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朝期间，北方有15年大旱，特大干旱4次。金天会七年，黄河中下游特大旱，“径、渭、沮皆竭，山东大饥，人相食”。正大4年，豫、冀、鲁、晋大旱，“饥民捕蝗以为食，或曝干而积【食】之，又罄，则人相食”。
明朝旱灾频繁，大旱73年，平均4年一次，特大旱灾9次。从成化年间到万历年间的134年间，华北、西北地区9次出现大面积的“道殣相望，尸骸枕藉，白骨满路，饥民相食，人烟几绝”的惨重旱灾。崇祯年间更是多灾多难，华北、西北多次出现“河竭湖涸，飞蝗蔽日，民多饿死，十亡八九”的惨景，甚至出现了“父子夫妇相割啖”、“公鬻人肉”等惨不忍睹的现象。
清朝大旱有27年，约十年一遇，其中特大干旱有十次。华北有十次旱灾出现“人相食”的惨况。顺治二年至五年，“全蜀大饥，人相食，畜无遗种，百里无烟，虎豹入城”。
光绪二年至四年，华北再遇特大干旱，众多河流断流，湖泊干涸，树枯木焦，赤地千里，人多饿死，乃至人相食。山西灵石尤甚，有人相食者四千户，约四万余口。初始，仅食死尸，继而杀人充饥，甚至夫食其妻，父母食子，惨况为百年来未有之奇。
1878年，黄河中下游因旱灾饥饿致死者达1300多万人，山西蒲城饥死者达2／3，许多村庄人丁死绝。
民国的38年间，共发生六年大旱灾，特大干旱3次。
1920年，华北五省因旱灾饿死50多万人，青海省也饿死8万多人。1924至1925年，四川因旱灾死亡70余万人。1945至1946年，湖南连续大旱，饥民死者甚众，零陵县竟发生割食死尸充饥的惨景。
面对旱魃的残暴肆虐，华夏儿女并未束手待毙。他们从臆造神仙来寄托征服自然的期冀，到依靠科学和实干来增强改造自然的能力，一刻也没放弃抗争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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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旱灾自然就有抗旱，史籍记载先人抗旱的办法也多种多样。
造神抗旱——据《淮南子·本经篇》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所谓“十日并出”，实为骄阳似火，酷热难当，天下大旱。百姓无力回天，便臆造一位超自然的大神——羿。
“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鸟皆死，堕其羽翼。”从此，旱情缓解，黎民安生。
祈雨抗旱——这类的故事多了。正如《诗经》唱的：“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有瀹萋萋，兴雨沂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最悲壮的是《淮南子》里的记载：汤王时，大旱七年。江涸河竭，沙砾流火，民众堪苦，求雨数年不成。史官卜后曰：“以人祭天，方能降雨。”汤王曰：“为民求雨，我自为先。”并力排众劝，执意自焚。祭天求雨时，汤王披散头发，身捆引火的白茅，登上柴堆。
巫师唱经狂舞之后，点燃柴堆。烟火冲天，汤王汗流如雨，咳嗽不已。眼看所系白茅将燃，不料顿起狂风，乌云飞至，电闪雷鸣，暴雨大作。薪火灭，汤王喜，民欢呼。
当然古人也不是只靠求助神灵、巫师，也会用自己的行动抗旱。例如开沟引水，发明了桔槔、辘轳之类的工具提水灌溉，之后又发明了水车、高转筒车、水利筒车，东汉时发展为水排。水排是机械工程史上的重大发明，约早于欧洲1000多年。
进入春秋战国后，随着筑坝修库和跨小流域渠道工程的出现，中国抗旱方式有了突破性的发展。谷地建成了许多灌区，也涌现了孙叔敖、西门豹、李冰父子、郑国等一大批水利名人。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兴水抗旱工作。毛泽东第一次出京视察，就到黄河考察水利。考察时他说：“洪灾也好，旱灾也罢，根治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搞好水利建设。我早就说过，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水利建设抓好了，我们就有资本和老天爷斗！”
当时的媒体还形容他在讲这番话时，右手握成拳头，有力地在头顶上举了举。
20世纪50年代为解决首都缺水之难、为给兴水抗旱大军鼓劲，毛泽东亲赴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到官厅水库、密云水库视察，并欣然为这些水库题辞祝贺。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对付旱魔的手段就更是多种多样，甚至到了“改天动地”、“出神入化”的程度。
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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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曾熟读过《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等书，长时间以来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以为对毛泽东讲过的一些重要话都会有些印象，即便现在记不住了，大体也不会感到陌生。近读《林一山回忆录》，才知毛泽东还说过许多我闻所未闻、现在听来依旧很新鲜并对中国的发展还在发挥着重大影响的话。
1952年10月30日，是毛泽东建国后第一次出京巡视，先来到黄河边，由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陪同，视察黄河水利工作。
王化云在谈到治黄规划设想时说：“将来黄河水不够用，需要从长江流域引水入黄河。我们的勘测队实际测量了长江的水量、地形情况，准备从通天河引长江水入黄河，以补济西北、华北水源不足。”
“好！这个主意好！”毛泽东觉得这个想法颇有见地，补充道，“你们的雄心不小啊！通天河那个地方猪八戒去过，它掉进去了。”
但沉了一会儿，毛泽东认真起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来是可以的。”
——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
