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说，中国这30年类似于美国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而当时最显著的人物都被刻画为“强盗巨头”、“万物之主”、“致命的少数”，这一时期也被称为“纯真时代”、“挥霍时代”、“改革时代”、“企业时代”、“自信的年代”、“美国文化复兴”等等。中国当然要复杂得多，北岛在《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任何国家在现代化的转型期都经历过商业化的冲击，但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动荡惨烈。有意思的是，在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反叛史叙述中，商业史大部分被忽略了。商业似乎是个坏家伙，它搅动了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没辅以新教伦理。商业是个象征性的对立面，反叛者因反对它而定义自身。2000年京城有过一次大讨论：保尔·柯察金与比尔·盖茨谁是英雄？直到现在，也没有哪个商人能进入伟大的领袖、战士、哲人和诗??之列。是的，高2米重2吨的雕塑《偶像--马云》将落户杭州的CBD，但马云未必希望落得这样不朽的名声。
江山不幸诗家幸，《中国企业家》成了商业中国历史的底稿，近距离窥视了企业家从富到贵的进化过程，狠心在他们睡不着觉的地方扎了一针，先后见识了老钱新钱的众生相，系统收录了这些历史过客的“呈堂证供”。
很多同行羡慕《中国企业家》“在关键时刻采访到关键人物”的能力，比如2003年10月封面专题《张瑞敏：海尔雾中行走》，2005年1月《陈久霖：谁搞垮了中航油》，2009年4月《王石：万科归零》，2010年2月《李书福真相》……但在观念混乱冲突的时候，《中国企业家》的企业家立场也屡屡遭受质疑。《财富》有过著名的摄影专题《让我们来歌颂那些名人》，但主角并不是优秀的商人而是南方的佃农呀，《中国企业家》为什么要歌颂那些名人呢？
2005年1月18日，牛文文在编辑部发了一封《学习〈福布斯〉好榜样》的信，提醒道：“美国市场对于最近的企业丑闻显示了极大的愤怒。尽管如此，《福布斯》杂志在其500万读者面前仍然扮演着商业社会拉拉队队长的角色……不要为我们的企业家立场而不好意思。在中国最终成为成熟商业社会之前，提倡和推进中国式商业文明，强调商业和商人话语权，仍然是《中国企业家》的使命。我们的同人没必要因此觉得有愧于媒体人公正的天职。”
几年后，牛文文真的去做了中国的《福布斯》--《创业家》杂志，而《中国企业家》仍然要担负“让中国商业更受尊重”的使命。回头看这25年，这真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其风险程度不亚于浮士德与魔鬼的交易。当年亨利·卢斯创办《财富》，是要从市侩商人中寻找出伟大的榜样，否则怎么是“美国世纪”呢？《中国企业家》报道了那么多企业家榜样，也想反证这是真的“中国世纪”。但是，万一这些被寄予重托的人，最后证明只是《黑客帝国》里第N道试错的程序，而不是救世主尼奥呢？谁也不知道答案。中国的第一代企业还不知道自己能否善终，已经学做慈善的他们也不知道能否打破那道诅咒--“富人进天堂，比骆驼穿针眼还难”，最终让天使都为他们歌唱。
有人问：“大家乐于看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市场、消费市场，但我们是否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魂市场？”别的不敢说，中国的企业史不仅是财富史、交易史，它更是丰富的文学史、人性史。我很荣幸有这一段在《中国企业家》潜伏的经历，这会像一个烙印一样，在我的热爱杂志的职业生涯中永远留存。
1999年夏天，我最后一次经过大学校园，在我们曾经住的男生宿舍墙上，有人用毛笔写了八个大字：“洗尽铅华，永失我爱。”那之后，我毕业了。
（文/丁伟，《中国企业家》高级编辑）
张刚：归去来兮
2002年4月3日，大雨如注。走出鹏润大厦，搭出租车去五矿大厦。
如果讲自己跟《中国企业家》的故事，这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
在鹏润大厦B座10楼，我跟国美公关部的康竹佳沟通了一个多小时，很简单，我们要采访黄光裕。尽管对国美丝毫不陌生，但一周前接了这单任务后，我还是在网上搜罗了半天，结果很震撼--诸如“黄光裕是黑老大”之类的耸人标题在多个论坛里比比皆是（其时正值业主跟鹏润对抗）。震撼归震撼，我还是得跟对方说国美的种种开拓之举--比如在沈阳、在天津、在济南跟本地商家的强势对抗，极力压价，强龙最终盖过地头蛇，以及这对中国普通人消费家电的种种利好。
沟通结果还不错：对方答应安排黄光裕的专访。
我把这个结果告诉了李岷（那时她还是个黄毛小丫，嫩，羞涩）。两个月后，杂志上有了一篇黄光裕的专访：《15年赚取15亿的个人传奇》。另一个结果，是跟《中国企业家》道别，结束了在那个当年像极了小作坊的杂志社的见习工作。为时80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当时的财务把我的名字写成“张罡”。
