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市场经济体系扩展到全世界。在有些人看来，这既意味着“历史的终结”，也意味着世界可以按照纯粹的市场经济原则重新建构。在学术界出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化的倾向。按照已故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十年前《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一文的分析：新自由主义是一整套话语逻辑，在当代世界已居支配地位，而其本质是“一个旨在破坏一切妨碍纯粹市场机制运行的群体性组织的工程”。这种话语体系认为，经济世界是纯粹的、完美的世界，要实现一个纯粹和完美的市场，才能建立这一世界。任何可能对纯粹市场法则形成障碍的集体结构都要被摧毁。而金融市场是市场体系中最精致、最脆弱的机器，它不仅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最高理念，同时又是值得精心维护的。依此，解除金融管制不过是建立市场体系整套行动步骤中的一步，而且是关键的一步而已。既是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当下，2008年10月7日，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加里·贝克尔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我们没有走向衰退”，认为目前的危机决非经济大萧条。政府不应该救市，那些没有市场的金融产品应该在市场运转中自我消亡。如果贸然救市会造成道德风险，应该相信多年以来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换言之，由于金融市场的精致与脆弱，因而最值得捍卫，即使在政府就原计划已经颁布以后。
那么，金融市场真的就天衣无缝地运转有效，其自我调节能力就真的可靠吗？2008年7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曼彻斯特大学举行的经济政策创新讨论会上，发表了“2007/2008金融危机以及微观经济学后果”一文，并于9月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又发表了题为“溃败：没有制造业，没有新观念，我们经济以什么为基础？”的文章。他认为，“金融市场被比作经济的大脑，它应该分配资本，同时也管理风险。”“金融体系最新的创新是用于设计获利机制，这种获利机制大部分是异常不透明的，但是这套获利机制却允许产生与社会利益不相称的大量收益--这些都是所谓的私人报酬。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使利润趋向于零，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一原理却是显得并不可靠：这是因为信息的不完全【源自不透明】带来的不完全竞争。当年复一年，一家家银行获得的金钱如此之丰厚，人们就应该怀疑某些事情出错了。”
什么事情出错了？市场经济在运行中，必然伴随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信息的不对称性。如果未来的不确定性尚可用对冲的形式加以防范，成为金融市场衍生产品发展的理由的话，那么信息的不对称性靠什么来纠正呢？斯蒂格利茨在微观层次再次揭示了一个几乎被市场原教诣主义者所忽视的问题：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行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所谓“金融体系的最新创新是用于设计获利机制”，本身就表明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存在着这样的机会，使“这些狂热的赌徒不只在用他们自己的钱赌博，他们也在用别人的钱赌博。他们让整个金融体系处于险境--事实上，是让整个美国的经济体系处于险境。”换言之，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倾向不仅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反而若放任自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又往往会建立在公共利益被蚕食的基础之上。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标志着这种蚕食难以为继。
依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一下美国金融救援计划的争论要点。它大致可分为相互平行但又相互交织的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财务角度审视救援计划的财务安排的合理性。美国财政部和联储，作为财务专家，深知化解当下的金融危机，靠救市或托市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只有深入金融机构内部，从清理其资产负债表入手，尽快建立将不良资产剥离的机制???以金融机构健康的资产负债表来重建市场的信心。救援计划期望通过运用“远期模拟市场交易”模型将政府救市成本延展到远期，从而可在即期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救助金融体系，重建市场信心。显然，在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纳税人远期利益最大化和金融机构为代表的即期市场信心的恢复之间的平衡成为关键。财政部认为，由于市场的过度恐慌，金融资产的价格可能已经超跌，而一旦金融市场运转正常，资产将会显著升值。在此预期基础上，财政的操作也会相对简便，救援资金不进入当期财政拨款，不列入当期财政赤字，等远期卖出后，再将买卖轧差来冲销救援成本。如果不足，则不足部分在进入财政赤字；如果超出，超出部分则表现为财政盈余。由此，美国财政部最初三页纸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落脚点实质上是类似投资银行的债务重组计划，在技术层面是可行的。
第二层次，从宏观经济角度审视救援计划的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逐渐放弃了凯恩斯主义，反映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一是不再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标，因而熨平经济周期也不再是政策基点，即凯恩斯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不再长期化；二是与上述相关联，财政政策不再一味扩张，平衡财政成为新的出发点。与之相适应，宏观经济政策更多表现为货币政策，美联储开始扮演主要角色。上述变化便是人们所熟知货币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主要是希克斯的凯恩斯主义动态化过程】。然而，宏观经济政策毕竟是政策，是可以调整的，更何况，不反周期并不意味着不反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主义并不是消失了，而是暂时被冷藏起来了。与此同时，人们看到，如果政府的财政介入，帮助金融机构解决不良资产，也会使这些不良资产形成一个价格底线，从而促进这些资产的流动性，让市场重新运转，而健康的新的资产负债表，在恢复投资者信心的同时，可以再度融资和放贷，稳定实体经济。由此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是可以理解的，凯恩斯主义的重新回潮亦可以接受。
第三层次，从机制的角度审视市场的失灵。这是一个更为深刻且带有哲学味道，甚至被意识形态化的命题。如前所述，市场是会失灵的，其失灵的核心在于每个人在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并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又缺乏外部监管，信息的不对称性往往会导致“搭便车”式的损人利己的机会主义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讲，理性取向的经济并不等于现实的经济。理论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学的逻辑，纯粹化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完美的市场经济是经济学家追求的目标，而现实中的市场经济则是受一系列现实条件所制约的真实经济运行。而现实条件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其运行方式。换言之，真实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也不是完美的，一味的坚持纯粹和完美的市场经济只能成为原教旨主义者，而与现实无关，于事无补。从现实出发，通过外部监管来克服市场的失灵，也就成为或许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现实选择。从哲学意义上讲，此次金融危机凸显了一个深刻的矛盾：一种建立在竞争和效率基础上的经济法则与服从于正义原则的社会法则的对立。在这样一个深刻冲突面前，实用主义的选择立场只能是：在现实的世界中，这一对立的协调只能有赖于对市场的外部监管，即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寻找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点。
由上，关于金融救援的争论似乎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争论尽管扑朔迷离，但实质不在于财务安排是否可行；不在于凯恩斯主义是否回潮，而在于市场是否可以纠正乃至避免市场的失灵。如果不能，就需要从外部帮助市场，克服其失灵。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危机救援后的包括监管在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更为重要。
这里，也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市场经济有利于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但也存在缺陷。在坚持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应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依此类推，作为市场的扩展，经济全球化也是历史的必然，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自由贸易体制是注定要发展的。在这个经济区域一体化的世界里，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完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监管，尤其是完善全球的监管，以克服市场的失灵。我们所需要防止的既是放任自流的金融自由化，又是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曹远征/文
附录 全球金融危机大事记
2007年
2月13日
美国抵押信贷风险浮出水面。
汇丰控股为在美国的次级房贷业务增加18亿美元坏账拨备。
美国最大次级房贷公司全国金融集团【Countrywide Financial Corp】减少放贷。
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发出盈利预警：去年四季度业绩可能出现亏损。
4月4日
新世纪金融公司裁减半数员工，申请破产保护。
4月24日
美国3月成屋销量下降8.4%。
7月10日
标准普尔和穆迪下调次级抵押贷款债券评级，全球金融市场震荡。
7月19日
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对冲基金濒于瓦解。
8月6日
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American Home Mortgage申请破产保护。
10月28日
受次贷减记影响，美林首席执行官斯坦·奥尼尔宣布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