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顿：每个人都有错。不过最应该责怪的还是那些在金融机构工作和管理的专业人士。因为他们是做出决定的人，而且他们是专家，应该做出专业的决定，但是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除此之外，必须得承认监管体系已经过时，因此监管的可信度被分散，结果是没有任何一个监管机构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这也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最后就是借钱太容易，金融机构又用这些很容易借来的钱进行杠杆交易。大家都认为这些最好的机构的管理层与专业人士是足够审慎的，【实际不是这样的】。
《财经》：这里面，有多少是由于缺乏了解所致，有多少是由于疏忽失职？
桑顿：问题在于也许大家对于自己工作的定义太过狭隘。他们只看自己的机构，而没有看整个金融系统。他们也许知道有所谓系统风险的存在，但没有人想到问题会这样爆发。当雷曼垮台，美林被出售时，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股价走得很低。那段时间的确令人震惊，但你也可以说，当贝尔斯登早早出问题后，应该有更多针对这些机构的预警。这也告诉我们，聪明人拖到最后制定决策的话，也许结果看起来就不那么聪明了。
《财经》：听说多年前就有人对危机的爆发提出警告了，结果为什么没有人听？
桑顿：这确实令人费解，不是吗？当所有人都顺风顺水，整个系统似乎能充分容纳风险。这时聪明人就开始想办法掌控风险、分散风险，灵活的系统是能够控制风险，但他们低估了情况翻转会有多快。
我觉得有时候股票经纪交易商承担了太多风险，相比他们的业务规模来说，他们承担了过多自营风险【proprietary】、交易风险和投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这个模式即便还将继续存在，也需要进行一些调整。
《财经》：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投资银行过高承担风险会出问题？
桑顿：至少有五年了。问题的种子早已埋下。剩下的两家独立投行--高盛与摩根士丹利，被市场力量所迫成为银行控股公司，我猜它们会被迫重新考虑它们的商业模式，建立或者购入市场更欢迎的有更稳定预期的业务，降低杠杆使用，开始打造更广泛、更强大、深入的全能型银行。即便成为这样的银行，比如摩根大通那样，自营业务风险也必须要和整体规模相匹配，不能过分膨胀。因为这些业务的本性决定了有出麻烦的可能，当麻烦发生了，你受到的惩罚是不成比例的。
《财经》：过去五年里，为什么投行没有调整过杠杆过高的问题呢？有没有什么深层原因？
桑顿：首先，作为上市公司，每年每季度都有增长和盈利的压力，这是第一个压力。第二个压力来自激励体系，鼓励个人创造更多利润。如果得到这样一个回报，同时资本也没有那么贵，你就会开始为收入数字提高而承担更多风险，哪怕回报会稍微降低一点。这种模式大多数时候运作良好，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
《财经》：但是华尔街过去面临过很多风险，这次有什么不同？
桑顿：如果你回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那时刚刚开始实行《格拉—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把存款、信托和商业银行跟券商分开来了。90年代时他们摆脱了这一法案的约束。从根本上来说，让以吸收存款为基础的谨慎的机构去做高风险高波动的业务并不是个好主意。如果你是一家以吸收存款为基础的谨慎的机构，承担不起高风险且波动性大的业务可能造成的巨额损失。
比方说，我在高盛时，我们都非常担心会发生所谓“小概率事件”，这种事件看起来小但影响极深。发生的概率极小，但一旦发生就是大灾难。问题是这种事件的发生概率比人们预料中要频繁，而且发生后真是毁灭性的。举个例子，即便像美国国际集团这样的大机构，实际上就是由旗下金融产品的业务把整个公司拖垮的。
华尔街将向何处去？
《财经》：针对危机暴露出来的问题，整个金融体系应该做什么样的调整？
桑顿：如果我是监管者，首先会对监管银行的人员的资格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我要保证这些人确实了解自己的职责。第二，在风险管理政策方面要进行干预，如果要混业经营，就要制定相应的规则。这样即使发生了小概率事件，也不会把整个系统拖垮。
我也认为，我们需要更清楚了解金融机构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目前还没有人能看得很清楚。但我们必须做更多努力，了解风险如何分布，计划应对不同情况，用计算机模拟去看情况翻转后会糟到什么程度。这也说明了前面所说的一点，金融创新超越了监管者能力太多太多。当然，这些系统联系和风险本身非常复杂，所以上述这种超越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正常的。
《财经》：这次危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怎样？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否是一个进入美国金融机构的机会？
