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习西方始于学习先进技术，重点又是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开启这扇门的是曾国藩。曾国藩选择制造轮船与枪炮，以此作为讲求自强御侮的依托，根本的原因在于严酷的现实。“轮船之速，洋炮之远”，这些东西“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英国、法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能够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拥有一支近代化的海军，掌握了制海权，能够在中国的任何一个海岸、或者沿长江等地城市登陆，让中国人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曾国藩等人只知道学习外国的技术，不懂得学习外国的政治体制，只求在技术上进步，不求在政治体制上进取，并因此而给予批评，甚至嘲讽其思想的落后。我认为这是很不科学的。今人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用今人的标准与视野来审视古人，这是很苛严的，也是不切实际、不科学的。政治体制是一种高级的社会形态，历史进步没有得到一定的高度，而强要求其改革，只是一种奢想。从魏源提出师夷长技到曾国藩实践师夷长技，这本身就是历史的一大进步。中国人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注重于实实在在的发展。这个进步是很不小的了。
然而就是学习造船造炮也有一个曲折、艰难的过程，经历了欲购买模仿制造、自行研制、购买外国机械制造三个阶段。咸丰十一年，清朝政府经李泰国牵线向英国购买10艘轮船，最后确定7艘，曾国藩积极赞成与支持购买轮船目的是自己模仿制造。英国人的蛮不讲理打破了曾国藩的美梦。不得已曾国藩只得寻找新的途径。
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拟即开设铁厂，粗立规模。查有容委员宏，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派令前往西洋购买制造之器。
新的途径就是开设铁厂，派遣容闳出国购买机器。“敝意欲乘此闲暇，购器募匠，试造轮船。”1865年李鸿章用四万两银子在虹口购买下美商的旗记铁厂，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容闳从美国买回的机器即放在该局。江南制造总局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大的近代军事企业，也是近代最大的新式工厂之一，是江南船厂的前身。1868年，即同治七年七月，江南制造局制造出第一号轮船，曾国藩命名为恬吉轮船，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这艘船的造成，使他由衷地感叹：“中华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在引进外国机械制造轮船之前，即在1861年安庆收复的第一年，曾国藩就从非常困难的军费中挤出一部分资金，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主要生产子弹、火药、炸炮、劈山炮和火轮船。自己研究、生产小火轮。1862年8月，由徐寿与华衡芳研制的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试产成功，曾国藩亲自去现场察看，高兴地在自己的日记和给朋友、给奕訢等人的信中赞叹：“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做我以其所不知矣！”不久后又自做了一台小火轮，他亲自登上小火轮，高兴地参加试航。对这些成绩的取得，曾国藩都显得特别的高兴，以为有了这样的轮船，中华才可以“渐图自强之计”。
至于制造枪炮，也是曾国藩非常重视的。他认为：“至外国火器，诸臻精巧，惟铜冒自来火，费钱有限而妙用无穷，尤远胜于中国。引药有畏风畏雨之患，臣拟设法推广于鸟枪、抬枪诸器。”因此“洋火药亟宜仿造，候饬宁、沪二局试办，以为自强之资。”安庆内军械所、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都从事枪炮的制造。在曾国藩的倡导与力行下，火器制造成为一时之盛。1865年5月，李鸿章筹建金陵制造局，亦称金陵机器局，简称宁局。1866年8月竣工，12月苏州洋炮局移入。该局从外国购置机器，聘用外国工匠作为技术指导，主要生产枪支、火炮、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
到同治八年（1869年），已能制造多种口径的大炮、炮车、炮弹、枪弹及各种军用品。投产时，有员工兵夫约400人。1870年7月，在通济门外神木庵旧址兴建火箭分局。同治六年(1867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设“军火机器总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同治九年（1870年）易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生产的军火，主要供应北洋水师、直隶、热可、察哈尔、奉天、吉林、黑龙江、西北边防备军和淮系各地驻军使用，还拨给其他省份。在中俄、中法、中日甲午战争中，都大量使用该局制造的军火。大量新式武器的制造与使用，极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战斗力，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曾国藩所追求的“自强”目标。
讲求外交人才
