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过程中，我也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社长所言的“研究失败”。《中国企业家》一直在作企业的调查性报道。对我们来说，“研究失败”实际上是从这个企业的个案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其他的企业有借鉴意义。当你用一个很公正、很客观的立场，并且用一种平心静气的讲述方式对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报道对象是会理解你的立场的，前提是你的报道内容一定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实际上，当你越坚持原则的时候，别人越会尊重你的原则。有些媒体会丧失自己的原则做一些事情，大家反而会觉得你是一个没有品格的媒体。
《亚信迷航》一出，就在当年的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上，成为焦点话题。而这篇报道的成功，也让作为编辑的我，完全融入到整个杂志社中。
从那以后，我开始一步步体会到这本杂志身后强大的制度文化力量。
首先是对最好商业报道的“偏执”追求。不断的头脑风暴会，不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跟对手比，跟自己较劲；对文体、讲述方式的精益求精，寻找商业与人性的完美结合；预测把握大势，努力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提前说，大声说，错了也要说。于我而言，一个最强烈的感受是，你用心作的每一篇报道，都能真正影响到你所关注的商业生态。
其次，是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资源永远向第一线倾斜，无论是边杰、刘建强、程苓峰、刘涛、周一、丁伟这样内部成长起来的同事，还是尹生、任雪松、金错刀这样的外来高手，何伊凡、林涛、杨婧等新人。包容他们的个性，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给机会给待遇，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家》杂志，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商业新闻事业的媒体人，都是最好的舞台。
其三，是从上到下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赏罚分明的机制。为了打响半月刊，在人员紧张、周期不顺、经营要劲的情况下，全社上下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虽然，《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国有大报的下属子刊，却没有太多体制上的羁绊。从全社的大气场到编辑部的小气场，有的是斗志和自我驱动。每一次《中国企业家》的年会，就是全社的总动员。
最后是深厚的底蕴与创新的活力。总有人说，《中国企业家》是一锅熬了20年的“老汤”，但味道却历久弥香。我们在做“公司兴则中国兴”的20年特刊时，强烈感受到它与时俱进的力量。总有人批评《中国企业家》是“圈子”杂志，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个圈子在不断地放大，从早期的家电大佬地产大亨到后来的IT互联网强人，再到今天的新能源钢铁娱乐新贵。
在《中国企业家》的3年中，我采访了中国许多著名的企业家。柳传志、鲁冠球、李东生、马云、黄光裕、施正荣等等。能不断与真正的高手过招，对于一个媒体人的成长，价值是无法衡量的。在领导的关爱和同事的支持下，我个人的工作能量也不断激发，连续两年成为《中国企业家》的“发稿冠军”。我所战斗的公司报道组，也为杂志贡献出了《别了，港湾》、《钢铁“沙皇”》、《中国PE梦想者》、《李焜耀的放弃》、《生于80后》、《背影李宁》、《马化腾--影子领袖》、《比亚迪--技术派的力量》等一系列封面力作。
也正是在《中国企业家》，让我产生了后来创业的冲动。当时，我连续负责了两届“未来之星”企业的评选。这是杂志经营多年的一个王牌榜单。每年通过这样的评选，都能发现一批中国商业的潜力股。百度、盛大、用友、如家等等都是从“未来之星”走出来的。
仅仅作出中国最高水准的商业报道，已经不能满足我。我还希望能够更进一步参与到这个伟大的时代中。
而《中国企业家》杂志，正好教会我用“大历史”的方式来观察中国企业家的变迁。20世纪80年代，刘永好、鲁冠球等第一批企业家是从个体户开始干起，是生存所迫。而柳传志、张瑞敏，他们都是在1992年左右那个阶段创业的。那个阶段，实际上是市场经济跟计划经济双轨并行的阶段，成功者往往最需要胆商和关系，要学会跟体制博弈，有政治头脑和商业谋略。他们是在一个转轨环境里面成功的一批人。
