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交的基调，日本必须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须符合世界的共同利益。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繁荣与和平背道而驰的政策，那最终也将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吉田茂，1945年
“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作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使命。基于这一认识，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作出贡献，在此过程中互惠互利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2007年
一个国家的兴衰，归根结底取决于如何界定国家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采取适当的手段予以实现。相反，如果不能正确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国家注定会衰败。战前的日本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战后，由于日本有深刻反省历史的和平宪法的存在，被禁止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因此在世界舞台上，日本的国家利益只能依靠国际协调来实现。
不过，冷战结束后，有些媒体使用“追随”、“迎合”、“软弱”等词语，来描述日本自战后一直奉行的“国际协调外交”政策，称其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2002年对外关系专家委员会向小泉首相提出的《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外交优先考虑国际协调，而对于国家利益有所忽视”，并且强调说，“外交战略的基础应首先考虑国家利益”。
战后日本外交真的没有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吗？追求国家利益与重视国际协调真的背道而驰吗？充满着反省与教训的“战前外交”究竟是如何制定并追求国家利益的？对日本国家利益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本章在分析近几年来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基础上，以日本历任首相的施政方针演说为例，来解析一下战前、战后日本国家利益的内涵与变迁。
战后国家利益论的“崛起”
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根本不敢使用“国家利益”一词。例如，芦田、鸠山、岸、池田，这四位历任首相在施政方针演说中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为什么？原因也许是战前日本就是因受所谓的“国家利益”的影响才走向悲剧的。所以，在战后初期，与“公”或“国家”相比，人们更加优先对待“私”或“个人”，同时重视人权和自由。但今天的日本政界或媒体界，人们却频繁地使用“国家利益”，甚至觉得缺了这个词就不正常。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一演变的实际原因与背景。
在这里，应首先弄清楚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对于作为民主国家的日本来说，最为重要的政治场所“国会”和对舆论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到底在什么场合，以什么方式使用“国家利益”一词。
日本国会如何看待“国家利益”
图2-1显示的是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的总会、各委员会、听证会等会议记录，以及历任首相提到“国家利益”【包括“国家的利益”、“日本的利益”】的会议次数变化情况的统计结果。
图2-1 在日本国会中首相提到“国家利益”的回忆次数
我们从中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虽然在吉田茂首相任期的下半期有若干次关于国家利益的谈话，但整体上而言，直到佐藤荣作政府为止，在战后20年间，日本这一“主权国家”的最高政府领导人在国家权力的最高机关--国会里讲话的时候，几乎没有使用或提出过“国家利益”这一概念。
其次，一个明显的转折是，1971年，佐藤荣作首相在国会有关“国家利益”的发言达到50次之多。而这一年，他在国会包括总会、委员会等演说或问答的次数总共有140次，也就是说其中提到“国家利益”的占1/3以上。众所周知，1971年的国际形势对日本来说是“极具变化”的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上台后，印度支那形势和中美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而在日美之间也展开了“冲绳是否归还”的交涉。在这一年，日本周围的政治、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佐藤首相关于国家利益的发言往往也针对时事，与冲绳归还问题以及中国问题息息相关。在此之后，除了竹下、海部、宫泽、村山几任首相，其他首相也都或多或少使用过“国家利益”一词。
日本媒体如何报道“国家利益”
图2-2是战后日本主要报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产经新闻》以及《东京新闻》使用“国家利益”一词的统计结果。
图2-2 日本媒体涉及“国家利益”的新闻报道次数
根据此图，“国家利益”一词的出现频率在日本报纸整体上趋于增加。例如，我们比较一下冷战的前后【1987年与1992年】，把这6家报纸合起来，1992年涉及“国家利益”的报道次数比1987年增加了1.5倍，至于社论则增加了70%。随后，1998～2003年这6家报纸“国家利益”的总次数增加了2倍，社论增加了2.2倍。仅仅冷战刚结束后的1989～1990年，增长率就达到了65%。此外，如前所述，社论比一般的报道增加得更明显，1989～1990年增加了70%，1998～2003年增加了2.2倍。
新闻报道反映的是记者与国民的关注点，社论则是一家报社的意见或主张。在这些报道或社论中显示出来的词汇或概念的背后，切实存在的事实是，日本社会对国家利益的意识或关心有所提升。值得一提的是，社论是向读者直接提供一家报社对国际问题或外交政策的见解与评价，深刻影响着舆论导向。各家报纸在社论中增加了使用“国家利益”一词的次数，有些报纸还动辄以“国家利益”为借口，为自己的主张增加合理性，这意味着各家报社比以往更加重视“国家利益”所具有的力量。
日本国家利益论“崛起”的背景
如前所述，“国家利益”的使用频率虽然在国会看不到长期的增加趋势，但在报纸上这一趋势却很明显。事实上，1990年后和2000年后的增加都是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媒体界在面临新形势的过程中，也认识到国家需要转变原来的对外战略，而作为向整个舆论的说明材料，“国家利益论”开始逐渐崛起。我认为，作为诱因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的解体重塑了国际政治的格局。在东亚，以苏联的威胁为前提而维持的中美战略合作关系丧失了存在的基础。中国在全球化的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迅速发展，不断加强地区和全球影响力。朝鲜在失去苏联的支持后，社会主义体制陷入困境，为了维持既有体制，以开发核武器为“外交王牌”，正在推行“边缘化外交”。在这些崭新的外部安全环境下，日本如何重新认识日美安保体制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政治课题。
另外，在“9·11事件”发生后，“反恐战争”等全球威胁不断多元化的形势下，冷战时代以核威慑为背景的“恐怖均衡”格局以及相关讨论已经过时，“意识形态对立”格局全面终结。全球各地纷纷出现的民族、宗教纷争、恐怖主义活动等新的安全威胁，引起了各国政府的密切关注。在这个时代，对和平的“创造”比传统意义上的“维护”更加重要。日本也受到了这一时代主题的影响，围绕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执政党与在野党陷入对立僵局，舆论则陷入分裂状态。在需要对和平或安全问题展开新的讨论的情况下，媒体有理由重新开始探讨究竟什么是“日本的国家利益”。
