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战火中辗转迁徙的国立戏剧学校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教育文化的摧残变本加厉。1937年7月29日，日本飞机连续轰炸天津4个小时，轰炸主要目标为南开大学，并将军车开进学校，把尚未炸毁的楼房泼上汽油纵火烧毁。南开大学部的秀山堂、木斋图书馆、芝琴楼女生宿舍和教授宿舍楼，均铰夷为平地；中学部的西楼、南楼和小学部的教学楼，也成了一片废墟。自1937年8月15日，日机首次轰炸南京，到同年10月13日的两个月中，日机对中国61座城市实施了轰炸，"大部分空袭都以无防备的城市为对象，特别是有意识地以大学等文化教育设施为破坏目标"。其中首都南京罹祸尤巨。日本军方曾公布，从战争开始到攻陷南京，日本海军飞机袭击南京50多次，出动飞机超过800架，投弹160多吨。1937年8月15日至26日，中央大学遭日机三次袭击，19日下午，一次就在大学本部投下每枚25。
公斤的炸弹七枚。事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给教育部的报告中指出：窃查8月19日下午6时许，敌机进袭首都投掷炸弹。本校计共落弹七枚。图书馆、牙医学校、大礼堂、科学院馆、女生宿舍、无机化学教室均遭严重损毁。该期被炸的高等院校除天津的南开，南京的中央大学外，还有上海的复旦、同济和广州的中山大学等等。在日军狂轰滥炸，掠夺焚烧的过程中，108所高校中有91所遭受敌人严重破坏，其中25所无法恢复，被迫停办。面对日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摧毁中国各级学校及其他文化机关之行为，1937年11月5日，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破坏我国教育机关的罪行。
声明说："北自北平，南至广州，东起上海，西迄江西，我国教育机关被日方破坏者，大学、专门学校有23处，中学、小学则不可胜数......诚所谓中国30年建设之不足，而日本一日毁之有余也。日方此种举动，每以军事必要为借口，殊不知此种教育机关，分布各地，往往距军事区域非常遥远，且绝与军事无关。日人之蓄意破坏，殆即以其为教育机关而毁坏之，且毁坏之使其不能复兴，此外皆属遁词耳。"由于日本对华的残酷侵略，中国无数的青少年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失去了自己的学校，在日军的狞笑和枪炮声中被迫流浪。为谋学校安全和保存固有设备，为延续中国的文化命脉，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要》等，规定战区学校处置办法，分令各省市教育厅局及专科以上学校为选择比较安全地区以便转移之准备。中国华北和东南部的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在1936年夏和1937年春开始筹划内迁。
当时中国教育界众多的知识分子，为了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为了救亡图存，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们众志成城、坚忍不拔，不辞艰辛辗转迁徙，呕心沥血坚持办学，保存了中国教育的精英，延续了中国文化命脉，营造了战时学术研究、学校教育的蓬勃氛围；锻炼造就了一批批各行各业人才，取得了系列重大科研成就，推动了大后方教育事业和抗战救国运动的发展；显示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可歌可泣的业绩当载入史册。国立戏剧学校的师生们当然在其列。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在抗战时期曾五次迁徙，往返辗转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等省市，水、陆路行程万里。充分体现了国立戏剧学校（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师生们为了抗战，积极投人时代的洪流；为了戏剧艺术事业，自强不息勇做剧运先锋的精神。
（一）南京迁长沙--在长沙的短暂办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日军在7月29日相继攻陷北平、天津，形势日趋险恶。国民政府从保存国脉和总的战略部署出发，相继做出了关于战区和受日军危及地区的学校陆续向大后方的西南地区疏散迁徙的部署。7月底8月初，战事在东南沿海展开，日军节节进逼上海、南京。日本决定在淞沪地区集结重兵与中国军队在上海进行大会战的同时，进一步对中国政府进行打压威胁，不断派空军空袭轰炸中国首府南京；中国军方亦增派军队到淞沪地区加强防御，以应对事变，敌我双方集结了100多万兵力的淞沪会战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南京开始大疏散，国立戏剧学校亦奉命疏散转移。国立戏剧学校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发展，去谋求新的途径和环境。校务委员会在安排好留守人员搞后续工作和接待新生后，8月开始疏散转移。在疏散转移时，学校认为：戏剧之功用，原在教导民众，淬砺人心。值兹国难已到最后关头，全面抗战开始，举国奋起，同仇敌忾之时，本校深感任务之重大，正应藉戏剧方式报效国家。爱经各校务委员商定，在本校正式开学以前，集师生一体，特别组织起了以张道藩、余上沅为正副团长的"非常时期巡回公演剧团"，分赴各地进行抗敌救国宣传，以期为唤起民众抗敌信心，鼓励前方将士，安定后方人心做出贡献。
国立戏剧学校的转移是分队进行的，校本部一队师生员工30余人，由校长余上沅带领，携学校器材设备经江苏、安徽、江西、湖北人湖南至长沙举行巡回公演，首批人员8月27日到达长沙，觅得湖南着名学者王闿运的故居稻谷仓三号为栖身点，并就稻谷仓三号设立"国立戏剧学校临时办公处"，9月1日正式办公。9月初教育部令国立戏剧学校在长沙设立"剧团办事处"以统筹学校事务。"剧团办事处"在长沙成立后教育部又令国立戏剧学校在长沙就地开学。在国立戏剧学校迁到长沙的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平民国大学、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等北方和东南一些大学纷纷迁至长沙，为长沙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长沙被称为了当时的"文化城"。
该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叶剑英到长沙八路军办事处负责，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共两党在湖南比较成功的合作，在长沙形成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张治中主政湖南后，在革新政治、安定后方、发展教育、组织民众、准备抗战等方面颇有建树；在教育上他提出了"训练动员民众的干部人才"，"训练抗战需要之各科人才"的战时教育特殊要求，并在长沙和迁来长沙的各个学校中贯彻。
全面抗战初期的长沙，工农兵学商的抗日热潮，犹如长沙的暑热，滚烫火热，到处都有抗日的演出活动，到处都能看到抗日演讲和游行，满街张贴着抗战的标语口号。国立戏剧学校接到教育部"在长沙就地开学"令后，"剧团办事处"一方面组织剧团编排抗战戏剧，拟以长沙为轴心分赴川、黔、滇、粤、桂继续进行巡回公演；一方面在长沙召集已毕业的一届学生和在各地巡回公演的师生到长沙集中，准备开学。根据学校的这种安排，到达长沙的师生们在筹备开学的同时，积极投入了当时长沙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自编自排了一批具有现实意义的、不同形式的抗战戏剧，分队在长沙各剧场、各街头、各广场演出，进行形式多样的抗敌救国宣传活动，同时对长沙一些业余演剧队的演出人员进行辅导、培训，以提高他们战时戏剧演出水平。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初，国立戏剧学校在余上沅校长和曹禺等导师的具体组织下，在长沙又一村民众大礼堂先后演出了张道藩着，经余上沅改编，向培良导演，陈永倞设计的《最后关头》；文治平作，谷剑尘、洗群导演的《毁家纾难》；克莱曼唐着，王思普改编，万家宝、余师龙导演的《炸药》；洗群着，陈治策、方守谦导演的《反正》。在国立戏剧学校开学后，巡回公演剧团又到湘、鄂、川公演了《炸药》、《反正》、《警号》、《东北之家》、《抗战第一声》等剧；并在湘、鄂、川等地的市镇街头、广场演出了《流亡者之歌》、《香姐》（即《放下你的鞭子》）、《疯了的母亲》、《觉悟》等街头剧40余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