转过年来，毛泽东在去南方巡视的专列上，又询问王化云：“通天河引水问题怎么样了？”
王化云：“根据查勘的结果看，引水100亿立方米是可能的。不过，需要打100公里山洞，还要同时在通天河上建筑一座高坝，水就可以从通天河经过色吾曲、卡日曲进入黄河。”
毛泽东皱了一下眉头：“多大工程量？得多少年完成？”
王化云：“约需10万人，加上机械化，10年可以完成。”
毛泽东不满足地说：“引100亿太少了，能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就好了，你们可以研究一下。”
王化云知道，通天河的水不足100个流量，单从通天河引水是不够的。毛泽东提出从长江引1000亿立方米水是从整个流域考虑的。
1953年2月9日，毛泽东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同视察长江，对被周恩来尊为“长江王”的林一山打趣道：
“你能不能找一个人替我当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
第二天，毛泽东乘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由武汉直下南京。航行途中依然用询问的口吻对林一山说：“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从南方借点水给北方？”
林一山猛然愣住了，不知如何作答。
毛泽东继续追问：“这个事你想过没有？”
“想倒是想过，那是当我思考全国农村水利化等问题的时候，一并考虑过这个问题。”
“你研究过没有？”
“没有研究过。”
“为什么？”
“没有这个任务。”
毛泽东的头一段话在半个世纪后成为现实：“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第二段话启动了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工程——中国的“南水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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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毛泽东在长江舰上摊开地图，拿起一枝红铅笔，笔尖悬着在地图上移动，顺着西北高原、腊子口，指向白龙江，随即问林一山：“从嘉陵江的上游，白龙江向北引水行不行？”
林一山摇摇头：“不行。”
“为什么？”
“白龙江发源于秦岭，向东南流向四川盆地，越往下游水量越大，但是，地势越低就越难穿过秦岭把水引向北方。如果越接近河源，工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水量却越小，因而引水价值不大。
毛泽东点点头，把铅笔指向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这里行不行？”
“不行。”
“为什么？”
林一山用白龙江不能引水的同样道理做了说明。
毛泽东手上的铅笔又指到了汉江上：“引汉水行不行？’
“有可能。”
毛泽东眼睛一亮，盯着林一山：“为什么？”
“汉江上游和渭河、黄河平行，中间只有秦岭、伏牛，一山之隔。它自西而东，越到下游，地势越低，水量越大。这就有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来兴建引水工程，叫汉江通过黄河引向华北。”
毛泽东边听边用铅笔从汉江上游到中游画了许多杠杠，每画一道道杠他都要问：“这里行不行？”
林一山说：“这里都有可能性，但要研究哪个方案最好。”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手中的笔沿着三千里汉江的蓝色曲线迅速移动，顺着汉中盆地、武当山区，指向均县【现在丹江口水利枢纽所在地】突然下笔画了个圆圈；“这个地方行不行？这些地方怎么样？”
“这些地方都有可能，关键是要在这些地区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地点……”林一山忽然指着地图上一点说，“这里可能性最大，也可能是最好的引水线路。”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这是为什么？”
“汉江再往下，流向就转向南北，河谷变宽，没有高山，缺少建高坝的条件，所以不具备向北引水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做了一个果断的手势：“你立即组织察勘，一有资料就给我写信。”
“好！”林一山回单位后，马上组织人马进行南水北调的勘察和研究，一有成果，他就给毛泽东写信。
在1958年3月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中央批准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打开通天河、白龙江，借长江水济黄，丹江口引汉济黄，引黄济卫，同北京连起来了。”
毛泽东的意图，很快就在同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中得到体现：“全国范围的较长远的水利规划，首先是以南水【主要是长江水】北调为主要目的，即将江、淮、河、汉、海河各流域联为统一的水利系统规划……应加速制定。”
——这是“南水北调”第一次见于中央文件。
党中央的决定在全国引起积极的反响。中国科学院和水利电力部共同组成了南水北调研究组，各大流域机构和长江以北的14个省【市】的水利部门，以及许多科研、勘测设计单位参加了大协作。引水方案的研究范围，从中下游扩展到上游，乃至西部的澜沧江、怒江流域，提出了从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分别引水，补济我国西北、华北缺水的总格局。
“文革”期间，南水北调的工作停顿下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北方严重缺水的现实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使得南水北调工作又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
