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的“严责电”给项英等人以极大震动和深刻教育。至此，新四军皖南部队是迅速北移还是再拖一段时间？北移是否还添加要开拔费、要饷弹等附加条件？北移是否作为阻止汤恩伯、李品仙大军东进的交换条件？……。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都已过去。此时摆在项英面前的，就是率部立即向北转移。
1940年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会议，研究北移的行动方案，并请叶挺列席。大家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已“作一网打尽之计”，认为在北移途中难免遭受袭击，对如何选择北移路线，认真地进行了研究。
1941年1月1日，新四军军部将“全部移苏南”的决定电告中共中央：
我们决定全部移至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姿势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或追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中央如有指示，请于明日（二号），最迟三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怕难。
（《新四军·文献》（2），第93页）
1月3日，毛泽东、朱德回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新四军·文献》（2），第94页）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终于舒了一口气。
10、 蒋介石对周恩来“语重心长”
194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电报中以极其严厉的口气斥责了犹豫不定的项英，与此同时，毛泽东和朱德还致电周恩来和叶剑英，要他们速跟蒋介石交涉：“（一）（新四军皖南部队）须分苏南，繁、铜两路北移；（二）须有两个月时间，若断若续，分批偷渡；（三）皖南军队不得包围，不得阻碍交通；（四）皖北军队由巢、无、和、含四县撤退，由张云逸派队接防，护渡江；（五）保证不受李品仙袭击；（六）弹药及开拔费从速发下。”（《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5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接到电报后，当即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最近也是极其郁闷，不断骂人，原因是：何应钦飞扬跋扈，夫人不归，粮价飞涨，共产党无复电。但蒋介石见到周恩来后，却以别样的神情说道：
“连日来琐事甚多，情绪不好，本不想见，但因为今天是4年前共患难的日子（指西安事变时周恩来面见蒋介石），故以得见面谈话为好。”“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太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你要我发饷我发了，军政部也要发的。我弄得没有办法，天天向他们解释。”
“抗战4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引者注），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在现土瘠地争夺，实在是太小了。要开到河北，按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多么优待你们，可实施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外、对内都可做得好。现在你们这种做法，简直连军阀也不如了。”
“我是发展，你低落了。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调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绝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如能调到河北，你们的做法一定会影响全国，将来必成功。我这些话，没有向外人说，我可以向你说，你可以告诉你们中央同志。”
“你们过，从皖北一样可过，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绝对不会妨碍你们通过。只要你们肯开过河北，我担保至1月底，绝不进兵。你说封锁西北，完全是防守，华北绝不会封锁，我可负责担保。”
“政治问题，都好解决。特种委员会，没有这种组织。文件你们也发了不少。你说的各种训令，我可再查。只要八路、新四执行军纪，一切都好讲。一切待遇如有丝毫不公，你可找我。”
“你说下级调不动，可不是事实。你们中央的决定，一定生效？目前你们中央没有决心。你应该将我的话全部告诉你们中央，不可（然）你们不失败，会弄得大家反对你们，你们自己队伍里也会有不同意见。”
“我现在处的环境如你一样，困难一定是有的，不过你一定应该将我的话转告你们中央，否则我们见面也说不出什么结果来的。”
周恩来当即就蒋介石挑拨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话进行了反驳。同去的张冲却殊感意外，他没有想到蒋介石如此“语重心长”。但10天以后，皖南的血腥屠杀就开始了，不能不说是对此番话的一个绝妙讽刺。不过从蒋介石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国民党内部错综复杂的斗争。
周恩来、叶剑英赶紧致电毛泽东，陈述了他们会见蒋介石的情况，并指出蒋介石的话靠不住，蒋介石是“在吓、压之余，又加哄之一着”，（《毛泽东年谱》（中卷），第247页）实为鳄鱼的眼泪。
11、 军长叶挺只能列席军分会会议
1940年12月27日，云岭，新四军军部。
