核心的价值观，并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内政考虑，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该党内阁成员和议员接连发表对华不友好言论，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加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突出反映在涉藏、人权和“东突”问题上。
有些加拿大议员轻信达赖的谎言，对西藏的所谓“人权状况”表示“关注”，对“藏独”分子在加活动采取暧昧和纵容的态度，特别是2006年6月，加拿大议会两院分别通过授予达赖“加拿大荣誉公民”称号的动议。加拿大还是境外“法轮功”主要活动地之一。加拿大政府和议会的错误做法助长了“法轮功”的嚣张气焰；在“东突”问题上加坚持错误立场，袒护“东突”骨干分子，借维护人权名义，炒作某些个案，干涉中国司法。
经我方做工作，许多加拿大议员开始正视出现的问题。我从参与中加议会交流的经历中感到，加拿大议会对华友好力量有所增大，反华势力受到一定制约。但工作的难度仍然不小，加拿大不少新人进入政坛，对华缺乏了解，有些议员对华偏见较深，惯用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的内政外交，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改变这一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长远和整体看，中加关系虽有挑战和困难，但同样面临发展机遇，仍会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
第一，建交几十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持和发展中加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两国历届政府和议会在发展中加关系问题上有重要共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保证。
第三，中加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发展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四，中加都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加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乌云终归会飘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的外部环境
李鹏同志在他的外事日记中，以翔实的史料记述了他的第一个总理任期在外交上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作为总理办公室和国务院外办的一个成员，我亲历了那段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外部环境，至今在脑海里留有深深的记忆。
风云变幻，形势严峻
综观那几年，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在错综复杂的利害矛盾和冲突中重新分化与组合，国际形势动荡不定，风云变幻。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提出所谓“新思维”。作为回应，美国新任总统布什上台后，调整了对苏政策，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战略。美方为改善美苏关系提出的高昂要价，在1989年12月两国首脑在马尔他的会晤中，得到了苏方的谅解和默认，美苏关系明显改善，东西方军事对抗减弱。这时的东欧六国自决呼声高涨，形势变化之迅速、程度之剧烈，出人意料。东欧形势剧变，特别是德国统一问题提上了日程，对整个欧洲局势及东西方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国际大气候影响下，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美国在此事件中卷入很深，推波助澜。在中国政府依法平息这场风波后，在美国带动下，西方国家掀起反华浪潮，特别是几个西方大国的政府和议会接连发表声明，对我正义之举横加指责，实行制裁，多方施压。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困难和曲折，一时乌云漫天。
顶住压力，捍卫主权
面对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同志以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极其英明地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他强调：“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要维护我们的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对于美国的制裁，一方面坚持斗争，捍卫主权，不允许干涉我国内政，另一方面还要设法打破制裁，恢复和改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正常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通过艰巨浩繁的对外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不懈斗争，中国顶住了压力，取得了打破制裁的胜利。
影响西方决策的六个因素
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究竟如何看待当时中国的形势，又是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的呢？我们对此作具体分析时，看到有这样几个因素：
一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决定了他们对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作出激烈的反应。
二是西方社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在涉华问题上的利益和矛盾是有差别的。
三是在多年的对华关系中，西方得到了实际利益，制裁不仅伤害中国，西方自己也会受到损失。
四是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的派别和群体对待中国的态度是有差别的，不是千人一面，有偏激、敌视的，也有理性、开明的。
五是中国持续发展，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和地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中国不是苏联，不是东欧，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稳固的。
六是在西方起劲地向中国发难的同时，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新突破，充分说明中国非但不孤立，反而朋友遍天下，对华制裁终将以失败而收场。
上述这些因素都在影响着西方国家当权者的决策思考。
美国带头施压，但行动留有余地
美国一方面继续对华施压，另一方面从其自身战略利益考虑，有意在行动中留有余地，设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基本格局。中方为维护和改善中美关系，主动提出摆脱困境的解决方案。应该说中方的态度是积极的，方案是建设性的，但美国国内某些政治势力对中???仍存“以压促变”的幻想，错误地判断形势，低估了中国抵御外来压力的决心和能力，以为中国的局势难以稳定，因此在最初的接触中，未能认真对待中方的建议，反而提出苛刻的要价，从而延缓了恢复关系的进程。
事实是无情的。使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在制裁和压力面前，没有低头，没有屈服，人民政权依然坚如磐石，平息政治风波的果断行动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深得人心。这一切迫使那些鼓吹对华继续施压的人开始进行反思，考虑制裁的利弊得失，总结教训。
中美关系遭受挫折，使所有曾致力于中美友好的人士感到焦虑，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克服当时的困难作出了努力。1989年10月，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作为中国政府的客人访华；11月，前国务卿基辛格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来京；12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磋商【此前曾作为特使秘密来访】。这三次访问是重要的，也是关键的。中方明白无误的信息使美方决策层受到震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华施压、制裁的政策。
邓小平对尼克松说：“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争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邓小平还说：“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江泽民、李鹏两位领导人也向尼克松表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他们还强调，解决困难的钥匙在美方手里。美方如采取任何积极行动，中方将会欢迎和响应。尼克松一再表示，按照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尽管双方存在分歧，但仍能找到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共同点，使两国的正常关系得到恢复和继续发展。基辛格说，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美国谋求加强同中国的谅解。
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时说，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斯考克罗夫特是中国的老朋友，对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有着深刻理解。他此次来访显然比政治风波发生后不久秘密访华时有更明确的授权。他在与钱其琛外长会谈时明确表示，他此次是为减少美中关系中的消极影响而来，是为美中双边关系注入新的推动力和活力，强烈希望两国关系取得进展。
中美关系上空的乌云开始散去
由于此前几个月工作的积累，进入1990年，中美关系由冰冷、僵持状态逐步有所恢复和改善，重要的往来开始增加。5月24日，布什总统宣布将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延长一年。7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访美。9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明确表示他此次访华就是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恢复和发展。他同时强调，美中两国关系的改善应该是基于双方对彼此价值观的尊重。钱其琛外长继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在纽约和开罗会晤后，于11月底正式访美。这是1989年6月以来中国高层政府官员首次正式访美，重要性不言而喻。
1991年，中美关系保持了改善的势头，高层的政治往来比1990年有较多增加。最为重要的是贝克国务卿11月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他在北京对中国领导人说，美中关系近两年来比较紧张。他来是为了保持美中关系。他这次来没有任何先决条件。他来本身就意味着取消了双方不进行高层接触的禁令。他这次访问对两国未来的关系具有关键意义。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美中两国可以各走各的路，但是两国进行合作，这对双方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