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偌大的雪山面前，是渺小而又伟大的，这首先需要有一颗亲近自然的心和胸怀。亲近自然，就是亲近世界，亲近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亲近自己。爱人生和爱他人是不可分割的。
凌晨，我和队员们很早起来，准备去距拉萨近百里外的贡嘎机场，迎接台湾的山友们。
台湾，对于我那么远，又那么近。台湾的山友是什么样子？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性格？登山实力怎么样？和他们好合作吗？他们的普通话说得怎么样，我采访时能听懂吗？
应当说，这是海峡两岸相隔40多年后在体育方面的第一次合作。它的意义是自不待言的。
从北京出发前，我曾到中国登协去了解这次将与我们合作的台湾登山者的情况。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台湾方面的队长是女的，而且是我们这支攀登队中唯一的女性。我早就听说有家报社的女记者，到了西藏刚下飞机就被担架抬走抢救去了。还有新影厂一位身体很好的记者，在珠峰海拔6000米处便倒下了，只能就地火化，被人带回骨灰。说心里话，连我都偷偷写好了遗书，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她，还是队长，行吗？
听说她叫李淳容。
我料定了她身体相当强壮，而且她是位女强人。
我印象中的台湾同胞，吃不了这种苦。
两岸同胞联合攀登珠峰，是史无前例的行动。由国务院批准，并且受到海峡两岸的共同关注。
攀登世界最高的珠峰，是台湾登山界许久以来就梦寐以求的。在台湾的登山史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他们比较活跃的时期，曾登上过新疆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和印度的莎瑟峰。但进入八十年代后，1983年，他们在印度攀登庇古巴特峰时，有三名队员不幸遇难失踪，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台湾登山运动的脚步缓慢下来了。时至今日，台湾还没有一个人登上过海拔8000米以上的高峰。而登上世界最高峰，则被看做是最大的挑战。
1992年，曾有一批台湾的登山者去珠峰试过，结果失败了。此后，他们选择了和内地队员合作。
这次海峡两岸都集中了比较强的登山者。内地方面，中国登协副主席曾曙生任队长，队员有金俊喜、王勇峰、罗申、加措、小齐米、普布、开尊、马欣祥等。他们都有相当丰富的攀登经历和经验。台湾队员呢？情况尚不清楚。
登山是一项耗资巨大的运动。此次登山活动，全部费用约需新台币900万元，由台湾方面筹集。内地方面负责部分登山装备及人力、设备。
几天前，台湾的山友们在台湾最高的玉山进行训练，内地的队员们在西藏拉萨训练。他们分别在两座山上。两座山，相隔那么遥远，中间还隔着一道深深的大海峡。
几天后呢？
这一天，是1993年3月1日。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
凌晨，我们从拉萨赶往贡嘎机场。
凌晨，台湾山友们从成都市内赶往双流机场。
贡嘎机场到了。这里是自天路进藏的唯一通道。机场很小，很简陋。西南航空公司由成都飞来的飞机到达，上下客人之后马上往回飞，所以离藏的旅客和我们一起望着空中。8点多了，按时间，飞机该到了。
好事多磨。消息传来，飞机在成都因雾推迟起飞两小时。
接飞机的客人，全都露天站在机场水泥地的一侧。十点半了，我们再次盯着东方的天空。天气非常好，万里无云，空中似水洗过，湛蓝湛蓝的。这就是西藏的天气。凌晨时天气很冷，现在身上竟觉出暖意来了。
10时40分，伴着一阵从远处传来的轰鸣，飞机出现了，沿着雅鲁藏布江河谷急切地降落在跑道上。身穿统一队服的台湾山友们在舱门口出现了，一个个鱼贯而出，走下舷梯。他们向我们挥着手亲切地走来。
很快，我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汇成了一支队伍。“我们”，从现在起有了一个新的含义，包含了双方的队员。漫长的40多年之后，喜马拉雅和玉山，终于相拥相抱在一起！
我们忙着帮他们搬行李，大家似乎早已相识，笑声不断。
“你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记者张健先生？这一段，我们要风雨同行喽！”台湾山友中唯一的女性笑着问我。
“我想我不用猜，您就是李小姐李淳容。”
“谢谢，你说得对，OK！”
我心中仍是一愣，没有想到李淳容弱弱小小，又清清秀秀。
她是一点一点，把我跟她见面前预料的形象冲刷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当晚，在我们下榻的喜马拉雅宾馆，我对她进行了采访。这也是我第一次对台湾同胞的采访。他们的普通话说得很好，这使我打消了曾有过的对语言障碍的顾虑。
她端坐在我面前，很平静。看我在摸纸笔，她笑着问道：
“怎么，是不是要出卖我？”
我尚未反应过来，毕竟这是我对她的第一次采访。
“开个玩笑，”她解释说，“我们台湾，把记者这职业都叫‘专门出卖人的职业’。”
