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的夏天，爱玲离开上海去香港大学读书。她第一次看到香港海的时候，那蓝得令人吃惊的浓而阴郁的海，令她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爱玲的心情也未必是十分畅快的，毕竟，入港大本非她的第一志愿。美丽的英格兰之梦破灭了，然而，毕竟离开了伤心地的上海，希望就在前方。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她母亲与姑姑托了在英国认识的老友工程师李开第先生做她的监护人，这个人后来还成了爱玲的姑父。李先生不久就离开香港去重庆，改托他的另一位朋友照应爱玲，那人在港大教书，兼任三个男生宿舍之一的舍监。
爱玲乘坐的船抵达香港码头的时候，是一个火辣辣的午后。爱玲穿着浅蓝色的短袖旗袍，手里拎着一只藤编的小箱子。她的眼里闪过焦虑的神情。“李先生怎么还没来？！”毕竟，这是她第一次来香港，也是第一次单独出远门。
这时候，一个看上去非常谦和的中年男人朝她走过来，有礼貌地问：“是张爱玲小姐吗？！”
爱玲微笑着点了点头。
那位先生显然是松了一口气。他一边伸出手来帮爱玲拎箱子，一边对她说：“我就是李开第，是你母亲和姑姑的老朋友了。”
爱玲微微地笑了，她觉得这位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长辈。
李先生开车送爱玲去香港大学，一路上，不停地向爱玲介绍着香港的风土人情。为了让初来乍到的爱玲能够多欣赏一下市景，李先生故意把车开得很慢，还兜了一个大圈子，经过了跑马地、北角、湾仔。爱玲透过车窗的玻璃，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她看到香港的建筑有些是非常欧化的，有些又是纯中国式的，有些则不中不西，有着典型的殖民地的风格。在街上走的人也是各式各样的，有黄种人、白种人、杂种人，他们操着各式各样的语言，粤语、英语、国语……香港真是一个东西文化的交会点，一颗闪亮的“东方之珠”！
汽车在一个绿草如茵的半山脚下停住了。香港大学到了，好一个花园般的校园！
香港大学建在香港岛的一座山上，整个校园就像是一座景色优美的花园。从许多窗口眺望出去，都可以望见山巅，俯瞰大海，而海水的蓝色又时时变幻着色彩，越过海面，新界的山脊隐隐送入眼底。由于气候温暖，校园中飞鸟彩蝶随处可见，奇花异草竞相争妍。鸣蛙长虫饱食终年，炎炎夏日卧听蝉鸣，蝙蝠和猫头鹰则悄悄地在夜幕中展翅滑行。
爱玲的同学中，大多是东南亚各国有钱华侨的子女，也有本埠和上海的学生，家里也是富裕的，爱玲当然没法跟他们比。但是，她暗暗下决心，要好好用功，用优异的成绩来获得奖学金，这样就可以减轻母亲的负担。而且港大优秀的学生毕业后还可以送到英国去留学，爱玲希望能够获得这个机会，这样，她就可以实现自己残缺的英格兰之梦了。
而此刻，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20世纪30年代起，中国大地上遍燃战火，香港却因为各种因素未受战火之扰。在时代的造就之下，香港变成了离乱的中国文学的洞天福地了。1939年3月26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香港成立，由许地山担任主持工作。同时，许先生还在港大担任教授。“七七事变”后，大批知名作家抵港，茅盾、夏衍、丁玲、萧红、端木蕻良、骆宾基、戴望舒、郭沫若、叶灵凤等都活跃在香港，或办报纸刊物，或从事创作，香港新文学呈现空前繁荣，成为中国抗战前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大量文艺刊物遍布香港，如《文艺阵地》、《立报·音林》、《星岛日报·星座》、《华商报·灯塔》、《大公报·文艺》、《大风》、《时代文学》、《时代批评》等。那时候，后来在爱玲一生中留下深刻印记的第一任丈夫胡兰成就在香港，他以“流沙”的笔名在大名鼎鼎的《南华日报》担任主笔。但是，他们那时并不认识。
那段时间，爱玲几乎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为着实现自己的理想，她沉浸在“象牙塔”的小天地里。教西方文学的是位绅士气很浓的先生，他最爱讲莎士比亚。讲着讲着，他就会顺手掏出雪茄烟来点上，当烟圈袅袅上升的时候，他就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陶然欲醉。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须飘髯的老先生，总爱穿一袭长袍，颇有些仙风道骨的味道。爱玲总爱听他念楚辞，“长太息以掩涕兮……”而听他念唐诗宋词时，从他的眼里读得出长安风情，汴梁遗韵……
爱玲还喜欢一位叫佛郎士的历史教授。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黯败的蓝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一团黑柱，青烟直冒。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虽险，却怎么也不会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不过，幸好，每次都是有惊无险。
