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对于追随者的教育，也以勤为重要内容。认为“若事事勤思善问，何患不一日千里？”要求追随者做到勤，以勤立身，以勤兴业。吴大廷负责操练海上水师，是中国早期的海军训练，凡事皆是初始，没有模式可依。他写信鼓励道：
阁下殚精竭虑，身任其劳。……各船演习诸技渐臻纯熟，凡事患在不为，不患不能。西洋技艺所以绝古今者，由其每治一事，处心积虑，不臻绝诣不止，心愈用则愈灵，技愈推则愈巧。要在专精，非其材力聪明果远过于中国。
这里强调的就是一个“勤”字，勤训练则可以达到熟练的境界，与才力、智力没有多大关系。就是在这样的鼓励下，曾国藩手下很多才力一般的追随者脱颖而出，成为优秀人物，做出了耀眼的成绩。
严格内敛的俭
对于俭，曾国藩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则难望有成。”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俭是非常重要的；一旦沾染了富贵习气，要想有成就很难了。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地认真去做。指出：“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他认为：
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历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所以，曾国藩治家，第一注重的就是俭朴。由家而推及官场，他非常反对官员的奢侈生活。经历了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湖南很多人家家庭富裕了，风俗习气也随之改变，为此曾国藩非常痛恨，并且想力挽颓风。他说：
吾乡近时风俗侈靡，一变向来勤朴之旧，实缘乡人从军日久，职官太多之故。推论缘起，即鄙人不能辞其咎。今欲力挽颓俗，固须林下诸公身示俭约，诱进以诗书。而凡为达官于外者，尤宜约束子弟，不使习为豪华以相炫耀，庶可渐移锢习。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仍未知其果能挽救也。
对于官场的颓风、奢侈之风，曾国藩认为大官的表率作用很重要。杨昌濬曾经写信给他，想整顿官场奢靡的风气，曾国藩非常肯定他的想法，1870年5月他回信说：
承示浙中近事，并及官场习气渐就奢靡，尊意欲转移积习，与僚属约诸事务从节省，此实时要务。大抵官场风气，每由微而渐趋于著。凡事稍从其费，则渐于奢而不觉；凡事稍从其省，则渐趋于俭而亦不觉。若由大吏率之以诚，持之以久，成效亦不难立睹。
由此可见，曾国藩的俭朴，不仅仅是他注重自己一人之俭，一家之俭，更注重整个官场、社会的俭。他不仅注重身体力行，也重视俭的思想教育。不仅影响了他的后代，也影响了他周围的一批人，甚至对江苏等地的社会风气也有所感化，形成了一种俭的氛围。
曾国藩有一封家书可以看出，他在北京做官时期的清廉俭朴。他写道：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除此二者，予断不别存一物以为宦囊，一丝一粟不以自私。此又我待兄弟之素志也。恐温弟不能深谅我之心，故将我终身大规模告与诸弟，惟诸弟体察而深思焉。
这里讲的确是实情。曾国藩在京城期间，生活条件一直比较艰苦，日子过的清贫。他担任翰林院编修，收入微薄，入不敷出，常常借钱度日；担任“副部级干部”后，年工资500两银子，加上其他的收入，基本上能够满足生活所需。1852年他离开京师的时候，他既借了钱给别人，也欠别人的钱。曾国藩回家吊丧，给儿子纪泽写的一封信，专门谈到家中财物的处置问题，信中写到多年欠西顺兴、杨临川、王静安、李玉泉、王吉云、陈仲鸾等人账不少，要求纪泽处置的财物也只有一些家用木器、书籍、日用品以及书法帖子等，此外并无长物。
真正有钱是他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清朝两江总督的养廉金每年是15000两，加上工资收入，曾国藩一年的收入在20000两左右。然而，作为湘军统帅，经过他手的银钱粮米数额是巨大的，特别是到了1860年后，清朝转而支持湘军，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甚至四川、广州每月都要给他提供军费，有时由他支配的经费高达数百万。然而就是这样有钱，曾国藩也是过着俭朴的生活，保持清廉的本色，始终坚持不贪财，不苟取，不奢侈的基本准则。