有几件事、几个人，比较难忘。
一是烟民的习惯。头天去（2002年1月10日），先问编辑秘书小董（董庆兰）：“哪能抽烟？”她说：“办公室就行吧。”不太确信的样子。我在靠窗的位子坐下来，没多少活可做，抽烟吧。
正抽着，老宋（宋铁军）来了，坐我旁边的位置，大呼小叫：“哎哟，哥们儿，你怎么能在办公室抽烟哪？”
“那我哪抽去啊？刚问小董，说办公室就行。”
“那可不行，你得去楼头抽吧。”
“好吧。”
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设计中心门口的胖子，张军，人称“OPEN”。慢条斯理的，说话走路都是。听说，那时候杂志设计要外包。几个人把稿子攒好，到核红的时候，OPEN熬几宿，打一车奔西直门，送到一设计高手那儿。隔天去取，人家全设计好了。
你瞧，后来的所谓国际化大刊，就这么一点点做起来的。那时候，正式记者只有仨，主编、执行主编也三个（所谓“铁三角”），编辑只有老宋一个。
造化弄人。
5年后的2007年4月3日，天气晴好，又到了告别的日子。
离开的原因，是老牛过高地估计了我们的承受力。7个半月之前，正是受他和房毅所描述的“国际化大刊”之感召，才弃另一家门户网站而选择来《中国企业家》。显然，结果是令我失望的。既然失望，也就没必要屈尊，更无须折腰。在多年的媒体工作经历中，我一直奉守的是“有尊严、有激情、有乐趣地工作”。
好了，那一段又清零了。乐见其成。
记得这次报到头一天，说要去郊区打真人CS（反恐精英游戏）。当时有一女记者，个子不高，眼睛透亮，冲锋陷阵永远处于前锋位置，带着一股冲劲。这姑娘就是刘涛。后来发现，她工作也是这路数，喜欢干带挑战性的工作。印象深刻的是她用两个月时间，做了一期封面，讲上汽收购双龙败北的故事。
对美术编辑许谦也印象深刻，大个儿，些许白发，剽悍，直率；开一辆POLO，被王超形容“1.4排量的车也能开出推背感来”。工作也绝不含糊，他设计的版面，大气、流畅；但有时候也不得不糊弄糊弄老牛。
那段时间，《中国企业家》已处于盛年，可谓人才济济，编辑记者队伍稳定，而且形成了独特、务实的报道风格。如果此一势头持续几年，前途或不可估量。
一年后，《中国企业家》遭遇变故，业界甚至将之视为财经媒体变局之一。
2009年10月19日晚，MSN上跟李岷聊天，她问我是否考虑回来，所以，就有了两个月后的回归。
正式上班，是12月18日。实在大有物是人非之感。
曾在9年时间里打造起《中国企业家》内容风格的老牛，带着他对内的强势、独断，以及在外的通达、辉煌及人脉，去创业了；带走了申音、刘涛等人。
这还在其次。在老牛走人的震荡之后，编辑部保持了足够开放的心态，短时间内聚拢了大批采编人员--这让原有的激情、务实风格逐渐被稀释。但那些有追求、有梦想、职业素养高的编辑和记者依然还在，他们是采编在内容上的中坚和基石。
如今的《中国企业家》，阵容已壮大至100多号人，大编辑部内也有50人左右。它处处像一个中年人，沉稳，大度，气势宏大；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他已经渐渐告别了创业时的草莽，它是靠一套制度和体系在运行，尽管有时这体系可能也不那么可靠。
说实话，为《中国企业家》25周年写点东西，让我很纠结。因为我大致知道自己会写些什么，当朝不修史，也会为人讳、为事讳，屏蔽、淡化掉很多东西。
2010年7月初，再度带记者去鹏润大厦，跟国美的公关沟通采访时，旧事重提，我也大有物是人非之感：此时董事局主席已换做陈晓；此前，陈晓辞了总裁一职（保留董事局主席），王俊洲接任。江湖如是，人来人往。
当然，结果也是对方答应安排陈晓和总裁王俊洲的专访。
一个朦胧的想法浮现脑海：不会又到跟《中国企业家》告别的时候了吧？
25岁。人生有几个25年？遑论一本刊物。
25年中，又真正有几年会身处盛年？自东华社长二次创业至今，不过14年。
十年一剑。这本带有强烈使命感杂志的未来，最终会是一个宿命吗？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努力保持基因，并求新、求变，也能看到它摆脱不掉的痼疾。
从作坊到国际大刊，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可能是一层永远戳不破的窗纸。无论如何，上苍总会眷顾那些有思想、有准备的人以及组织；但机遇总稍纵即逝，在开启下一个25年之际，我们真正作好准备了吗？我们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了吗？
即使没有，退一步说，身为职业媒体人，我们总还要做点什么吧。
（文/张刚，《中国企业家》编辑部主任）
施星辉：商业排行榜之囧
倏忽之间，《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排行榜工作已经有了10个年头。
10年来物是人非。《中国企业家》的排行榜，最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东华社长和原高级编辑宋铁军的《财富》杂志之旅。本人也是耳闻了这一段???事，对于此行的重大意义，同人们可能会有很多解读。在我看来，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促使本刊确定了要做排行榜的战略方向。众所周知，《财富》全球500强让《财富》杂志名动寰宇，特别是在中国企业界影响巨大，到现在还是有相当一批企业以上榜为荣。这次对《财富》杂志的拜访，让杂志高层更多地在这方面得到启发，随即就有了后来的调研部设置和相关榜单。因为，在我2000年踏入陶然亭公园附近的办公室时，一抬头看见的就是张贴在墙上的《财富》杂志500强的套红封面。