接下来是1998年到2008年，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环境的黄金10年，在这个10年里，我们首先看到，互联网领域里那些没有任何基础、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年轻人，只要你够聪明，够努力，抓住好的机会，你就有可能成功，丁磊、马化腾、李彦宏，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不光是互联网，你会发现接下来做酒店的也能成功，搞液晶屏的也能成功，卖牛奶的也能成功，有很多种可能成功的方式。
1998年以后，一批中国的新型企业家被孕育出来，他们用创新的方式、用创新的思维，开拓出一个新的市场。他们跟前一代的那些机会型企业家是截然不同的。如果在西方，这批企业家会被叫做Entrepreneur，是真正的创业家。然后它的另外一个概念，叫Founder，就是创始人。张瑞敏原来是一个国有厂的厂长，柳传志是中科院下面的，他们最头疼的都是所谓产权问题。而从2000年以后出来的那些企业家都是干干净净的。
而2008年后，中国经济正在由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型经济，更多的创业机会出现，这些创业者往往从一开始就会知道我要设计一个商业模型，一个Business Model，然后要去找风险投资。他们的商业意识、市场意识、国际眼光与生俱来，不像柳总他们那一代人，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而这样的一群人，正在成为下一代的企业家，中国商业的新一轮改朝换代已经开始。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改朝换代的那一批人，而不是现在还在舞台中央的那一群人，虽然他们是明星，虽然他们都是教父级的人物了，但是我觉得那些更年轻的创业者，也许更代表未来。10多年前，东华社长和牛文文主编，也正是抓住了一轮本土企业腾飞的机会，而成为今天中国商业媒体的领军人物。
如果《中国企业家》能够像国外的媒体集团一样，从一棵大树繁衍出一片森林，那么，它这些年所培养出来的年轻人，会有更多的用武之地。这里也不会仅仅是中国商业杂志人的“黄埔军校”。但目前，由于现实的体制环境的局限，它还是无法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长远发展。这应该是未来5年，有信仰、有人、有资源、有动力的《中国企业家》，最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相信，《中国企业家》作为中国财经商业类媒体的一面旗帜，一定会成为它所参与抒写的中国当代商业史的一部分。
（文/申音，曾任《中国企业家》主编助理）
李岷：Since 1999
25年太久，我们和读者诸君皆只争朝夕。为节省时间计，以下每则不超过140字我在MSN上常年的ID是Since 1977。陌生人很容易就能猜中我的年龄。据说女人在谈及自己年龄时应装作不知道在谈什么，如此符合他人对女性的想象，甚至是自重自持的必要。这闹严重了。年龄、体重、相貌，还有学历，是一人明摆着的当下与历史，看官随便拿去翻检好了，人家翻检者未见得多在意，自己紧张啥。
就像我们今天向读者如实交代《中国企业家》“贵庚”，25岁。你了解后作何感想呢？这本杂志是该以资历老自傲还是该刻意雕琢出年轻气息？
25年太长，我只能说说Since 1999年以来的事儿，且也只是略懂。那年3月8日，还未正式毕业的我先来杂志社报到干活。午饭毕，社长兼主编刘东华邀我去旁边的陶然亭公园散步。经我提醒，他才记得那天是三八妇女节。我遂意识到这个社长可能是个“不追小兔”的人，心在高处远处。你可能说我下结论太快，还好我蒙对了。
学新闻4年，从未想过要做杂志，那时以为杂志是已然落伍的品种。科班出身的人所知与视野如此狭窄，真是汗颜。找工作之初，我一门心思想进新华社、《经济日报》等大社大报，不过遭无情碰壁。心灰意懒之际，某日逛至北四环安慧桥附近，BP机接到《经济日报》人事处消息：还有机会进集团子报子刊，你来吗？
北四环安慧桥是个福地。截至2010年，《中国企业家》杂志已在此驻扎了10个年头。如果把《中国企业家》25年的历史当做一张地图铺开，那么“五矿八层”是当之无愧的地标之一。正是在这里，《中国企业家》拥抱了头25年中最初最大的荣光。
但是我依然怀念陶然亭公园旁边那个小楼。在我的私人记忆中，那是《中国企业家》和个人的纯真年代。就一个小规模、部门与功能简单、既有理想又有生存发展压力的媒体而言，那种“纯真热烈”气氛是很多人都能想见到的，在此我不予赘述。但是我一定要多说一句：啊，我多喜欢那时候的牛文文啊。我刚出校门，对企业的了解、商业报道的展开，一切从零开始。而某种程度上，牛文文也是在清零他的过去：他没做过杂志，没当过主编，要换另一种视角看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他以他的经验指导我，而更多时候，我之所以在工作中感到兴奋是感觉到和我一样--他也在小心翼翼地摸索。我们都是新鲜的。
而且，他多亲和、阳光！