叶挺端坐在办公椅上，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字：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报告，”秘书走了进来，怯生生地望着叶挺，终于说出了叶挺不愿听又不得不听的话，“项副军长指示，请您列席明日的军分会会议。”
“列席”这个字眼，不止一次地深深刺痛着叶挺那根敏感的神经。军长列席会议！这有什么错？不错，他是军长，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支钢铁军队从它初创时起，就有了一个钢铁的纪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不错，项英是副军长，但是，他是党员，是党的军分会书记。党的军分会会议，非党员只能列席。这怪谁呢？
但是，叶挺确实感到不痛快。项英就是党吗？叶挺总觉得项英的许多主张与中央背道而驰，他，一个脱党已经13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云岭远离中央，应该说机要科是联结中央与军部的纽带。然而，尽管机要科近在咫尺，一个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却不能涉足半步。他不能去看一看用叶、项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和指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否是他的真正声音。项英有时也同他谈中央的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叶挺不是党员，他把项英当做党的领导予以尊重，却没有得到回应。有一天，项英通知新四军党委成员开会，说传达中央精神，根本不和叶挺打招呼。事后，叶挺才知道，项英召开的是研究作战的会议。真是岂有此理！负责指挥作战的军长却不能参加研究作战的会议。性格刚烈的叶挺怎么能受得了！
项英非但不尊重、不信任叶挺，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疏远叶挺。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到大食堂吃饭，丢下叶挺一人吃小灶。军部的干部也有意无意疏远叶挺。
军部有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进行。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外，他变得可有可无。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时间骑马、照相、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
按着项英的旨意，原和叶挺紧靠在一起的参谋处，移到了项英住处。一次，叶挺饭后散步路过参谋处门口，从里面传出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3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项英的这套统战理论深深地刺痛了叶挺的心。叶挺忽觉一阵眩晕，他感到压抑、苦恼、委屈、痛苦。
于是，岩浆终于喷发。于是，也就有了叶军长辞职的历史一幕……
1938年6月初，叶挺到武汉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给新四军增加军费。6月7日，叶挺在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和叶剑英，他握住周恩来的手，第一句话就说：“周公，我在新四军干不下去了。”
听到叶挺的话，周恩来很是惊讶，他忙安慰叶挺，请他坐下来慢慢讲。叶挺在周恩来面前讲话无所顾忌，把他在新四军中的情况和尴尬境遇和盘托出。叶挺的要求并不高，希望能让他真正履行作为军长参与军事决策、指挥部队作战的责任。考虑到除自己以外，军部主要领导都是党员的实际情况，叶挺还提出了一个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周恩来、叶剑英对叶挺的意见高度重视，也很理解他的心情。当天，周恩来、叶剑英等人就联名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发报，转述了叶挺的意见：
甲、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乙、拟组织（外间知道亦不要紧）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项、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如何，盼复。
毛泽东很快就回电表示：“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陈、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副之。”
叶挺原来希望，他所面临的棘手问题，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直接干预，采取协商会议的方式，适当地加以解决，使他可以参与重大军事决策和实际担负起指挥作战的职责。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项英对此抱有抵触情绪，迟迟不肯成立这个委员会。不久，项英接到中央通知，要他赴延安参加拟于9月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随即动身前往延安，成立新四军委员会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此时，由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的广泛出击，使得日本侵略者不断遭受到沉重打击，同时也惊动了国民党顽固派。于是，日伪军频繁“扫荡”、“清剿”新四军，国民党第3战区属下的“忠义救国军”、保安团等顽固势力，也在各处袭击新四军，形势日益严重。叶挺对项英在这样关键时刻去开会，让自己独力支撑这种艰难复杂的局面而又不赋予必要指挥权限，不理解也不谅解，积怨日深。
