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帝亲政后，在清朝中央逐步形成了两个核心，即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帝后两党之争渐趋明朗化。在对待中日甲午战争的问题上，帝党主战，后党主和。战争的失败，导致帝后两党的分裂。
光绪帝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屈辱中深切地体会到，只有变法，才能自强。他急切地希图在中国实行全面变法维新。
慈禧太后是光绪帝实行变法图强的大障碍。她在得知光绪帝要“围园劫后”的打算后，便坚决地发动了政变，幽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
不过，在这之后，她和盛宣怀的谈话却耐人寻味。
第一、避战求和
光绪帝亲政5年，即光绪二十年（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围绕这一战争，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后党和以光绪皇帝为核心的帝党之间发生了尖锐激烈的冲突。
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强烈的扩张性。它垂涎中国已久。光绪十九年（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企图先吞并朝鲜，再进犯中国。
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朝鲜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日本认为时机已到，便诱使清廷出兵朝鲜。清廷于五月初一日（6月4日），派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兵900名赴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五月初五日抵牙山。五月初六日，又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兵700名自山海关海道赴牙山。而此时，日本按其原定计划，于五月初七日（6月10日）由日使大鸟圭介率兵400余人抵达朝鲜京城汉城。五月初九日（6月12日）日军800名由仁川登陆，于次日赴汉城。四天后，日本混成旅4000人抵仁川。到五月二十四日（6月27日），日本在朝鲜集结了8000余军人。在朝鲜形成敌强我弱之势。
但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不是积极备战，而是依赖英、俄调停。这便贻误了战机。
慈禧太后此时关心的不是千里之外朝鲜的局势，而是近在眼前的60大寿的庆典。她对日本的战争挑衅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不以为然。“唯以听戏纵欲为事，一切不关心。” 在慈禧的授意下，查照乾隆年间历次庆典筹备，定于颐和园受贺。自颐和园到西华门，轿队所经之路，要“平治修葺，点设景物” 。同时，规定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都要各进报效银两，已收报效银1206900两。
光绪帝忧心忡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终于对慈禧太后第一次犯颜直谏：“请停颐和园工程以充军费。”引起慈禧太后的不满。六月初二日（7月4日），光绪帝针对李鸿章擅自乞求英国领事转请英国政府派舰队赴日“勒令撤兵”一事，特意向他发出谕旨：“中朝自应大张挞伐，不宜借助他邦，致异日别生枝节。”明确表示不同意李鸿章借助外国力量的做法。
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中日战争爆发。日军舰队在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运兵船队，中国船队受重创。
七月一日（8月1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对日宣战。上谕说：“（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鸱张，专行诡计……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 光绪帝的宣战鼓舞了对日抗战派的志气。但由于慈禧太后的阻挠，致使上层一片求和声。最终导致平壤失守和黄海战败。八月十八日黄海大海战清廷失利。
直到此时，慈禧才感到事态的严重。她于八月二十二日发下懿旨：“著由宫中节省项下发出内帑银300万两，交由户部陆续拨用，以收士饱马腾之效。” 又于八月二十六日发下懿旨：“所有庆辰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其颐和园受贺事宜，即行停办。” 慈禧太后期盼着在秀丽的颐和园举办60大寿的庆典，即便中日战火迭起，她也没有松口。直到黄海大海战后，她才如梦初醒，感到只有在宫内举行了。
战败了的慈禧更加一味求和。
慈禧太后决定对熟悉洋务的恭亲王奕重新起用。派他“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并添派总理海军事务，会同办理事务”。又派他“在内廷行走” ，后来又委以更大的重任：“督办军务。所有各路领兵大员，均归节制。” 但这时的奕已非青壮年时期的奕，病体缠身。锐气全消。领略了慈禧淫威手段的奕现在一味听命于慈禧，主张求和。有人评道：“恭邸再出，依违两可，无多建白。” 这话是有道理的。
帝党官员瑾妃珍妃之兄、礼部右侍郎志锐具折参劾慈禧太后的亲信、军机大臣孙毓汶、徐用仪及北洋大臣李鸿章，揭露他们“互相因应”、“不顾后患”，阻挠光绪皇帝的抗战，建议“立将孙毓汶罢斥”。这就触怒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降旨，将瑾妃、珍妃均降为贵人，并将志锐发往乌里雅苏台。
