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就是力量。我想，即使我们面临的依旧是风雨飘摇的市场，只要大家齐心协力迎接挑战，赢回信心，赢得市场，赢来希望的可能，或许会在不太遥远的前方。
相信中国力量
在这次年会开幕式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坐在美国副财长楼瑞的旁边，隐隐地向世人传递着中国的力量。
其实，中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渊源，要从这两个组织的诞生说起。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在其中的地位起起伏伏。在这些起伏升降中，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
1945年12月27日，在《布雷顿森林协定》上签字的22个国家中就有中国。当时，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份额排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名列第三。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制约，中国在两个组织的代表权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1959年至1980年间，由于当时占据中国在两个组织席位的国民党当局经济实力严重不足，使得中国在这两个组织中的地位日益下降，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从创建初期的第3位一直降到了第16位。
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经济步入蓬勃发展的轨道。雄厚的经济基础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日趋关键。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同年，中国两次增资，使得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排名从16位上升到第8位。在此基础上，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还获得了单独选区的地位，从而有权选举自己的执行董事。
2003年，世界银行报告中指出，中国作为东亚贸易核心的地位无可争议。2007年9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季报》，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超过美国。一个月后的世界银行年会上，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主张提升中国地位。
中国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举足轻重。而中国亦没有辜负世界的期待，虽然面对的是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仍保持着令世界瞩目的增长态势。
发言中，易纲副行长开宗明义地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稳健而具有弹性”。他客观地分析了中国2008年遭受的自然灾害和外部的许多不利因素，接着用坚定的口吻说：“即使面对这些困难，中国依然维持了强劲的经济增长态势，并且在结构性调整上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他告诉各国代表：“经过近几年的努力，中国在金融改革方面卓有成效，各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公司治理结构都有了明显改善，风险管理能力亦显著增强，市场流动性得到了充分保证。”对于中国的未来，易纲副行长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能够平稳渡过这场金融危机。”铿锵有力的声音让身处会场的我备受感染，自豪感油然而生。
易纲副行长的发言也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胸怀和诚意，他表示：“在当前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保持稳定、持续、快速的增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已准备好同全世界一起共同努力克服当前的难关。”
随着2006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中国经济金融对外全面开放，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日益深刻。特别是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态势与全球经济走势日趋接近。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现实背景下，目前全球经济正面临深刻调整，中国也不例外。
虽然如同易纲副行长所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相对还是比较稳健的，但就目前而言，美国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它对美国乃至全球的虚拟和实体经济都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也给各国以深刻的警示。在中国这样一个金融体系还不太完善、金融国际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深刻思考今后的方向，从金融危机中得到启示。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是我们首先需要妥善处理的。毫无疑问，金???创新产品的过度开发和滥用是酿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默顿所说，这次金融危机不是金融创新的错，而是新的金融产品和金融监管不接轨造成的。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不能误读次贷危机的教训，因噎废食，放弃或放缓金融创新，也不能给金融创新加上太多桎梏。
作为商业银行，正确处理商业利益与经营风险的关系尤为关键。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金融机构为了攫取商业利益承担了过高的风险，终遭灭顶之灾。放款机构在抵押品持续升值的背景下忽视了贷款管理的基本原则，即收入所得是第一还款来源，而过度依赖于第二还款来源，从而发放了过多的次级贷款；投资银行运用高达数十倍的杠杆效应，在放大收益的同时也埋下了高风险的隐患，最终惨淡收场；商业银行、投资基金、养老基金等投资者在高评级下购入大量次级债券和衍生品，以为能长期坐享高收益低风险的好处，结果事与愿违。在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发展史上，片面追求商业利益而忽视风险的案例也比比皆是。我想，对于这些，招商银行乃至整个中国银行业，都该引以为戒。