桑顿：一般来说，实体经济的危机会引发金融危机。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了。所以很明显这场危机很严重，会令经济放缓。我估计美国经济2009年的增速会比2008年的小，到了2010年可能会有所好转，但是未来三四年情况不会太好。很明显，一旦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美国消费下降，其他地方也会造成影响。对中国来说，中国经济的增速现在是10%，就算放缓一两个百分点，也还是很健康的。或许这个增速对中国来说并不是件坏事。
目前有很多机构都需要融资。未来资本的两个主要来源是中国和中东。如果我是一家中国的金融机构，现在就会仔细观察向哪里投资。这种机会可遇不可求。如果中国机构能抓住这个机会，那么10到15年内，现在中国金融业的领军企业就会成为世界金融业的领军企业。
它们应该怎么做呢？一种选择是慢慢来，一个分行一个分行地开。某种意义上，这样非常谨慎，但无疑很慢。不过中国金融机构能不能用更快捷而谨慎的方式吸引全球人才，能不能在报酬方面做到有吸引力，这些是很难回答的问题，但无法忽视。
全球金融系统已经成为一个整体，美国政府不能仅凭自己的实力自救。因此，退一步说，拯救金融系统是为了每个人的利益，中国付出努力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财经》：高盛和大摩变成银行控股公司后，谁将主宰谁华尔街？
桑顿：我想很明显是一种全能银行模式。我认为全球需要5到10家这种全能银行。没有一家能达到主宰的地步。未来10年里，其中一家应该是中国的，其他将分布在美国和欧洲。
《财经》：小型投资银行的未来如何？对冲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呢？
桑顿：对于小型投资银行来说，我觉得它们的风险非常小。它们往往比较聪明，所以它们不会被规模所累。至于对冲基金，我想会始终存在，而且行事方式跟现在差不多。现在有数百只对冲基金，多样化而且功能各异。我认为，当存款机构、信托机构等开始混淆职能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彻底解决或加以限制，至少要知道风险在何处。
而且我认为，纯粹的投资银行最好不要上市，其他承担风险的机构也是。因为当这些公司为私人所有时，花的是自己的钱，某种程度上可以规范其行为。一旦用别人的钱冒险，又有薪酬系统保证收入，就不一样了。
危机的启示
《财经》：这次危机后金融基础设施会有什么变化？如何保持鼓励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平衡？中国监管机构应该从中学习怎样的教训？
桑顿：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往往会矫枉过正，变得监管过度，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更好的监管，而不是更多。当然这种平衡很难保持，我们很可能会被迫接受更多的监管，但希望我们得到的是聪明的监管。
对于中国，这里面有几个很明显的教训。首先，最明显的是，中国其实跟外面的世界相互依存度是非常高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金融市场，中国必须加快自身培训和教育，并提高监管的水平。
第二，在金融机构改革和金融创新的步调上要保持谨慎。现在，中国的情况看起来还是非常好。不过根据我的经验，当事情看起来很好的时候，往往会犯大错。所以我想中国在让外国金融机构进入市场，引进新产品等方面应该三思而后行。如我们所见，在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先进的市场，可怕的危机都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财经》：中国政府的巨额外汇储备应该怎么处理？
桑顿：即使没有这场危机，中国政府也应该慢慢地分散投资和风险。我觉得这件事得小心做，慢慢来。不要因为这场危机，中国政府就放弃美元，从而导致另一场危机，这对自己并不好。中国政府需要等待时机。当危机过去，慢慢将投资多样化。我相信他们会这么做。
我同时认为，这场始于美国的危机其实也造就了一个中美之间前所未有的交流机会。因为当美国处于现在的危机时刻，真的别无选择，只能向世界求助。这就使交流更为深入，也更为畅通。人们开始看到硬币的两面。我估计在美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会有一些金融机构积极地参与。如果做得好的话，普通的美国人也会将其视为一件好事。
会计准则修改“刻度”
尽管国际会计界认为，病人发高烧时不应指责体温计，但最终妥协的力量还是占据了上风。
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状况的“温度计”，美国会计准则和国际会计准则在政治和舆论压力面前，最终选择了修改“刻度”，以平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恐慌性抛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