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玲说，作家的工作是培植浇灌人生理想的常青树。阅读她的作品，或同她面对面交流，你会发现她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和发现美。她倾诉的生活真谛、传递的美学理想，会潜移默化地进入你的脑海。
1994年在北京举行的世妇会的“NGO”【非政府组织】论坛上，叶文玲发表了一次题为“我们关注世界”的演讲。当时我工作的国务院外办的同事从文稿汇编中发现了这篇演讲，并向我推荐，我一读为快，印象极好。叶文玲的这个演讲从中华大地一个普通的母亲、一个中国女作家、一个在改革开放环境中工作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表达了对国际旧秩序弊害的关注和忧虑以及对公正合理新秩序的渴求。后来我看了她以人大代表身份随许嘉璐副委员长出访非洲的观感文章，不由得联想起她在世妇会上的那篇演讲。我对我的同事讲：你看，叶文玲了不起，她不仅是知名作家，还是一位善于同外国人打交道的民间“外交官”。
2009年春节后不久，我专程前往杭州看望脑部手术后疗养的叶文玲，并祝贺她的“无尽人生”【《无梦谷》、《无桅船》、《无忧树》】三部曲首发，衷心祝愿她早日完全康复，继续为祖国的文学园地增添光彩，继续给广大喜爱她的读者提供丰盈的精神食粮。
纺织界的传奇女性沈爱琴
在代表中同我交往较多的还有沈爱琴，她是中国纺织界的一位传奇女性。在人代会期间的会议上，我多次听她介绍万事利的创业经验。
那年她邀我到杭州参观她的企业。此前，我就知道浙江的民营企业搞得早、搞得好。看了万事利，我才真正有了感性的认识。可以说，沈爱琴和万事利的创业史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她从1975年带领20多名职工创业至今，风风雨雨走过了30多年的艰苦历程，万事利由一个农村小厂变成一个拥有半壁江山、规模不凡的集团。
沈爱琴是一个永不停歇的人，但在她风风火火到处奔走的外在形象后面，却有着常人不完全具备的善思慎行的办事作风。她同我讲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丝绸业一片兴旺，产品供不应求。当时人们一门心思扩大生产，但此时的她却异常冷静，异常清醒，没有被眼前的红红火火蒙蔽了眼睛，她所看到的是红火掩盖着的危机。她想，产品档次低，即使出口，充其量也是半成品的坯绸。蚕和丝都是我们自己养的产的，但我们的丝绸业为什么总是上不去，说到底就是我们缺乏先进技术。
为了技改，沈爱琴几乎投进了全部家当，当时职工们不理解。事实证明，沈爱琴是有远见的。当不少同行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大浪冲击下一个个亏损、倒闭时，万事利却能一枝独秀，不仅站住了脚，还有了新发展。在她看来，丝绸再高档，仍然是半成品，只有成为服装才具备真正的实用价值。于是她说到做到，潜心探索，并虚心借鉴法、意等服装大国的经验，终于创出了“丝绸之府”自己的名牌丝绸服装，远销几十个国家和地区，让纽约第五大道的时装客称奇。有人评说，万事利的丝绸女装既突出女性的柔美，又体现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尚而不张扬，简约而又细致。
智者蒋福弟
还有一位朋友不能不提，他就是蒋福弟。这位个头不高、面庞清瘦、谈吐平缓、知识渊博的伊斯兰同胞曾任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我与他交流甚多，十分融洽和默契。他是我团写提案最多的代表之一，关注的范围广泛，洞察力强，他起草的提案论据充分、道理清晰、建议中肯，不乏真知灼见。他对党和国家政策的深刻理解令我折服。他以民主党派成员和宗教界人士的身份参加外事活动，很会针对外宾的特点做工作。特别是他现身说法，介绍我国民族宗教政策及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深入浅出，使外国人听得十分专注。
蒋福弟对人大工作十分执著。在人代会期间，我几乎看不到他参加什么休闲应酬，总是在屋内悉心研读文件。他把人大代表的职责看得极为神圣，把替选民表达心声看做自己严肃的责任。他待人谦和有礼，与人讨论问题时，总是悉心倾听，表达自己看法时，总是说他的话只是一家之见，不见得正确、全面。我非常乐意与他交流，从他的话语中可以得到智慧的力量。
我自认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与那么多浙江的代表因人代会而相识、相知，成为朋友，这是我的缘分。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精彩的故事，都有骄人的业绩。任你提起其中的一位，我都有叙说不完的回忆。在我脑海里，这些记忆是永恒的。
刘济民和我
人的一生中，如能有几个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朋友，那是宝贵的财富。在我的一生中，就有这样一位难得的良师挚友，他的知识、才干和人品都是我的楷模。此人即刘济民。
济民1951年参军，1958年初随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参加了创建国营农场、开发北大荒的事业。1960年至1965年，他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多年从事国营农场管理工作和农村工作。1978年，他任国家农垦总局副局长，1986年至1993年，先后在江苏省苏州市和无锡市担任领导工作。1993年7月，他从无锡市委书记任上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1998年4月改任国有企业稽查特派员，2006年6月改任国有企业监事会主席。他还是九届和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忙碌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