后来慈禧又命光绪帝处治了御史安维峻。安维峻在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5年1月2日），上一奏折，直斥慈禧太后外靠李鸿章，内依李莲英：“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 这个措辞激烈、揭痛伤疤的奏折使慈禧太后极为恼怒，也使光绪帝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光绪帝不得不发下谕旨加以申斥并给以处罚：“乃本日御史安维峻呈进封奏，托诸传闻，竟有皇太后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之语。肆口妄言，毫无忌惮。若不严行惩办，恐开离间之端。安维峻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以示儆戒。原折著掷还。”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清廷特命全权大臣李鸿章和日本特命全权大臣伊藤博文签订了《马关条约》。 其主要内容：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澎湖列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赔偿军费2万万两；准许日人在中国口岸进行工艺制造。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是在慈禧太后的纵容下签订的。慈禧太后的“避战求和”的指导思想最终导致了清廷在甲午战争的全盘失利。而卖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又使爱国的维新派崛起，从而掀起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维新运动。
第二、静观变法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896年6月18日）慈禧之胞妹、光绪帝之生身母、醇亲王奕之嫡福晋叶赫那拉氏逝去。她是在其丈夫醇亲王奕死去9年之后而故去的。依祖训，奕被定称号为皇帝本生考，而她被定称号为皇帝本生妣 ，以示尊崇。
她是慈禧与光绪帝之间的缓冲阀。慈禧在处理同光绪帝的矛盾时不能不顾及她唯一的亲妹妹，更何况这个亲妹妹一直是听从她这个铁腕的姐姐的摆布的。但是，现在她撒手人寰。于是，两宫之间的龃龉便肆无忌惮地完全暴露出来。“太后与帝和爱之联系，及调停之居间者，遂失其人。而非常之变生于是矣。”
以上是顺插一笔。
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和《马关条约》的屈辱签订使年轻而倔强的光绪帝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 中国的瓜分危机，迫在眉睫。光绪帝深知，要想使中国富强，就必须变法。而要想进行富有成效的变法，就必须有熟知西方的人才。为此，光绪帝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898年1月17日）发布上谕：
现值时局孔艰，需材尤亟。各省督抚……其各举宅心正大，才识闳通，足以力任时艰者，列为上选。
详细具陈，以备擢用。光绪帝需才若渴，他在焦灼地寻找推动变法的人才。
恰在此时，出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
康有为，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5岁能诵唐诗数百首。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22岁时曾到香港旅游，受到西方文明熏陶。34岁时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后来写成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这是两部冲击封建势力提出改制变法的理论著作。37岁时，他趁入京应考之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余人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八日（1895年5月2日）发动“公车上书”，联名请愿。不久，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于同年五月十一日（6月29日）呈送《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送到了光绪帝面前。光绪帝认真阅后，甚为满意，“皇上嘉许” 。并命人将其另行抄录三份，一份呈送慈禧，一份留在乾清宫，一份发往各省督抚会议。这说明光绪帝对康有为的上书极其重视。以后康有为又上《第四书》、《第五书》，但均为守旧派大臣阻格，没有送达光绪帝。
但这时光绪帝师翁同龢发现了康有为。翁同龢深知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变法，因此他到处搜求有关变法的书来读，“见康之书大惊服” 。以后又见到了康，同康反复讨论时务，“乃益豁然”，从此“专主变法”，与从前比判若两人。他诚恳地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 同时给事中高燮曾亦抗疏推荐，请皇上召见。光绪帝也极想召见，不料为恭亲王奕所阻。奕谏道：“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准召见。今康有为乃小臣，皇上若欲有所询问命大臣传语可也。” 奕总算找到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遵照谕旨，总署五大臣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廖寿恒、张荫桓，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日（1898年1月24日）在总署西花厅接见了康有为。
荣禄先发制人，态度冷傲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早有准备，面色从容地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总理衙门——作者案。）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廖寿恒不失时机地追问：“那么，应该怎样变法呢？”
