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自己的独具魅力的思想，并且自觉应用于实践以开创局面，建功立业，是曾国藩领导术的重要内容。曾国藩是一个卓越的思想家。他思想的核心价值是儒家思想，同时他以海纳百川的气魄，吸收了道家思想、墨家思想、佛家以及刑名家法治思想；更以开放、博大的情怀，加强了对泰西诸国新知识的研究学习，形成了以他为重要代表的晚清经世自强思想。他以儒家圣人们所常说的“礼、乐、政、刑、仁、义、忠、信”“为用”，指导实践，以圣人们所不说的“虚无、清静、无为、白化”等“为本”，修身立命；“以荀子之道自克”，讲究“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 ，从而达到思想的较高境界。
曾国藩是重视思想的作用，能够将思想传达给追随者，用思想统一追随者的意志，将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追随者的思想。他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关注国家，致力于使众人行，致力于改革弊政、发展经济、国家自强，致力于将自己的主张转化群体的主张、社会的主张、时代的主张。他应用思想的主要特点是维护政权稳定，阻止国家内乱与分裂；抵御外侮，将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技”的思想落到实处，发展国防军事工业，达到抵御外侮目的；切实加强“师夷智”， 引进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推进国民对西方的认识。
治国理念
中国的政治体制缘起于古代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其表现形式就是用礼来治理国家。礼仪制度是封建社会一套完整的治理国家的制度，是封建国家社会秩序的基本结构，是稳定社会的基本手段。荀子认为：“礼义者，治之始也。”“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的核心内容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曾国藩秉承了以礼治国的传统，认为：“修身、齐家、治田、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除去礼，谈不上政事。集中体现的就是以礼治国的理念。萧一山指出，曾国藩的经世思想与礼学思想是一致。这一看法，就是从其治国的角度来说的。那么曾国藩在其从政治国中是如何体现礼的呢？他是采用什么样的领导术，达成礼的落实的呢？
领导者的思想、想法如果不转化为追随者，甚至组织的思想、想法，就只是纸上谈兵，属于空想、没有实际意义。所以，领导者所要做的重要事情是怎样将自己的思想、声音、追求、理想转化为追随者的思想、声音、追求与理想。只有领导者和追随者融为一体的时候，其凝集的力量才会强大，产生的影响才会巨大，取得的成功才会最大。这方面，曾国藩做得非常成功。他的一个做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和洪秀全对着干。这一领导术集中思想方面，从《讨粤匪檄》可以看出。其文曰：
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馀万，蹂躏州县五千馀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刮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壕。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衹。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虏之船只，揽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衹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干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摺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诚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洪秀全采摘基督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教，其本意是想通过传教，组织力量，反抗清朝，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他所倡导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社会改革，符合一般农民的要求，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内容。然而随着势力的不断强大，特别是1851年金田起义逐渐成燎原之势后，太平天国本身的缺陷不断膨胀，内部等级制度越加森严，财富向高层集中，内部分化激烈，在对清朝施行制度破坏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摧毁，打击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与心理。特别是愈到后来，洪秀全沉醉在天父的幻想之中不能自拔，理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据说太平军打到湖南的时候，左宗棠去拜见洪秀全，要求洪放弃宗教的旗帜，专门打出反清的旗帜，遭到洪秀全的拒绝。
这种拒绝，实际上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袍断义”，是对隐藏在中国广大人民中的反清力量的忽视，标志着洪秀全走向了真正以神道、宗教创建太平天国的道路。很多学者认为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倒退，为曾国藩的抗洪提供了充足的理由。这篇檄文的感召力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檄文以恢弘的气势、犀利的言辞，处处点击洪秀全的软肋，历数洪、杨罪状，痛击洪、杨荼毒生灵、蹂躏州县、抢掠百姓，“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抨击洪、杨破坏传统的秩序等级与尊卑观念，“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痛击洪、杨破坏了中国传统的神灵制度，毁灭孔庙、关帝、岳王宫室身首，以及佛寺、道院、城隍、社坛，引发“鬼神所共愤怒”；思想性、针对性、鼓动性、战斗性极强，具有十分强大的杀伤力。
曾国藩以礼治国、治军，另一个重要做法是用儒家思想来团结士民、号召朴实农民，组织湘军，教育士兵。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嘉庆、道光以来理学思想得到充分的发扬，当时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是理学的根据地，三个学术流派——今人学派、桐城学派、义理学派，其中今人学派、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魏源、唐鉴、罗泽兰都是湖南人。魏源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出现了一批经世致用的理学家，包括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等。所以曾国藩创军之初，就有一大批的具有理学思想的士绅加入进来，成为军队的领导者与中坚力量。罗泽兰、王鑫、李续宜、李续宾、彭雪琴、郭嵩焘、郭意诚这些都是一些“忠义血性”之士。长期以来，湖南山区的农民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单纯，性格古朴，待人厚道，吃苦耐劳，很容易被曾国藩招募到军中效劳。王鑫在湘乡创办团练的时候，为了凝聚士气，白天练兵，晚上讲课。讲课的内容是儒家的四书五经。
这种过去只在课堂上有的教育，现在进入了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创举，开创了军队教育的先河。曾国藩吸纳了王鑫这一好的做法，使用在他的军队教育上，在军队中推行礼的教育，把军队办成一所学校。他认为“用恩莫如仁，施威莫如礼”，在军队开展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教育，以对抗太平天国的天主教义，让士兵懂得为什么而战；积极推行营规、家规的教育，教育士兵遵守营规，做到不赌博、戒游惰、慎言语、敬尊长。教育方法上，曾国藩不仅亲自起草《爱民歌》、水师陆军《得胜歌》，教会士兵背诵，而且亲自讲课，“每次与诸弁勇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因此湘军常常是一边战鼓声声，一边书声朗朗；或者“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曾国藩与一般的下级将领来往书信，也以教育他们如何做人为主。他认为对将士的爱护，重要的是保护他们的美好名声，让他们成为有道德、明理的君子，比推荐他们做大官更重要。那些过去不爱读书、不懂得礼的重要性的领导者，在他的教育下，也会不断改变自己，像杨载福、鲍超等，都在他的教育下成为一代名将。思想教育的结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提高了战斗力，使湘军成为一支精锐部队。
爱民思想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曾国藩与洪秀全的争斗，很大程度上是民心的争夺。谁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谁就可以得到胜利。太平军从广西出发，经过湖南、湖北打到江苏，一路上有很多的挖煤工人、穷苦百姓加入，说明开始的时候，它有很强的感召力，得到百姓的支持。而曾国藩兵出湖南后，一路上百姓并不支持他。很多地方，百姓看见官兵来了，还给太平军通风报信。1865年，他北上抗捻，发现河南、山东等地的老百姓非常仇视官军，他感到争取民心是当务之急。他说：“凡觇军事之胜败，先视民心之从违。
”就是说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首先要看老百姓支持不支持，把民心的作用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曾国藩非常重视民心的争取与呵护。湘军是军政合一的军队，后勤有统一的安排，士兵不直接与百姓打交道，所有采购统一有人负责。有一次，一个采购员买了米，不给钱，一直拖着想赖账。卖米的百姓来告状，曾国藩知道了，将有关人等撤职查办，开除出湘军。他行军打仗一个总的思想是不扰民。他提出的“八本”思想，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其中的“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一直贯穿于他治军的整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