他家用钱有一个规矩，就是一个月要开支多少先拿出来，使用时不可超支，只可结余。家里储备的钱只够一年的用度，多的不积累。他给家中寄钱，也不多寄，有一次连200两银子都没有。他给儿子们规定：
尔辈以后居家，须学陆梭山之法，每月用银若干两，限一成数，另封秤出。本月用毕，只准赢馀，不准亏欠。衙门奢侈之习，不能不彻底痛改。余初带兵之时，立志不取军营之钱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负始愿，然亦不愿子孙过于贫困，低颜求人，惟在尔辈力崇俭德，善持其后而已。
他离开两江赴任直隶的时候，还积余养廉金2万多两。这种积余应该是得益于他的俭。曾国藩的俭朴体现在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大事小事都染着一个俭字。
吃方面，他的基本态度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 有一次，巡视扬州。扬州盐商以奢侈的盛宴招待曾国藩，他认为太过丰盛，仅就面前所设数菜，稍食而已。过后，他对人说：“一食千金，吾不忍食，且不忍睹。”他家每餐只有一个荤菜，因此时人送给他一个雅号，叫做“一品宰相”。
穿方面，他的衣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他曾经规定，家中妇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鞋子，并且他还要亲自检查。他30岁那年，缝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庆贺及新年才穿，60岁时还像新衣。他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的小女崇德老人回忆说：在江南总督署时，李鸿章请曾夫人和小姐吃饭，两个妹妹，仅一件绸裤，相争至于哭泣。曾国藩闻之安慰道：“明年若继续任总督，必为尔添制绸裤一条。”时崇德老人年幼，一闻此言，破涕为笑。
住方面，1856年修建富厚堂，费资三千余银，曾国藩知道后，很不高兴，发誓此生决不住新屋。他果真没有踏上新屋一步。1867年，家里人花费7000串维修侯府，他认为花钱太多，“富坨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曾国荃修建大夫第，长达一华里，共九进十二横，房子数百间，曾国藩批评弟弟太奢，说住进去容易搬出来难。
用方面，曾国藩不尚奢华，有人建议他照李希帅的样子，花八两银子打一把银壶炖人参、燕窝。他说：“今小民皆食草根，官员亦多穷困，而吾居高位，骄奢若此，且盗廉俭之虚名，惭愧何地！以后当于此等处痛下针砭。”
财方面，曾国藩坚决反对积累财富，特别是给子女积累遗产。他对纪泽、纪鸿说：“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潢在衡阳五马冲为他买田一处，曾国藩坚决反对，并且要求弟弟“设法出脱。或捐作元吉公祭田，或议作星冈公祭田，或转售他人，以钱项备家中日用之需。”“但使不为我私分之田，并不为父亲私分之田，则我之神魂为之少安，心志为之少畅。”他教育子女注重人品、学识、良好的生活态度与习惯，“爱之以德”，而约束他们的骄奢之心。纪鸿在省城读书，他寄给的钱主要是学费和基本的生活费，“城市繁华之地，尔宜在寓中静坐，不可出外游戏征逐。”教育儿子“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子女婚姻上做财产、权力文章是极其普通的事情。曾国藩不愿意将女儿嫁给有钱人。据说，湖南有一常姓显贵家庭，几次都想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曾国藩不同意。这倒不是常家与曾家曾有什么不愉快，而是因为曾国藩听说这位常世兄生活气习骄奢跋扈，不可一世。他所穿的衣服极为华贵，所用的仆从也气焰嚣张，更令人厌恶的是他最喜欢倚仗其父亲的势力作威作福。曾国藩担心常家有官宦人家的骄奢习气，如果嫁娶过来，不仅会败坏曾氏家规，还会引诱曾家子弟好逸恶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