另一方面，东西两大阵营对立的格局终结，推动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在全球化逐渐推进的过程中，物品、资本等迅速、大量、跨国移动的趋势日益明显。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地区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度正日益“深化”，从而促使东亚各国将相对劣势产业的贸易保护政策，转变为贸易互惠增进政策。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变化，有关对外经济政策的讨论正在升温，这些因素也促进着“国家利益论”的升温。
其次是在政治、经济两个领域日本国内形势发生的变化。先谈政治领域，1989年，几乎在冷战结束的同时，日本昭和天皇逝世，至此日本长达60多年，迥异的社会、政治制度与形态混合存在的“昭和时代”宣告结束，而战后始终主导日本政局的“55年体制”也在同年崩溃。此前，战后日本国会关于宪法和安保问题的讨论，始终处于意识形态化的“神学论争”之中，直到自民党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村山富市政权对日美安保和自卫队采取容忍态度，冷静而理性的国家利益论争依然没能展开。但海湾战争发生后，在联合国的引导下，当世界各国间为建立世界和平成立国际协调机制进行深入思考之时，日本有关人士终于开始讨论：“在国际社会，日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也需要在政治领域积极作出贡献。”
紧接着，伴随冷战的彻底终结，日本国内的意识形态化论争也走向终结。由于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推动，“安保政策”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国内政治格局也被重新调整，这样一来原本趋于原则理论或形式主义的“安保论争”变得更加灵活而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冷战时期“僵化”的国家利益讨论，转变为对日本周边地区个别或具体威胁的讨论。进入21世纪，在自民党与民主党两大政党制的趋势逐步确立后，日本国会中的论争也变得更加现实，“国家利益论”也将在此氛围之下继续进行下去。
此外，20世纪90年代，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在“失去的10年”这一经济低迷时期持续的过程中，“终身雇用”、“年功序列”等日本企业经营模式已经显得不合时宜，“持续性经济增长”已经无法保证，财富或新旧权益的再分配等问题也使日本舆论界观点不一，有“代价”的自由化或市场开放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课题。面对“开放”这一趋势，“国家利益”在日本得到了更多和更深入的讨论。比如，在关于WTO【世界贸易组织】或FTA的国内讨论中，农业问题经常成为议论的焦点。但是，日本人越来越意识到，只优先考虑本国的农业保护政策，无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或地区合作的潮流。如何区别判断“国家整体的利益”与“国家局部的利益”，对我们来说日益重要。
国家利益“论争”
如前所述，日本国内围绕着“国家利益”的论争在升温，而这种论争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又是如何展开的呢？
日本国内关于国家利益的论争，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争论，即“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究竟是已有的还是崭新的。这是日本在未能“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情况下，受到新的国际环境冲击而出现的政治现象，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日本在战后始终未能像美国那样落实国家利益的具体内涵或政策性探讨。日本国家利益论争的主要立场，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种立场被称为“理想主义”，是本着对过去战争的反省以及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警惕意识，“警告”追求国家利益有不利的一面，并且有意“回避”国家利益论争的立场。这一立场比较顽固地认为，国家利益毕竟是“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同时期待世界道义或舆论也介入其中。市民运动或非政府组织等依然固执地坚持这一立场，类似思潮在日本依然根深蒂固。
第二种立场被称为“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追求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民众或媒体会趋于盲目主张本国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无视他国的利益，因此一味地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未必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
第三种立场介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即中文所说的“调和派”或“折中主义”。这一立场本着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超越狭隘封闭的国家利益，而追求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协调的开放性的国家利益，即“国际利益”，其外交手段必然成为“国际协调战略”。不过，这一立场在日本国内往往被批判为“软弱”或“随大流”。实现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首相吉田茂曾经在国会上说：
作为外交的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去伸张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须得符合世界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繁荣、和平相悖的政策，它最终将不利于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与世界的主流相协调，同时保持日本的自主性，尽量与世界其他国家协调发展。
在我看来，吉田首相与其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还不如说是正视日本与国际社会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客观地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日本所处的状况，从此把日本外交的走向寄托于国际协调。
其实，即使是否定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把追求国家利益当做前提，否则无法界定真正的“国际利益”。而“第三种立场”恰恰把目标定位在如何协调本国利益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上，在这点上，它与第一种和第二种立场存在本质的差异。2000年1月，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第一小组提交给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就提倡了“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要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求的外交战略。日本需要的不是追求“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维护并加强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秩序，努力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全球规模的问题等，有利于增加国际公共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
在了解了日本国内有关国家利益的三种不同立场后，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日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战略。
“消极论”--讨论国家利益是“忌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