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的监管体系之下，有的金融机构甚至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盖特纳满脸严肃。
说到这里，我觉得应把一直存在心底的一个严肃的问题提给他，于是我盯着他认真地问：“如果再让你重新选择，你会让雷曼破产吗？”问完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尖锐。盖特纳低头沉思了好一会儿，摇摇头，但没有说话。
实际上，雷曼破产迅速引发了美国金融的“雪崩效应”，市场因为充满怀疑情绪而迅速陷入急剧恶化的境地，是典型的“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是我博士论文的一个观点。
正在这时，有人走进会议室给盖特纳递了一张纸条。盖特纳站起来带着歉意对我说，他必须去接几个电话。
“您此时的工作更加重要。”我表示理解。
“美国老太太”错了？
盖特纳离开之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两位副行长威廉·鲁特里奇和特伦斯·切奇继续与我们就华尔街金融危机进行探讨。
鲁特里奇和切奇是盖特纳的重要助手。鲁特里奇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福，是中国人心中典型的美国人形象，和我见过很多次，比较随和。切奇高而瘦，脸部棱角分明，分管货币政策，属于学者型官员，说话慢而轻，给人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的感觉。他是我十几年前的好朋友，曾应邀到招商银行位于深圳蛇口的培训中心参观过。
“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见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切奇说，美国现在从消费者到整个社会，都在经历‘去杠杆化’的过程。包括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内的美国监管机构要做的，不仅是挽救金融机构，而且还需要修复整个金融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监管机构发现了许多银行的问题，正在使用一切能动用的手段将负面影响减到最低。
“纽联储现在处在风暴的中心，全世界都很关注你们，你们很不容易啊。”我向两位副行长表示。此刻全球金融界的心都是悬着的，纽联储的责任和辛苦可以想象。
我接着对他们说，金融风暴的相关者遍布全球，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处理起来很难。
“做观众和做演员是很不一样的。虽然很多人持悲观态度，但我此时仍然乐观--不要轻视美国自我修正的能力。”切奇说，整个美国社会都在经历一个减债的过程，不仅是金融界，包括其他企业、消费者都必须降低负债，这将是一个困难的过程。
切奇关于“美国社会必须减债”的论述，让我想起了在国内广为流传的那个中美两国老太太的故事：中国老太太一生储蓄，临终时终于买了一套房--只是没机会好好享受了；美国老太太年轻时借款买房，住了一辈子，在临终时终于还清了贷款，堪称美国社会“高消费、低储蓄”的经典代表。
这个故事的言外之意在于倡导中国人向美国人学习，转变消费观念。然而，在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的“高消费、低储蓄”特征，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美国老太太”真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
鲁特里奇和切奇作为美国的金融监管官员，如今已经充分认识到美国社会的高负债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美国一度标榜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也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
在很多分析人士看来，美国长期以来以“高消费、低储蓄”为基本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正是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这几年里，在美联储长期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下，美国社会“高消费、低储蓄”的状况日益突出，房贷需求及房价同时出现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现象日趋严重。2001年至2005年的4年间，美国私营领域新增工作岗位中，有43%是与房地产行业有关。
就在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日渐??大之时，次贷危机的毒瘤也在悄然生长。
在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中，美国的商业银行和信贷机构开始向很多不具备贷款条件的客户发放次级按揭贷款，导致住房按揭的条件日渐变得宽松。
据统计，1995～2006年的11年间，美国居民拥有房屋的比例从63%上升到69%，超过900万家庭在此期间拥有了自己的房屋，次级贷款占全部按揭贷款的比例从5%上升到21%，连同中间级贷款，非优质贷款所占比重已达到46%。
尤其是2001年美国进入超低利率时代以来，次级贷款在美国飞速发展，次贷的新增贷款额从2001年的12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6年的6000亿美元，年均增速38%。2006年，美国次贷购房者已占新增购房人数的40%；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余额已达1.5万亿美元。
次级贷款的迅猛扩张，一方面加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一直以来，美国就是典型的消费型社会，人们总是依赖借贷去超前消费，而这种长期低利率政策下美国人的高消费，并不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收入基础上，而是更多地建立在以股票和房产等作为抵押的负债基础上，成为一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疯狂游戏。
低利率和资产泡沫，为这种消费模式提供了支撑。在1994～2007年的13年间，美国的实际消费需求年增长率高达3.5%，而实际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仅为3.2%。
这种消费模式最终使美国居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2007年，消费占美国当年GDP的72%，创下历史纪录。美国家庭部门的负债飞涨到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相比于10年前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90%的债务负担率，又上升了40多个百分点。
与过度消费相对应的是，美国社会低储蓄率的特征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加深。1980年代，美国的储蓄率为10%左右；1990年代，开始下降至5%左右；最近几年，美国的储蓄率则降低到只有2.5%左右的水平。据统计，美国过去5年的平均净国民储蓄，仅仅是国民收入的1.4%。超低的储蓄率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者没有足够偿还能力的局面。
持续的高消费、低储蓄，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不断扩大。1994～2006年之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增长了5.67倍，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占GDP的比重从1.72%提高到6.15%；财政赤字也居高不下，在2008财年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
低利率不可能无限长久，泡沫也终将破灭。
2004年，从年中开始，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基准利率从1%缓慢上升至5.25%，企业成本开始上升，经济增长随之放缓；2005年，美国房地产价格在见顶后迅速回落，至2007年第一季度，环比涨幅已经接近于0；2006年5月至2007年4月，美国十大城市房屋价格创下16年来最快下降速度。