我笑了，她很随意，很温和，很有幽默感。
她说：“队员们从台北桃园机场一登上飞机，便非常兴奋和愉快。迈向圣母峰的路是艰难的，许多山友在家庭、事业、经费面前都有一些难度，甚至难到很难迈出这一步，但我们终于成功了。我们和内地的山友今天走到一起，将会很快由陌生到熟悉。来珠峰对于我而言，是圆少年之梦。这是我13岁那年萌发的愿望。为了想方设法促成此行，我已做了十年努力。十年，很像昨天，但又那么漫长……”“我认为世界上登山者很多，但能称得上登山家的并不多。登山首先是对人格的检验。能否有山一样宽大的胸怀，在登山中时时以爱心对别人，而又能抛却自私和虚荣心，喜马拉雅给了我们一个检验自己的机会。我过去登山时，有过一个登山的朋友，就是藏族人，我感到他骨子里属于这片喜马拉雅山。今天我终于要走进少年的梦里，太幸福了。”她说，在台湾，山友们都把珠穆朗玛叫“圣母峰”。
“我只衷心期望，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能本着付出与爱心，来看待所有事物；更希望全世界的中国人都能相互扶持，相互关心。这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就如同人类的文明史般，总在不断尝试、不断突破与创新。所以，为此行而三年来的筹组过程，对我个人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攀登！”她今年45岁，是台北颐伦影视公司的经理。她的丈夫、台湾著名的电视导播黄国治，还有她的弟弟李诚彦，也一起加入了这支队伍。不过，他们的任务是摄像。
台湾方面的队员一共十人，还有张铭隆（攀登队长）、黄德雄、伍玉龙、吴锦雄、邵定国、周德九、吴俊。他们有的是公司职员，有的自己有公司，还有玉山的巡山员。这是一批真正爱山的人，实力在台湾也是不错的。
台湾的山友，给我的总体印象是文化素质较高，视野较宽，人情味很足，又极尊重自己和别人的个性。典型的是李淳容。渐渐地，我们熟识了，很快便成了一支队伍中的人。我发现所有的台湾队员没有叫她“队长”或“领队”的，全叫她“李姐”。我也是，我觉得这个称呼对她最合适。她身上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气度，谁跟她一见面都会觉得同她早已相识相知。她豁达、开朗，像大姐姐一样精心照料着一群弟弟们，向珠穆朗玛进发……在拉萨，黄导播犯了高山病，头痛异常。李姐来前患了感冒，如今整日干咳不停，时常咳得连腰都直不起来。在这个高度，咳嗽对身体是严重的消耗……临进山之前，我写出了一个问题，请她笔答：“进山，究竟来干什么，来寻找什么？”她写了这么几个字：寻找人性与人生的价值。
她写过一支歌，叫《爱山的人》。她和队员们一起唱起过这支歌：
当你来到喜马拉雅，不要妄想征服它。
雪之乡，登山者的圣殿，你只能去慢慢亲近它……我很喜欢这歌词。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爱山的登山者心中自然流出的声音。
人在偌大的雪山面前，是渺小而又伟大的，这首先需要有一颗亲近自然的心和胸怀。亲近自然，就是亲近世界，亲近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亲近自己。爱人生和爱他人是不可分割的。
她说：“我爱上山，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的。山是一本无字的大书，你从中读到的东西取之不尽。你顺利了，她就会提醒你别小家子气，放开眼界；你受挫了，她会像最知心的朋友来安慰你，让你抬起头来。11年前，在尼泊尔一侧喜马拉雅的登山途中，望着耸入云霄的蓝穹峰，我泪流满面。我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价值。我问自己，在人生的旅途上，我能做些什么？我又来得及做些什么？……”来得及做什么就做什么！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山，渗进了她的人生。这是生命之根，是雪山给她的。作为女性，她借助山飞了起来，性格里具备了坚毅和不屈不悔，更有着对世界和人生的一片温情与爱心。这是一个立体的女性了。
在尼泊尔的一次登山途中，她的两个很亲密的山友在冰雪滑坠中永远消逝了。这对她的打击非常大，她发誓要在自己的人生岁月里，实现那两位山友的遗愿——自祖国的喜马拉雅山北坡去攀登世界最高峰。这，便是这次活动的原始动因。但为了这个梦，又有谁知道她艰难地谋划了整整十年，那真是呕心沥血。为了这次行动，她在三年内不知跑了多少次祖国内地，又在台湾和海外说服了若干登山爱好者，请他们理解和支持。
她说她最不喜欢“女强人”这个角色，喜欢的还是普通而尽职的“妻子与母亲”这个角色。婚后，为了两个女儿的成长，她停止在外面的工作整整十年之久，尽心带大了她们。她太喜欢山！朋友、丈夫、女儿都这么说。这是真的。她一进山，常常也把女儿带着，她和丈夫、朋友爬大山，就让女儿爬小山。她要的是高山的豁达与崇高。将这种高山折射出的“人生也当如此”的精神，渗给自己，也渗给周围的亲人、朋友。果然，丈夫宁愿放下手中拍了一半的戏，也随她一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