同时，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关系，这也是不容忽视的。宏观调控通过反经济周期的政策工具，在市场低迷时刺激经济，在市场高涨时压制经济，其最终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保持市场平稳发展。但是，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如何及时、有效、适度地运用政策工具，却是较为困难的。在次贷危机已露端倪时，美国政府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危机不断恶化时，又连出重拳，采取包括降息、接管金融机构、签署经济刺激法案等多种措施，给市场仓皇失措之感，而且这些向市场注入的巨额资金可能成为中长期内引发通货膨胀的潜在源头，为下一轮危机埋下隐患。总而言之，宏观调控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有“过度调适”之嫌，其及时性和有效性值得怀疑。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在周边市场信心低迷的状态下，如何及时有效适度地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保持宏观调控政策的灵活性，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还有一个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思考，就是关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经济源于实体经济并服务于实体经济。如果虚拟经济通过自身发展和优化资本配置来推动实体经济进步，实现两者的均衡协调，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有好处的。但如果虚拟经济通过投机产生泡沫，脱离实体经济单独发展，就会严重动摇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基础，加大经济波动。近些年来，得益于美国长期低利率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虚拟经济获得飞速发展。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披露的数据，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品全年交易量合计愈3000万亿美元，相当于2006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已经远远超越了实体经济。金融危机的爆发看似偶然，实际却是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必然结局。当前，中国正处于资本市场改革的关键时期，同样需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这场危机给我们留下的极其宝贵的教训。
市场和纪律
年会召开次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美国政府将正式启用几天前刚刚通过的70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将其中的2500亿用来专项购买金融机构的股票，以促进金融市场恢复运转。包括花旗、富国在内的美国九大银行同意参加这项计划。另外，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还将为银行间同业拆借提供担保。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批准英国政府提出的总额高达5000亿英镑的大规模救市方案。各国都显示出了实实在在的救市诚意，市场也终于又给出了“好脸色”：14日纽约股市刚刚开盘，三大股指便纷纷上涨，涨幅都超过了2%，道琼斯指数一度攀升400余点。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的涨幅均达到21%，花旗集团也上涨了18%。年会上部分人的乐观似乎得到了一些印证。
然而，中午刚吃过午饭，市场就以戏剧性的下挫给人们泼了盆冷水。媒体分析说，因为投资者担心经济减缓会影响以非必需消费品为主业的公司和科技公司的盈利状况，导致以科技为首的很多板块股价受到打压。股市随即出现连环效应，三大股指纷纷掉头向下，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逾300点。当天收盘时，三大股指均未能延续先前的涨势而全面走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的跌幅甚至超过了3%。
而股市气候的恶化并没有中止。10月15日，人们迎来了更大一场黑色风暴。
10月15日当天，媒体铺天盖地都是这样一个醒目的标题--“道琼斯指数和标准普尔500指数均创1987年10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据报道显示，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734.08点，报收8577.91点，跌幅为7.87%。标准普尔十大板块全线下滑，500只成分股中有99%的股票下跌，报收907.84点，跌幅为9.03%。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150.68点，报收1628.33点，跌幅为8.47%。
这是美股20年来的最大跌幅，股市的萧条把年会上人们的乐观情绪一扫而空。
媒体报道声称，此次下跌的导火索是当日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报告。报告显示，美国9月份的零售额较8月份下降了1.2%，为3年来最高跌幅。这个下降是一个可怕的警告，说明消费者在经济形势不稳定、股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在减少开支，而对于美国，其经济活动的2/3以上都是依靠消费者支出。同一天，美联储在对全美商业状况的最新评估报告（褐皮书）中表示，美国9月份的经济活动全面减缓，全美的信贷市场均出现了紧缩。
面对市场的巨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不得不出来说话，表示信贷市场的瘫痪令美国经济面临“严重威胁”，所以稳定金融市场成为关键性的一步，但是，“即使金融市场稳定下来，美国经济的复苏也不会马上到来”。
市场的持续低迷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年会让各个国家站到了一起，佐立克“协同作战”的呼声多少起了一些作用。这两天，美国、欧洲，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体已经形成了联手共渡危机的意识并积极行动，但即便如此，还是没能遏制股市疯狂下挫的态势。人们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危机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产生本身，或许能给世人提供一些注脚。在对世界银行和IMF本源的探寻中，对历史和现实的交错思考让我们发现了一些端倪。
65年前，在大片苍翠古树环绕的布雷顿森林孕育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金融系统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为全世界的经济恢复和贸易发展带来了福音。
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暴露其不足。到六七十年代，在经历了多次“美元危机”之后，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尽管如此，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体系的瓦解直接导致市场缺乏有效监管等弊端，都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实际上是对金融市场有序性的一种否定。”他提出要“重返纪律”，因为在他看来，金融市场的稳定需要统一的制度和原则，包括宏观经济方面的原则、货币方面的原则和市场方面的原则。英国首相布朗显然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亦充满感情，他表示：“必须要制定新的政策来对全球资本市场进行监管，就像当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那样。”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者，在布朗看来都是具有伟大构想的人，布朗呼吁全世界“带着同样的勇气和远见，在透明、完整、负责和良好的内部及跨国合作的原则下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吸取前人的经验，设计新的规则。”
面对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些曾经伟大而凝重的品格突然显得更为珍贵，前人创立制度的团结和决心让人感怀。然而，历史是不可简单复制的，后人需要领悟的，更多是一种胸怀、一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