康有为胸有成竹地答道：“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阴阳怪气地问道：“然则六部尽撤，则例尽弃乎？”
康有为毫不犹豫地答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世。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翁同龢十分关切地询问：“如何筹款呢？”
康有为爽朗乐观地回答：“日本之银行纸币，法国印花，印度田税，以中国之大，若制度既变，可比今十倍。”
接着康有为又侃侃而谈，介绍了西方国家有关法律、度支、学校、农商、工矿、铁路、邮信、会社、海军及陆军等方面的法制情况，并分析了日本的维新变法，推崇日本“仿效西法，法制甚备”，认为日本“与我相近，最易仿摹”。同时自荐了他编辑的《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极有参考价值，可供皇帝“采鉴”。
这次召见，从午后3时直到黄昏。荣禄对康有为抱有极大的政治偏见，没等接见完毕，他便先行退出。
第二天，光绪帝迫不及待地召见了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垂询五大臣接见康有为的有关情况。军机大臣、总署大臣翁同龢上奏了接见的全过程。光绪帝很感欣慰，总算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变法人才。他想立即召见，但奕认为不妥。奕认为可以让康有为条分缕析地上奏陈述自己的变法主张，如果皇帝认为有可取之处，再命召见不迟。
光绪帝很尊重奕的见解，便下谕让康有为条陈所见，并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西花厅的接见是一次引人注目的重要接见。五位重臣集体接见一位小官这个事情的本身便非同寻常。更何况这五位重臣又分属洋务派、维新派和守旧派呢！由于有了这次考察兼考试性质的接见，才使得光绪帝与康有为的进一步联系有了可能。
必须指出的是，据可靠的记载，这次接见是依据慈禧的懿旨进行的。光绪帝本有此意，但如没有懿旨，他是不敢做此安排的。退一步讲，即使他单独发下这个上谕，五大臣也不会俯首帖耳地照办的。别人不说，守旧派荣禄就不会听命。
《清廷戊戌朝变记》记道：
“正月，康初上之书，上呈于太后。太后亦为之动。命总署王大臣详询补救之方、变法条理，曾有懿旨焉。否则王大臣未见，未虚心下问也。”
如果没有懿旨，就不会有这次“虚心下问”的接见。这是显而易见的。
光绪帝读了《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越发感到必须立即着手变法，否则社稷难保。但他却没有真正的皇权，处处受制于慈禧，寸步难行。不得已，他找到了庆亲王奕劻说：“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奕劻把这话转呈慈禧。慈禧一听便大怒道：“他不愿坐此位，我早已不愿他坐之。”奕劻耐心劝说，慈禧才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奕劻把慈禧的意思转告光绪帝。光绪帝心中有了底，便到颐和园面见慈禧，慈禧对光绪帝说：“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
慈禧答应光绪帝在“不违背祖宗大法”的前提下可以实行变法。这是政治改革方面的重大许诺。
慈禧为什么允许光绪帝实行变法呢？我认为，大体应该有三点原因。
一是列强的环逼。甲午之战后，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机。在失掉显赫的皇权的威胁面前，慈禧与列强之间的矛盾便异常尖锐起来。她不能不顾及他的祖业、她的江山和他的皇位。她想到了“自强”。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她在召见盛宣怀时即谈到了“自强”：“奏对：所以此刻联交（取得列强的帮助——作者案。）要想他们帮助，断做不到，只得讲究自强。请皇太后还在自强的自字上面打算。上问：你说的甚是，必要做到自强。但是现在外国欺我太甚，我所以十分焦急。” 慈禧深感到“外国欺我太甚”，因此她也认为“必要做到自强”。同时，她在后来同她的侍卫女官德龄也谈道：“我希望我们中国将来会强大。” 变法是自强之一途，为此，她同意变法。据载：“后尝告德宗，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 慈禧表白自己“变法乃素志”，而且举出同治年间派人留洋、造船制械等新政都是经她旨准而得以实行的实例来证明确实如此。
二是臣下的奏陈。甲午战败，外衅危迫，四邻交逼，分割立至。当此之时，上自朝廷，下至士民，都在酝酿变法。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最具代表性。据载，康有为的上书曾感动过慈禧。苏继祖记道：“恭邸（奕——作者案。）薨逝，康复见用，太后亦为所上之书感动，乃极力排挤谗谤皇上及康也。”
三是皇帝的坚请。光绪帝信任翁同龢，翁同龢主张变法，对光绪帝颇有影响。光绪帝很喜欢“浏览新书”。他读过刘瑞芬的《英法政概》、宋育仁的《采风记》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这些书都介绍了西方的体制和日本的变法。他把阅读所得讲给慈禧听，即“遂为后言” 。同时明确地申明了自己的观点：“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 而且进一步把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后览” 。《校邠庐抗议》初作于1861年。当时虽未正式刊印，但其主张被洋务派的高官显宦们广为传播，已为人们所熟知。1885年正式刊印，流播更广。这部书不是洋务思想的一般启蒙读物，而是新兴的“学西方、谋自强”的时代精神的论纲。慈禧读过后，“亦称其剀切” 。慈禧同意光绪帝变法，“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并且明确表态：“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 让光绪帝自行变法，她不加以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