爱玲常常流连在图书馆里。她犹如一个欣喜的孩子，扑向一片广阔的海洋。那乌木长台，那沉沉的书架子，淡淡的书香味，那些精装书的厚厚书脊，摸在手上有一种冰凉的感觉。几间旧书库里显然是许久许久没有人来了。那些象牙签，锦套子里装着的清代礼服五色图版，大臣们的奏章……她甚至还找出马卡德耐爵士出使中国谒见乾隆的记载。那种欣喜的心情，真是不亚于当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她爱旧书库里那略微有些阴冷的空气，她爱这些因长年不见天日，而略微有些霉味的书。轻轻翻动它们，犹如握到了古人瘦骨嶙峋的手，触摸到了古中国一脉滚滚流动的血源。她觉得这脉血缘将永远流在她的血管里，一生一世。
爱玲天资聪颖，又加上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秀。而且，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她在两年内就曾囊括了港大文科的奖学金。有一个以严厉出名的英国教授，在给了爱玲考试成绩第一名后既赏识又心有不甘地对她说：“我教了十几年书，可从来没有给过这样的分数。祝贺你，高才生！”
当时，爱玲的同学们是来自各地的。爱玲自己虽不善言辞，但她喜欢听她们讲述各自有趣的故事，学她们说家乡话，跳家乡舞蹈。小小斗室，总是盈满了欢声笑语。
马来西亚来的华侨，大都经过修道院教育。淡黑脸，略有点龅牙的金桃因为一向娇生惯养，吃不了苦，在修道院里只读了半年书。金桃学给大家看马来人是怎样跳舞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悠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更觉得太平而美丽。那边的女人穿洋装或是短袄长裤，逢到喜庆大典才穿旗袍。城中只有一家电影院，金桃和其他富户的姑娘每晚在戏园子里遇见，看到小姐妹们穿着洋装，嘴里并不做声，急忙在开演前赶回家去换了洋装再来。她生活里的马来西亚是在蒸闷的野蛮的底子上盖一层小家气的文明，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月女，她是从另一个市镇来的。她是非常秀丽的，洁白的圆圆的脸，双眼皮，身材微丰。爱玲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刚到香港，在宿舍的浴室里洗了澡出来，痱子粉喷香，新换上白底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银十字架。她向大家含笑鞠躬，非常有礼貌。她说：“这里真好。在我们那边的修道院里读书的时候，洗澡是大家一同洗的，一个水门汀的大池子，每人发给一件白罩衫穿着洗凉。那罩衫的式样……”她掩着嘴吃吃笑起来，仿佛是难以形容的。“你没看见过那样子--背后开条缝，宽大得像蚊帐。人站在水里，把罩衫捋到膝盖上，偷偷地在罩衫底上擦肥皂。真是……”她脸上时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表情，她那清秀的小小的凤眼也起了红锈。她又说到那修道院，园子里生着七八丈高的笔直的椰子树，马来小孩很快地盘呀盘，就爬到树上采果子了，简直是猴子。不知为什么，就说到这些事，她脸上也带着那种羞耻伤恸、不能相信的神气。
她父亲是商人，好容易发达了，盖了座方方的新房子。可惜，全家搬进去住不了多时，他忽然迷上了个不正经的女人，把家业抛荒了。
“我们在街上遇见她都远远地吐口唾沫，都说她一定是懂得巫魇的。”
“也许……不必用巫魇也能够……”爱玲建议。
“不，一定是巫魇！她不止30岁了，长得又没什么好。”
“即便过了30岁，长得又不好，也许也……”
“不，一定是巫魇，不然他怎么那么昏了头，回家来就打人--前两年我还小，给他抓住了辫子把头往墙上撞。”
会妖法的马来人，她只知道他们的坏。“马来人顶坏！骑脚踏车上学去，他们就喜欢追上来撞你—撞！”
月女也是会跳交际舞的，可是她只肯同父亲和哥哥跳。
直到多年之后，爱玲还会想起月女那纯真的大眼睛和那一种常有的羞耻伤恸的表情。
在香港大学，爱玲认识了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炎樱。炎樱姓摩希甸，父亲是阿拉伯裔锡兰人(今斯里兰卡)，信回教，在上海开摩希甸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为了与青年印侨结婚跟家里决裂，多年不来往。炎樱的大姨妈住在南京，在爱玲眼里，那是个典型的守旧的北方人家。
炎樱是个漂亮的、活泼可爱的女孩子，而且常常语出惊人。炎樱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不为这担忧，还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爱玲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解释的。炎樱的原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one armful．”)
炎樱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后来在上海，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里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20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有想到要买东西的，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
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20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