房地产价格的迅速下降，使得大量次级贷款者无力还款，次级按揭贷款的逾期率不断上升，次贷危机也随之爆发。在长期低利率时代，市场信心过度膨胀，而一旦市场出现逆转，信心随之崩溃，从而使危机愈演愈烈，从次贷领域蔓延到整个金融市场，进而影响到实体经济。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处境艰难，很多拿着天价高薪的金融高管纷纷黯然下台，华尔街的裁员浪潮不断袭来。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也一片惨淡，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消费数据进一步低迷。
山姆大叔这次病倒，至少说明“美国老太太”不完全对，但是否能证明中国老太太对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美联储的新角色
临近中午，我们跟鲁特里奇和切奇道别，离开了纽联储。大家一起去吃工作午餐。盖特纳他们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看法，引起了大家对这次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讨论，我也陷入了思考。
从2006年底美国次贷危机开始显现以来的近两年时间里，特别是2008年9月份金融危机加剧以来，全球很多专家学者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金融危机的成因进行了见仁见智的解读和探讨。
此次金融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概言之，这集中体现了近年来美国经济金融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在内的金融监管机构，对危机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经过这一次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洗礼，它们的职能和权责在未来将会有哪些改变？
图书市场上，有本畅销书《货币战争》曾对美联储的来源和性质有过一些论述，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根据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成立的，负责履行美国中央银行的职责，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其中，美联储委员会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机构，负责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规定银行准备金比率，批准各联邦储备银行要求的贴现率等途径来实施相关货币政策。
按照1913年国会通过的《联邦储备法》，将美国划分为12个储备区，每区设立一个联邦储备银行分行，每家区域性储备银行分行都是一个法人机构。因为直接管辖华尔街金融巨头的关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家储备银行分行。
除此之外，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联邦储备系统中另一重要机构。它由12名成员组成，包括联邦储备委员会全部7名成员、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其他4个名额由另外11个联邦储备银行行长轮流担任。该委员会主席通常由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担任，副主席由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担任。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最主要工作是利用公开市场操作，从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上货币的储量。另外，它还负责决定货币总量的增长范围（即新投入市场的货币数量），并对联邦储备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活动进行指导。
尽管在这一次的美国政府救市行动中，美联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经过金融危机的惨痛教训，美国社会也在越来越多地反思其在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形成与处理中，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华尔街一些人认为，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失误以及监管的漏洞和疏忽，是导致这一轮金融危机产生和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曾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联储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更是被世人所遗弃，被CNN评选为“金融危机十大罪魁祸首”之一。
也许正因为危机，美国社会才开始重新思考和定位美联储应该担当的角色。摩根士丹利亚洲董事长斯蒂芬·罗奇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公开撰文表示，美国国会必须迫使美联储不仅要力求降低资产泡沫带来的危害，还要利用其监管权力来促进更健全的风险管理实践。对于泡沫破裂后备受危机折磨的美国经济而言，此类改革至关重要。
罗奇甚至呼吁，在美国政府创建新体系时，它还必须重新定义美联储的角色，特别是美国国会需要改变其政策职权，将金融稳定纳入其中。
实际上，虽然有些滞后，但美联储自成立以来的职责也一直随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改变。1970年代，美国经历一次较长时间的通货膨胀，美国国会在1978年通过《汉弗莱·霍金斯法案》，要求美联储在二战后制订的“全面就业”的原始政策目标之上，再加入价格稳定的政策目标。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立法改变，后来的美联储主席在解决两位数通胀时才会坚持采取果敢行动。
罗奇在内的一些华尔街人士还认为，美联储的职能应该做出修改，而美联储专注于金融稳定，则需要从两方面做出调整：首先，货币政策需要从被动收拾残局的方式，转向先发制人地规避泡沫；其次，美联储需要加强其监管监督能力。这就迫使美联储要“运用货币政策，加强监管监督和道德劝服”，创造性地实现其职权目标。
“正如美联储在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的双重要求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一样，我相信，在将金融稳定纳入其职权后，它也能应付自如。”罗奇认为。
这让我想起我们中国的金融监管，目前国内有一种声音认为，金融创新将会导致金融泡沫的产生。鉴于华尔街金融危机的破坏性，中国需要在金融创新上放慢脚步。而不久前刘明康主席明确地表示，我们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放弃金融创新，银监会仍要坚定地支持金融创新，但也要吸取教训，加强对金融创新的有效监管。他的明确态度使我感到欣慰，然而加强监管确是必要的。
正如盖特纳所说，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目前已经意识到监管之“乱”。在针对评级机构等监管不严的环节，美国及欧洲各国已经开始加强监管，并着手进行评级体系、收费制度等领域的改革。
不过，为了救市而在短时间内频频出击的监管之手，能否真的让深陷危机的华尔街重现昨日荣耀？能否进而将美国经济从衰退带向繁荣？
从道琼斯指数“跌跌不休”的表现来看，市场依然对未来的前景忧心忡忡。“希望之灯”能否重新点燃？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
“智慧比我年长”，也许真的如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面对未来，??的智慧似乎总不足用。许小年教授有句话：“人们总觉得经济和自然不同，经济体系是我们自己搭起来的，为什么不能管得好一点呢？这实际上是个哲学问题，即便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也会像自然界的宇宙一样，像环境一样，永远有人无法认识的内容。”
诚哉斯言！所幸，理性尽管是有限的，却也是无限上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