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讲完以后，是要我上去发言，当着这么多人发言，我还是第一次呢，我也在会上红着脸紧张兮兮地表了态，什么接受再教育，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扎根农村一辈子，一颗红心闹革命什么的。我表完了态，大队书记对我师傅说，要不今天让知识青年同志给我们念念报什么的，学习学习，了解形势。师傅摇摇头说，时候不早了，明天还得起早进山干活，改下雨天再学习报纸吧。
我下来时，有七八百元的知识青年安置费，也许是一千多元，记不清了，这是交给生产队的，由生产队负责给我建一个居住的房子，添置点日常生活用具，师傅对我说，房子也不建了，你们知识青年估计在这里也待不长久的，以后都要抽调上去当工人的，队里有现存的社屋仓库房子，可以住的。我说行，听队里的安排。于是队上在社屋里隔出了一间，这间屋子约有二十平方，中间隔开，上面挂下来二个灯泡。外间放一些生产队里为我准备的农具，里间是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椅子，还有一个烧菜做饭的灶头。我就这样成了农民。每一天劳动的工分是五点五分，这是上面政策规定的，不能低于这个分数。而我的同龄人，每天只有二点五个工分。
农活比我想象的要辛苦得多，那时正学大寨学得欢，每天基本上都是上山开垦，变山地为良田，都是早出晚归。鸡一叫就得起来，刷牙洗脸烧水，匆匆忙忙地做点吃的，带好午餐，天一亮就得走，晚上收工回来还得背一大捆柴火。回到家已是摸黑了，做点吃的，搓一把换下的衣裤，九点光景就洗洗睡了。
有时我们也在河滩上抬石头垒坎围田，这都是体力消耗很大的活，那水溪中的石头个头不大，份量却不轻，也很光滑，我们一般是二人一组，看到合适的石头就用一个绳子做的工具把它套住，二个人抬着走，那水中很不好走，脚容易打滑，一脚高一脚浅，摇摇晃晃的，抬到溪边上垒坎，太阳热辣辣的晒着，也没有办法。一些老农民的背上是晒得黑黝黝的，黑得发亮，油光光的，汗水雨水根本挂不住了，赤溜溜地滚下来，这是年深日久晒成的。一天下来，一回到小屋骨头都散了架。师傅看我实在挺不住就改换工种照顾我，要我拿着一把锄头跟在老少和妇女队伍后面，去庄稼地上除草、浇水。这活看似简单却也折腾人，太阳光线啃去了我一层层的皮，我常常无心恋战，也没有经验，胡乱地挥舞，结果草死的数量和秧苗差不多。村人们说我是磕一个头放三个屁行善没有作恶多。
烦人的还有家务，回到家还得挑水淘米生火做饭，还要洗衣服，那衣服基本上是天天要洗，不是被汗水打湿了就是被泥水搞脏了。如果不及时清洗，那衬衣和背心就会有发黄的污渍和黑的芝麻大小的霉斑点。我常把洗好的衣服、袜子晾在屋子门口的柴垛上，但总是会缺少，估计是被个别村民顺手牵羊拿走了，气得我够呛。有一天，我把衣服袜子洗好晾在柴垛上，然后到代小店里去买了一点油盐糖。回来时一看，一件衣服没有了，我开始以为是被风吹到哪里了，四处寻找，还是没有找到，我问边上的一个村民，她说没有留意，也没有看到过。那肯定是被人又拿走了，我心里的那个气呀，实在忍不住了，我自言自语说，这个地方是贼窝，老是偷人家东西。这声音有点响，被那个村民听到了，她就去告诉我师傅说，你那知识青年徒弟在骂这个村是贼窝，是贼窝为什么他还要来这里？她要我师傅管教管教我。
师傅连忙劝说，为我打圆场说，小陈还年轻，只有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说话不知轻重，是一时气急说错话了，大家别往心里去。但这事还是传开了，引起了公怒，不少村里的妇女都在议论我，觉得我是在进行污蔑。于是师太婆，也就是我师傅的老妈，她老人家把我叫去了，语重心长地开导了我一番。说我东西被人拿走，一时气恼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乱说，一句话把村里人都得罪了，人家要骂你几句也是应该的，这是个教训，这个以后要改，说话要慎重，不能随着性子说。这个以后千万要注意。我红着脸不停地点头，真的没有想到一句气话惹下这么大的反响，引起村民的如此不满。师太婆见我脸红接受批评了，接着就安慰我说，这事就这样过去了，村里人再说什么，她会去解释的，本来你的意思也是针对某些手脚不干净的人，不是对全村，这个我明白。我对师太婆真的很感激，后来我与她的关系一直很亲。09年，她老人家去世，我得知消息后就赶去了，参加了葬礼。
人总是在犯错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