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姐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吧，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还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爱玲以一种欣赏的眼光看待炎樱，炎樱也确实是一个有趣而聪明的人。炎樱说过一些很有趣的话，爱玲把它们记下来，这就是后来那篇妙趣横生的《炎樱语录》，其中有一些诸如：
我的朋友炎樱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关于加拿大的一胎五孩，炎樱说：“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在加拿大，一加一等于五。”
炎樱说：“月亮叫喊着，叫出生命的喜悦；一颗小星是它的羞涩的回声。”
……
炎樱的这些妙语可谓秀气灵动，韵味十足。也许，炎樱与爱玲正好形成一种性格上的互补，因此才会如此互相吸引，彼此相悦许多年。
有一天，炎樱请爱玲一块去看电影，说是她父亲有个老朋友请她的，爱玲觉得，单独请女性看电影，似乎无论中外古今都觉得不合适，炎樱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才请她陪着去的。爱玲先说不去，可炎樱再三说：“没什么，不过是我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生意上也有来往的。打电话听见摩希甸的女儿来了，一定要见见。”
那是中环一家电影院，香港这一个类型的古旧建筑物有点像影片中的早期澳洲式，有一种阴暗污秽、大而无当的感觉，相形之下，街道相当狭窄拥挤。大广告牌上面的仿佛是流血的大场面，乌七八糟，反正不是想看的片子，却也令人目不暇接。看到她们，门口已经有人迎了上来。那人穿着一套泛黄的白西装，一二十年前流行，那时候已经绝迹了的。整个像毛姆小说里流落远东或南太平洋的西方人，肤色与白头发全都是泛黄的脏白色，只有一双缠满了血丝的麻黄大眼睛像印度人。
“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她是我同学，叫张爱玲。”炎樱把爱玲介绍给他。
不料那人忽然露出非常窘的神气，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向她手里一塞，只咕哝了一声“你们进去”，匆匆地就往外走。
“不不，我们去补张票，你不要走，”炎樱连忙说，“潘那矶先生！不要走！”
爱玲还不懂是怎么回事。那人只摆了摆手，临走时又想起了什么，把手里一只纸包又往炎樱手里一塞。
炎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微笑着向爱玲低声解释：“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打开纸包，见是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包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沁出油渍来。
她们只好进去。是楼上的票，最便宜的最后几排。老式电影院，楼上既大又坡斜得厉害，真还没有见过这样险陡的角度。在昏黄的灯光中，跟着领票员爬山越岭上去，狭窄的梯级走道，钉着麻袋式粽草地毯。往下一看，密密麻麻的楼座扇形展开，“地陷东南”似的倾塌下去。下缘一线栏杆拦住，悬空吊在更低的远景上，使人头晕。坐了下来都怕跌下去，要抓住座位扶手。开映后，银幕厅小，看不清楚，听都听不大见。在黑暗中炎樱递了煎面包给爱玲。爱玲拿在手里怕衣裳上沾上油，就吃了起来，味道不错，但是想到刚才那位先生一脸困窘的神气，爱玲总觉得吃着很不是味。吃完了，两人又忍耐着看了会儿电影，都说：“走吧，不看了。”
坐在回学校的车上，望着窗外霓虹灯闪烁的街景。炎樱说：“你愿意听他的故事吗？不过那可有一些凄婉！”
炎樱告诉爱玲，那位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的印度拜火教徒--从前生意做得很大。他小时候生在香港，有个麦唐纳太太，本来是广东人家养女，先跟了个印度人，第三次与人同居是个苏格兰人麦唐纳，所以自称是麦唐纳太太，她有许多孩子。她跟这帕西人也认识，常跟他闹着要给他做媒，又硬要把大女儿宓妮嫁给他。他也是喜欢宓妮的，那时候宓妮只有15岁，在学校读书，不肯答应。她母亲就骑在她身上打，硬逼着嫁了过去，22岁就离婚了。他们有一个儿子，不给他，也不给他见面。他就喜欢这儿子，从此做生意倒霉，越来越蚀本，宓妮在洋行做事，儿子有19岁了，跟她像姐妹兄弟一样。
有一天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觉得爱玲既已知道这个故事，不妨让她见一见故事的女主角。那是在一个广东茶楼午餐，爱玲第一次吃到菊花茶，搁糖。宓妮看上去二三十岁，穿着洋服，中等身材，体态轻盈，有点深目高鼻，薄嘴唇，非常像爱玲的母亲。一顿饭吃完了，爱玲还是看着宓妮，觉得很像。炎樱是见过爱玲母亲的，爱玲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当然没有爱玲觉得像。
后来，这段故事就成了爱玲的小说《连环套》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