济民和我，有着一些奇特的、相同相似的经历。我们是同乡，都是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人。我们还是小学同学，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镇上的第一小学读书，一起迎来了共和国的诞生。我俩不仅是同龄，秉性、长相、生活习惯等也极其相似。要说有点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比我长得帅气、英俊。我们二人现在的身高、体重也相同，各自的老伴也是同龄，济民的妹妹和我的妹妹曾是中学同学，两位妹夫又都在呼和浩特市府机关担任领导。
小学毕业时，济民参军，我到呼和浩特上了初中。儿时经历的事是美妙的，也是终生不忘的。时隔半个多世纪，我仍能清楚地记得那天在火车站欢送济民离开家乡到部队的情景。济民戴着大红花与家人和老师同学们告别，依依难舍。我与他的这一别竟是42个年头。
我和济民1951年分别后，彼此音讯杳然，我不知道他所在部队驻防何处，后来他又在何地工作，而他也只听说我上了中学和大学，其他信息皆无。但人世间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机缘和巧合，我俩在40多年后，即20世纪90年代初，殊途同归，居然在北京的中南海相聚，在一起生活和工作多年。当时济民做了国务院副秘书长，我也早他几年从外交部调到国务院办公厅，任李鹏总理的外事秘书，后兼任了国务院外办副主任。于是，我俩又有了几个相同：同在中南海北区上班，办公室只一墙之隔，10米之遥；???政级别和待遇相同，在同一个机关领工资。我们在同一个餐厅吃饭，饭后经常在中南海的湖边散步，谈天说地，其乐融融。我们二人的这种天赐奇缘，在一些同乡和朋友中传为佳话，亦为趣闻，因为此类事实在天下少有，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从那久别重逢的1993年起，虽然我俩的工作都有所变动，比如后来济民到了全国政协，我到了全国人大，他时而在无锡时而在北京，但我们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经常互致问候，互通信息，交流对时事的心得体会，处得像亲兄弟。
济民其人其事留给我的印象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奋发图强，毅力超人
在我的印象里，济民从小就非常懂事。由于家境贫苦，他小小年纪已经懂得为父母分担忧愁，为寻找生活出路，小学刚毕业，就去当了兵，当时才12岁。部队这所大学校，造就了他的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年龄稍大些时，他不忍心浪费宝贵的时光，开始刻苦自学，几乎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借来课本自学，读完初中和高中的全部课程。由部队转业到北大荒国营农场后，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仍坚持自学。怀着对知识的强烈渴求，他于1960年作为调干生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超乎常人的毅力读完5年的大学课程，并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这5年是他知识积累的黄金期，为他打下了厚实的文化功底。
踏实做事，不图虚名
20世纪80年代初在农场锻炼后回到北京，济民仍感到有必要花更多的时间做点实事。经他自己要求，又报请领导批准，他到苏州做了市委副书记。他到任后当众表态：“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来苏州工作，也不是为了提拔。我选择苏州，是看中了这里人杰地灵，在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头，我是真心实意想同大家一起做点实事。”济民说到做到，在苏州，以至后来调任无锡市委副书记、书记的8年里，除操心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其他工作外，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就农村现代化试点和乡镇企业的改革、发展进行调查研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济民调北京工作后曾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着重回忆了他在这方面的有益探索。
身居高位，没有“官气”
1988年8月，济民到了无锡，一年不到升任市委书记。对晋升他看得很淡，他说：“说心里话，当时到无锡并不关心分工管什么，职位高低无所谓，只希望有个好的环境，实实在在做点事情。”面对一些人对他这个“外来户”的质疑，他坦然相告：“让我当这个书记，确实是小材大用，我一定向大家好好学习，向实际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好。”济民同我多次谈到他当时的心境。他说：“我这个人出息不大，只是认真而已。人生苦短，别无他求，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所以绝不动什么歪脑筋，只想抓紧时间多做点实事、好事。回顾几十年走过的历程，确实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他的这些话是肺腑之言，像我们俩这样的国家干部，自己能有什么？一切都是人民给的。我们长在红旗下，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大彻大悟，坦荡人生