9月30日，叶挺从云岭军部发出一封急电，请中共长江局转交延安的项英。叶挺在电报中说：“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力所能处理”；“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叔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湘赣观察各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这个电报发出后不久，叶挺便在10月上旬离开云岭军部，经江西景德镇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转粤汉铁路南行，回了广东。
往事如昨，虽几多怨怒，叶挺此刻不再去想。他知道，此刻新四军已危在旦夕，身为一军之长，还是要在军分会会议上作最后的努力。
12、 项英独断专行
1940年12月28日。
上午8时，项英来到会场，人已到齐了。
项英勉强笑了笑说：“现在开会，同志们，中央的电报大家已经传阅了。我认为，中央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到底选择哪条北移路线。”
这个问题两三个月来，成了军部领导开会的保留项目。每每讨论起这个问题，总是各说各的，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然而今天不一样，中央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况且距蒋介石规定的北移期限仅剩3天。
会上讨论了三个方案，各有利弊：
第一案：是“东进”的路线。
这是继续走先遣队的北移路线，即出云岭向东经马头镇、杨柳铺、孙家埠、郎溪至竹簧桥，待机北渡苏南。
有利方面：沿途建有兵站线，已做好供应准备；与苏南部队靠近，发生战斗时易于策应；地形较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不利方面：要经过国民党军第108师、第52师防区腹地，如发生战斗，易被其包围；沿途地形亦对新四军不利，不易突围。皖南部队第一批人员北移后，顽军在沿线又大肆增修工事；日寇在苏南正进行“扫荡”，敌情紧张，新四军皖南部队到达苏南后不易立足。而且，国民党最近又否决了这条路线。
第二案：是直接“北渡”的路线。
由皖南铜陵、繁昌之间北渡到皖东。
有利方面：由云岭至长江边，路程短，仅需1天1夜时间；沿途为新四军第3支队活动地区，群众基础好，部队行动容易保密；经半个多月的准备，路线、渡口已选择好，船只已筹备齐，如无意外情况发生，一夜就可以全部北渡；是蒋介石最后指定的路线，政治上主动；江北桂顽正向第4、第5支队进攻，皖南部队北渡后可增援第4、第5支队打击桂顽。
不利方面：如一次不能全部北渡，余部易遭日、顽两军夹击；北渡时如被日军发觉，易遭敌舰艇拦截；沿江北岸渡口大部被国民党军第5战区部队控制，渡到北岸易遭其堵击。
第三案：是“绕道”的路线。
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宁国、郎溪，沿天目山北麓至溧阳，待机北渡苏南。
有利方面：如能迅速接近天目山麓，沿山麓行动，地形有利；有与国民党军第40师遭遇之可能，但第40师力量薄弱，新四军皖南部队对付它估计力量有余。
不利方面：行程远，时间长，行动容易暴露；孤军深入，易遭顽军前堵后追；地形不熟，群众工作基础薄弱；向国民党后方行动，政治上不利，易为顽固派造成口实；如果发生不测，自己进退困难。
叶挺和其他与会领导主张实施第一或第二方案，未被采纳。项英认为第一、第二方案太危险，应避强就弱，独断专行地决定采用第三方案。
与会者再一次领略了项英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会场沉寂了。最后，项英果断地说道：“我看，先让大家安心过个新年，元月2日、3日作出发准备，铜陵、繁昌前线各部队秘密集中到云岭、北贡里地区，元月4日出发，各部队由原地突然南进。”
“我想，是否先呈报中央，”袁国平提出建议，“待中央批准后……”
“给中央的报告晚上即可拟出，”项英打断了袁国平的话，“我看中央不会不同意的。”项英看上去胸有成竹，但心中却盘算着如何向中央报告。
12月30日，李志高将拟好的行军路线图交给了项英，项英指示：请军分会成员传达室阅，暂不报中央。
1941年1月1日，在千家万户辞旧迎新的欢声笑语中，项英终于起草了给延安的电报。
毛、朱、王并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复电只允许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31日晚，赶至军部，商量要求，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尚未完毕，并增79师40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军，估计彼方怕我先动。稍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渡。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部署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如中央的指示，请于（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恩来、叶剑英。
电报以新四军名义发出，既没提28日军分会会议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没提最关键的路线问题！
项英在搞文字游戏，与中共中央开了个大玩笑！
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