排行榜的第一个项目是调研性的报道《中国企业家汽车消费调查报告》，这应该是《中国企业家》杂志历史上由本刊采用定量研发方法所写作的第一篇类似的稿件。第二个项目是关于中小企业电子商务，略有点排行榜的雏形。
2000年国庆节之后，杂志社搬迁到北四环边的五矿大厦办公。在这里，杂志的排行榜业务才算真正开始，第一个榜单就是21家“未来之星”了，到今年它整整做了10年。在该榜单颁奖会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企业‘未来之星’年会”的年度会议品牌。2001年以后，在编辑部内部正式成立了调研部，主要任务有两项：第一，配合重大选题，开展专项调研；第二，制作排行榜。
“未来之星”榜单的创设，说来也有点偶然性。2001年前后，国内舆论风传创业板马上要推出，本刊正好想关注中小成长型企业，遂决定推出一个榜单。因为刚刚进入21世纪，就定了上榜数量为21家。前两届的榜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第一届的候选企业主要来自国内主要券商的上市保荐名单，第二届的范围也只是稍微扩大到相对热门的新企业；评选的指标和问卷也相对粗糙。
自第三届（2003年）开始，我们通过广泛搜索各方企业来源，比如各省市经贸委的中小企业扶持名单，科技部“火炬计划”的企业名单，及各省市自行确定的中小企业重点名单；候选样本规模一下子到了10 000家的数量级。修订之后的评估体系更加规范，评委团也更具权威性（部分评委10年来一直在支持我们的工作，令人感动）。也就是在这一届上，选出了一批灿烂的新星，这其中包括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领域的领袖级企业，比如盛大、腾讯、携程网等。这里需要提及盛大，当年的盛大与韩国游戏商的谈判几近破裂，舆论普遍担心它面临“断粮”，可能难以为继。当时本刊编辑部讨论之后，根据盛大主动填报的资料（财务数据是由陈天桥本人亲自签字并盖章，传真至本刊调研部），我们分析认为盛大所创造的点卡收费模式，及拥有的网吧合作体系，才是它的真正商业价值所在，因此它会安然经历此番风波。“未来之星”的10年，见证了中国中小企业蓬勃发展、群星闪耀的一段辉煌：金风科技、百度、华谊兄弟、如家、百丽国际、特步、雷士光电等等，上榜企业名单还可以列举很长……
2003年“非典”之后的某个夏夜，编辑部在西郊大觉寺开了个头脑风暴会，当时“杀人游戏”刚刚流行。在纳凉之余，大家热烈讨论定下来了“25位企业领袖”的榜单方向。在此之前，作为一个选题，在本刊创刊200期特辑上，调研部发布了准排行榜“最具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家”，当时柳传志、刘长乐等20人上榜，其时也是刘长乐第一次被内地商业媒体重点关注。年度企业领袖榜已成为年度中国商界领袖的“名人堂”，该榜单已经连续制作了8期，每年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进行颁奖。
自2000年以来，本刊一直聚焦于上述两个排行榜，而没有推出新的榜单；而这期间随着财经类报刊的竞争白热化，圈内的排行榜一度显示出铺天盖地的势头。原因也很简单，一则本刊对推出新榜单比较慎重，因为榜单代表了杂志的价值导向，而不是招揽广告的工具；二则在专注做好现有榜单的前提下，考虑到内部人力储备，采取宁缺毋滥的方针，要做就要到位，否则就不如不做。《中国企业家》在2009年推出第三个榜单，“商界木兰”--中国商界最具影响力女性榜。目前本刊研究部正在酝酿关于跨国公司本土化指数的年度项目，不仅仅是遴选出在华业务整体表现卓越的跨国公司，更会在此基础上发布年度指数，作为衡量外资企业在华的商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年度晴雨表，并发掘其中的学术和政策价值。这个项目，可以看做是排行榜的20版本。我们也希望能借此在业界再一次做个先行实践者。
回首这10年中国媒体排行榜的风云变幻，《中国企业家》杂志的排行榜业务，应该说曾一度走在前列，并在相关领域确立了强有力的品牌。对于排行榜与杂志出版的关系、排行榜在传媒整体价值链中的位置，也有相关的探索。但是对比国外大刊，不管是《财富》杂志，还是《经济学人》，我们在对排行榜的本质和规模化运作方面，还有着某种差距。
不管对排行榜有多大争议和非难，这些年排行榜已经开始向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成为对某个领域的信息集中进行数量化整理的主要方式。因为它的基本方法是比较和分类，因而也是促进人们更好地认知周围环境的一种手段。作为业内人士，笔者这些年曾经主导或参与了若干商业媒体的榜单制作，其中甘苦也是晓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