曾国藩认为，国家要自强，必须在 “修政事、求贤才”两件事上下功夫。经历了与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后，清朝政府已经奄奄一息，国家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力衰竭，民不聊生。振兴国家已成当务之急。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须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强之途径。首要的工作是修政事、求贤才；其次则是学习制作枪炮、轮船。关于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前面已经专门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这里我们需要阐述的是曾国藩修政事与求人才的问题。求人才的重点是外交人才。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政事，主要是指治国、平天下，就是修明政治，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民富国强”。国家不强大，不管有理无理有德无德，总是要受他国的欺侮。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根据有关资料，太平天国等战争带来的灾害非常巨大，光死人这一块数字就相当巨大，有说死了2000万，也有说死了1个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战争中的安徽、江苏等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确实惨不忍睹，很多村庄成为断垣残壁、很多土地被抛荒无人种植，人肉论斤计卖，价格昂贵。地方政治荒疏是晚清的一大弊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就深有感触。他在写给倭仁的信中说道：“此间小民困苦已极，实不堪再遇灾歉。侍本思力清积狱，一疏冤滞之气，若逢荒岁嗷嗷之众，争讼四起，则可虑者更多矣。”曾国藩履任之时，整个直隶有积案10000多件，很多案子当事人告到京城也没有处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此间吏治之坏，实苦牧令乏贤”。基于这种现状，曾国藩的弱国外交领导力重点之一就是在于“得贤吏，赋役有经，纪纲不紊，蠲除苛敛，清厘滞狱，民教一体，各使适俗安民”。
自从有了地方督抚权力后，曾国藩即将修政事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军事与吏治一同办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安排有能力、有德行的领导者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极快地恢复行政秩序，稳定民心；政府提供耕牛、种子等，鼓励农民耕种，恢复农业生产；上奏朝廷，请求减免一些遭遇战争、水旱灾害严重的郡县的钱粮；设立粥厂、登记灾户，赈济受灾群众；发展水利，比如他到直隶后，着手修理永定河；发展文化事业，举行科举考试，1864年底，他千方百计筹措款项维修好江南宫院，举行了中断十多年的第一场乡试，稳定了士子之心；处理历史遗案，在直隶一年的时间就处理历史遗案1万多件；当然还有他最重视的练军。他的这些工作，对战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深感深人才对于国家自强的重要。没有贤能的人才，一切都是空话。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弱小的阶段，稍微有力量的外国都可以来欺侮的时候，启用贤才，修明政治，尤其重要。1858年10月9日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强调：
夷务果有翻局，不愿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阁下以为何如？
他认为要改变外交被动的局面，不听从外国的摆布，必须推进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必须获得人才，没有人才，就像鸟儿没有丰满的羽毛，不能高飞远翔。中国自道光以来，主战仍然是正论，道光也想报仇雪耻，但是苦无良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要以战争来决定胜负，不与洋人和好，曾国藩认为也需要人才。这种人才应该能够担当大任，人才的来源也应该很宽，不仅仅是几个楚地人。要有一大批的人，正直廉介，军队也能够战斗，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
与外国通商是一项重要的外交事务。同治元年五月薛焕担任通商事务大臣，他提出改革南洋通商管理体制。南洋通商大臣，是道光年间设置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长江流域以及江浙闽粤一带对外通商事务。薛焕建议改革注意制度，设置长江通商大臣，将南洋通商各口事务，隶属将军、督、抚监督理。薛焕的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允同。朝廷下旨：
曾国藩威望远著，为外国人所慑服。长江通商事务，该大臣经画，自能措置合宜。惟因曾国藩办理军务，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通商事务，非所以示体谅。现在江面肃浪，如何妥为兼筹之处，即着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倘李鸿章驻镇以后，能否兼顾无误，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钦此。
对于这一改革措施，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通商管理人才的问题。他分析认为，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应当分别办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自从外国轮船进入湖北以来，洋人踪迹，几乎遍及沿江各个郡县，有的在僻壤传教，有的在深山中采购茶叶。一句话说得不好，嫌隙立即产生，影响全局。负责关卡的工作人员因为洋人的凶横，对洋人毫无办法。督抚因为洋务不是他们的职责，也不肯深究。如果按照薛焕的建议，由总督担任通商钦差大臣，那么势必至于睚眦小忿都要总理衙门解决。道途太远，后患很长。因此，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