得之我幸。呵，我不是在说老牛，或者说不止于他。有时我怀疑以我随遇而安的性格，是不是大学一毕业随便去哪个单位一插就能落地生根10年。后来一想不能。《中国企业家》或许并非这10年成长最快的媒体，但它内在价值观、信奉理念、秉持原则却有旁的媒体的不可替代性。能够一毕业就遇见让你真的相信的东西，是谓幸。
当我写下上面那一段时，我仿佛嗅到自己骨子里某种死硬清冷、教条、不太令人愉悦的气息。嗯，对，就是那种老女人的气息。毕竟三十有三，而中企也25岁了，（狗的一年相当于人的7年，有人研究过杂志生命与人生命的配比吗？）在《中国企业家》急着向世界表白自己的年轻之前，我觉得它还是应该把该摆的范儿摆正。
关于《中国企业家》范儿的设问之一：如果一切都只是场表面的笑闹热闹、可有可无，你觉得像《中国企业家》这样一本才刚刚实现了其出版机构“转企”的杂志，能够走到今天且尚算健旺吗？25岁的《中国企业家》，固然未臻完美老练成熟，所作的报道对商业世界有不少误会，但自身，也承受了不少误会。
悲观一点看，人对某事是误会或正解、虚妄或真实其实难以自决，或者说，人莫不活在一己的误会与虚妄里。作为媒体人，我们唯有依靠当下自己所见、所信，否则这个世界简直成了乌有之乡无以立足。每一期杂志，就是力图传达我们的所见所信。今后“见”与“信”的载体还会不断延伸与丰富，不止于一本半月刊。
而我不认为我们该身躯沉重地躺在自己的历史上--25年杂志摞起来的一堆--过多地卖弄它。没错，那确实是20多年来无数“中企人”青春与生命的凝结，但生命永远去有方向。历史不是生命的本质，未来是。
所以，当接到这个命题作文要求写自己与《中国企业家》，除了当下我仍相信、仍在与大家一起践行的那些东西，我想不起更多。当然，回首10年，难免会想到那些人来人往、有你有我。但大量的私人历史与细节，贡献不出什么公共价值吧。
如果说有公共价值，那它们也一定不在我今日可能的“反刍”里，而早像无形的种子，种进了这本杂志的体内。有了这些那些，这一期期杂志才呈现出当下的姿态。读者诸君欣赏也好，不满也罢，还好总有一些种子被受众珍视，以至于携带与传播了下去。这才是从业者之幸：它们正通往另一个25年。
（文/李岷，《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辑）
杜亮：种桃子的人
时光回到8年前，那是个商业不受尊重的年代。
我从《财经时报》来到《中国企业家》。临走前，时任《财经时报》副总编的钮文新带着一丝不解对我淡淡地说：“那个地方，有什么值得做的？”
彼时，《中国企业家》的“研究失败”系列已经蔚然成型，在商圈内也颇多赞许，但论及市场地位，仍被排斥在主流媒体之外。而以《基金黑幕》、《银广厦陷阱》两大超级武器横扫市场的《财经》，正可谓万目所瞩、如日中天。
那时候，《财经时报》和《财经》还是同门兄弟，都在北京朝阳门外泛利大厦10层办公，临壁相望，风气相习。
“谁会是银广厦第二？”一时成为众多渴望一战成名的年轻记者追逐的目标。
《财经时报》当时的影响力在财经类报纸中也属一流，其批评报道每每落地有声。我曾经报道过某上市公司董事长由当地常务副市长兼任的不规范情况，引起监管部门的关注和当地政府的重视，最后以董事长辞去副市长告结。在《财经时报》，像这样批评报道“批”出结果的事情比比皆是，这也是《财经时报》记者成就感的主要来源。
只是，“银广厦”这样的大鱼可遇而不可求。在《财经时报》成为大牌记者亦面临更多更年轻、更有杀气的记者的竞争，出头不易。恰逢《中国企业家》主编牛文文招贤纳士，向我伸出橄榄枝--他在《经济日报》当记者时，与我曾有几面之缘，还是老乡；加上《中国企业家》的执行主编，也是我昔日《中国改革报》的同事房毅鼎力推荐，于是义无反顾，加盟《中国企业家》团队。那一年，我30岁。
说起加盟《中国企业家》的理由，除了人脉外，我有个朦朦胧胧的感觉，《中国企业家》未来有机会成为与《财经》分庭抗礼的行业标杆。其平心静气的讲述方式与当时几乎所有财经媒体以爆料揭短追求轰动效应为目标的行为方式大异其趣。“研究失败而不研究腐败”，是日后牛文文总编经常在我们耳边念叨的办刊方针。当时我并不知道，早在1999年社长刘东华带领高级编辑宋铁军访问美国《财富》杂志时 ，就已定下了做“中国《财富》”的宏大目标。
路选对了，就不嫌长。而走长路，对于我这样的慢热型选手来说，也很适合。
不过，写作风格从报纸体转为杂志体，仍是大费周章。写消息要告诉读者的是一件最重要的事，言简意赅，不求完整而求时效；杂志文章则需要展现一个完整的故事，要有形象，有细节。道理易懂，习惯难改。记得那时候有一年多的时间处在迷茫惶恐的状态。
有一天，深夜12点，电话响起，是文文打来的，刚听到他的声音，心里一惊，以为又要挨批了。没想到听下去，原来是来夸我的。说我写周小川的一篇文章写得不错，找到了人物的感觉。于无声处，就这么过关了。
当时《中国企业家》把我挖过来，是希望我加强《中国企业家》的宏观报道。当时的《中国企业家》以人物报道见长，而对企业家所处的宏观环境缺乏持续深入地观察--这正是市场上其他财经媒体拼杀的一个重要领域。我在《中国改革报》工作过5年，在《财经时报》锻炼了近1年，在这方面应该说是有一些心得和技能的。《中国改革报》让我养成看政经大势的习惯，《财经时报》则培养了我对数字和新闻的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