1991年4月，七届人大四次会议决定，“八五”期间要开工建设南水北调工程。华北各省市立即做出积极反响，层层建立了南水北调领导小组或指挥部，豫、冀两省省长亲自挂帅，他们迫切希望南水北调工程尽早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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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水”——目前就是指长江。
“北调”——面积可就大了，黄淮平原、华北平原、北京、天津。正可谓“滚滚东逝水，滔滔往北折！”
中国有七大水系，当下有三大水系却成了最缺水的地区，即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真是“沧海桑田”！
黄河和淮河两个水系暂不说，单讲海河水系，为什么竟会名存实亡、成了无水之系呢？
行文至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我们的水资源分布情况。
中国的人均水资源，只相当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平衡，主要大江大河都在南方，水质也优于北方地区。
我国的水资源不仅自然分布不均，而且与生产力布局不相适应。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河川径流量占全国的83％，耕地面积却只占全国38%。
其中长江流域年径流量为9513亿立方米，占全国的35％，耕地面积却只占全国的25％，人均和亩均水量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属丰水区。
淮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的年径流量占全国的17％，耕地面积却占到全国的62％，其中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和胶东地区的河川径流量为1573亿立方米，只占全国的6％，耕地面积却占全国的40％，人均和亩均水量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属缺水区，尤以海河流域更为突出，年径流量只有264亿立方米，不足全国的1％，而人口和耕地却分别占全国10％和12％，缺水十分严重。长江流域与海河流域相比，长江流域的人均水量是海河流域的近10倍，亩均水量为17倍。
就是这样，在中国水资源分布图上，写着这样两个不等式：
第一，占全国径流量80%以上的长江流域及以南的河流，水量充沛，仅长江每年就约有超过8000亿立方米水量白白流入大海；
第二，人口、粮食产量、GDP均占全国总量的1/3的黄淮海流域，水资源量只有全国总量的7 .2%。
南方为洪涝所累，北方为干旱所苦。世界银行于1998年统计了153个国家的水资源情况，中国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
而天津的用水量又只占全国平均用水量的14％。
北京也只占到16％。
但缺水的又岂止是北京、天津，在中国的660座城市中，超过400座水资源不足，其中100座城市严重缺水。就是这样，中国要用仅占世界7％的淡水，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而且还要繁荣强盛。
很显然，水资源的缺乏已成为我国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难怪前水利部长汪恕诚曾大声疾呼：“要么为每一滴水而战，要么灭亡。这就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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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难免要问，数千年来虽然有涝有旱，但都没有缺水缺到这个地步？今天中国是怎么啦？
简而言之，除天公不作美外，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变化不大，但用水量却迅速增长。中国人口已由解放初期的“四万万同胞”，增加了3倍多，号称13亿人口。13亿人是天天要喝水、用水，水怎么可能不紧张？
1949年，我国的城市不到200个，现已发展到600多座，也增长了3倍！每座城市都是用水大户，600多个大户一起用水，水又怎么能不紧张？
还有，我国工业飞速发展，用水量猛增。据统计，我国炼一吨钢需用水20至40吨，造一吨纸需用水200至500吨，生产一吨氮肥要用水500至600吨，提出一吨人造纤维要用水1200至1700吨。由于我国设备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与经济发达国家比，单位工业产品的耗水量一般要高出5至10倍。
20世纪80年代，我国工业和生活用水为570亿立方米，到2000年以后达到了1200多亿立方米。增幅如此巨大，水怎能不紧张？
农业更是用水第一大户，我国农业灌溉面积比1949年增长了2倍多，致使我国用水量80％以上用于农业灌溉，年用水量4000亿立方米。因灌溉方式落后，水的有效利用系数仅为0 .3左右。本已严重缺水，加上浪费严重，水怎能不紧张？
工农业的迅猛发展，创造了滚滚不尽的财富，也加重了对大自然的污染。据专家统计，全国有监测的1200多条河流中，已有850条受到污染，受污染的水体约3000亿立方米，一些被严重污染的水体已不能用以灌溉。本已严重缺水，又如此不珍爱水，水怎能不紧张？
据专家们预测，全球气候将进一步变暖，我国北方的干旱还将加重。中科院院士叶笃正为首的近百位科学家在一项研究报告中提出：未来30年内，我国华北气温将继续增高，水资源将进一步短缺，生存环境将向不利方向发展。
故而可以说，“南水北调”——是中国发展的必然选择！
但，从哪调，调多少，怎么调……吸纳了来自生态环保、经济、地质、农业、物价、建设、文物保护等各个部门数千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召开了100多次研讨会，有5部委【局】，9省【直辖市】，24个不同领域的规划设计及科研单位参与，有6000人次的知名专家和110多人次的院士献计献策，产生了百余种比选方案，甚至争论一直与规划相伴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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