上了年纪的人，总不由自主地回忆往事。我和济民不止一次不约而同地谈起各自的过去，叫反思也好，总结也好，但总是回望流年情自在。我们有共同的感慨，有共同的感悟。
济民是大彻大悟之人，淡泊名利，笑对人生。他说，人生几十年，要过许多关口，最难过的一个关口就是名利关。他以古代思想家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警句与我共勉。
济民对生死有其独到的领悟，以精妙的语言诠释了唯物主义最朴素、最基本的规律。他说，对待人生要有一种从容、淡然和平常的心境。2007年7月，在北京的一些老部下、老朋友聚在一起，提前祝贺他70岁生日，大家欢声笑语，亲如家人。回到无锡家中，他有感而发，写了一篇妙文，抒发对生命的感悟，文题为《当生命进入倒计时》，非常新颖。结尾一句是：“生老病死平常心，从容闲渡去如归，一切顺乎自然了。”
他的这篇谈心式的短文见报后引起不少老年读者的共鸣。静下心来想想，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人有生即有死，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变不了，谁也抗拒不了。怎么办？答案就一条：从容面对，活着要活好，临终要坦然，问天无愧。
济民对逆境中如何做到坚强有真切感悟。人这一生，酸甜苦辣，有顺境也有逆境、困境。一帆风顺可以是一种祝福，但始终一帆风顺、高歌猛进的人大概没有。济民说，回顾自己的几十年，其实并不都是一路“杏花村”，所经历的沟沟坎坎不少，也有逆境和磨难。其实逆境和磨难不见得是个坏东西。逼上门来了，怎么办？只好冷静以对，从容以对，不必抱怨，不必沮丧，不必懊悔，不必看得那么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脆弱。要把逆境看做试金石、熔炉、良药，看做一种宝贵的财富。
济民的上述感悟说出了一个人人都需面对的现实。理性地面对逆境是一个人智慧的升华。逆境可以成为奋发自强的大学校，也是生活中最好的老师。在逆境中要学会寻找真正的自我，因为命运总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说到此，我联想起作家张笑天一段相关的人生感言。他说：生活无论对你公与不公，都是正常的，不足为奇的。于是生活对你如甘泉，苦亦是甜。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既平和地笑看人生，又严肃地对待人生，不要被心路历程中的变数所左右，乐观、执著、勇往直前。
济民做事、为人都好，才情也很出色。他陆续出了三本书，1998年的《春潮集》、2002年的《秋韵集》、2005年的《夏夜集》，文如其人，一个谦谦和和、坦坦荡荡、大仁大义的刘济民跃然在文集的字里行间。济民说，他的下个集子拟名《冬雪集》，寓意将集中在“冬”字上，以乐观的、积极的心态写人生的冬季。我相信这将是一篇同样闪光的人生礼赞，我期待着一读为快，分享他的人生智慧，并与他共勉，把我们的余生过得更加充实和美好。
我所认识的画家陈雄立
2001年8月，我在北戴河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中国名人书画展”上碰到十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陈雄立。此次画展展出了他的新作《丝路盛会图》，这幅画长8米、高2米，画面上几乎有上千个人物。它以古代张掖为背景，再现隋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率众开发西域丝绸之路并遣使邀请包括罗马、印度、波斯及西域各国等总共27个国家，在张掖举办贸易交流大会的场景。如此恢宏的画作使我震惊而兴奋。
在当时海上交通并未开通时，这无疑是一次盛大的世贸大会。仕女盛装，纵观列队数十里，各国使者、各国胡商，佩金玉、服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中国的丝绸、波斯的工艺品以至果品充满了市场，画面上从左到右是隋炀帝的车马、仪仗侍卫、歌舞伎及波斯商队、骑象的印度使者，看丝绸的罗马人及西域公主，以及茶楼、酒肆、驿站、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问陈雄立何以选定这个题材，并下如此大的工夫？原来他在1999年自美回国时去丝绸之路旅行，从兰州到永登、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途经每一座城市，便住上一两天。在荒漠的大西北，沿着积雪覆盖的祁连山，仿佛穿越历史的空间，遥想着丝路的往昔，体味中华民族崛起的艰辛与伟大。特别是到了张掖，得知了这个历史大事件后，他心潮澎湃，浮想联翩，那时正值我国申请加入世贸进程进入最后关键时刻。
陈雄立返回美国加州即决定创作这个题材，也可能机缘巧合，那时加州正在筹备于2001年举办第十届“四海迎春”活动。这是美国加州华人的传统节日，届时世界各地华人集中于Alhambra城举行花车游行，举办集市和展览等。“四海迎春”每年有一个主题活动，第十届的主题恰恰是丝绸之路文化，陈雄立与丁绍光同时应邀为展览作画。于是陈雄立历时4个月创作了《丝路盛会图》大型历史画卷。此画正式展出时轰动加州，《洛杉矶时报》以《追随丝绸之路》为题以整版篇幅加以报道，称其为21世纪初的《清明上河图》，参观画展的各界名流都为这位中国画家再现1500年前的丝绸之路而赞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