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余部长。当时我们地方有人借兰炼一台备用的大型鼓风机去炼钢铁，可徐今强就是不同意……”余秋里立即打断对方的话：“这有什么不对？徐今强做得很对嘛！你们就凭这说徐今强有右倾思想，要打成他右派？啊！那我余秋里不是更大的右派了嘛！我让我们的玉门油田、新疆油田，还有柴达木油田不许拿石油的设备和物资去炼钢铁，那我不是更大的右派了？！这是什么逻辑？荒唐！”余秋里越说越火气冲天，“噌”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那经办人员吓得赶紧退出会客厅。
省委书记惊醒了，吃力地支撑起身子。看着余秋里赶走自己的手下，颇为不满：“余部长，你别发那么大火嘛！这抓破坏大跃进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中央的精神，大炼钢铁也是毛主席的号召，你不能不让我们要求下面的单位行动嘛！”会客厅的门“嘭”地被余秋里关上，但里面的声音，无一遗漏地传到了外面的几位秘书和宾馆工作人员的耳里--“那也要看什么人干什么事！如果徐今强把鼓风机借出去了，一旦正在工作的鼓风机出了故障需要更换备用又找不着时，就会造成炼油厂的瘫痪你知道吗？”这是余秋里的声音。
“事情不会那么巧合的。再说，大炼钢铁已经是全民行动起来了，他徐今强只顾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根本不顾全局的大炼钢铁和群众性运动，起的影响非常之坏。”这是省委书记的话。
“徐今强没有错！他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这么说我们响应中央号召大炼钢铁就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了？”“你是跟我混淆概念。再说了，他徐今强还是我们石油部的部长助手，如果省委认为他有什么问题，至少也得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反右倾斗争，是当前全党的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还需要向谁打招呼吗？这也招呼一下，那也招呼一下，我们上哪儿去抓右倾分子呀？”“你书记上哪儿抓右倾分子我不管，但你要在我们石油系统随便抓所谓的右倾分子，我看你抓个试试看！”余秋里的声音刚落，只听“哐当--”一声巨响。
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轻轻推开客厅的门缝往里面瞅：原来独臂将军站在那儿正大发雷霆，他的右手还紧紧握着拳头，两眼直冒火焰地盯着对面沙发上坐着的省委书记。这时余秋里的目光转到门口，秘书和工作人员赶紧又关上会客厅的木门。
“除了徐今强不能抓外，玉门的焦力人，运输公司的张复振，你们一个都不能动！一个都不能斗他们！谁要是敢动他们的一根毫毛，我立即把他们都调回北京去。你省委有意见，我们上党中央那儿去说！”会客厅的门突然“哐”的一声开了，只见独臂将军部长气呼呼地从里面走出来，朝走廊里等候的秘书和随行人员一挥右臂：“走，回北京去！”一个部长和一个省委书记干仗，这不算小事。消息马上传到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听后扼腕道：自古就有不怕死的谏官嘛！刘少奇听人说后，颇为感慨地以欣赏的口吻赞扬余秋里：为了党的利益，就是要抛开个人，抛开单位，据理力争。
那是个党、国家和许多个人命运搅在一起的特殊年代，政治风暴和经济压力下，使得全国上下个个都处在斗争状态。余秋里以一个卓有远见的政治家和办实事的工业部长身份，为石油战线尽量不遭受因为政治斗争而使一批干实事的优秀领导干部们沦为“阶下囚”的冲击，可以说费尽心思，力挽狂澜。对于那段往事，他有着自己的一段回忆：“在反右倾斗争中，我们保护了一些干部，为即将开始的石油大会战，准备了一批领导骨干。1960年初，我们将张文彬、焦力人等人从新疆局、玉门局调出，参加大庆石油会战的筹备和组织领导工作。徐今强也于1963年调回石油部担任副部长，1964年起他主持大庆油田工作。他们都为大庆油田会战和石油工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时隔40余年的今天，当我请83岁的焦力人老部长谈起这件事时，焦老颇为感慨地对我说，对这事他一生感谢余秋里，他说如果不是余秋里当时全力保他，那他焦力人恐怕后来的命运就非常惨了。他说后来他因余秋里把他弄到北京后，玉门那边的右派名额就戴到了另一位市委领导的头上。这位代他顶右派帽子的姓杨的市长，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得平反，挂了几年酒泉地委副专员后终因积忧成疾，过早离开了人世。“如果不是余秋里部长当时救我，我的命运绝对好不了多少。”焦力人这位延安“鲁艺”毕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石油工业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如是说。
那个年代受难的还有许多人。共和国极其重要的一位开国元勋彭德怀的命运也许是最惨的。
1959年7月初，正当余秋里与同事们热切地等待“松基三号”井的战果时，他被召到江西庐山开会。
那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在这一年经历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痛伤，对共和国的发展也带来了不可轻视的巨大伤害。余秋里亲历了全过程，虽然他在当时并非是那场政治斗争的中心人物，但两个他最崇拜的统帅人物--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出现了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与分裂，使他内心深深地受到震撼和痛楚。他崇拜毛泽东，一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思想行动。纵观余秋里一生在军事和经济战线上所作出的那些卓越贡献和“特别能打开局面”的事情，我们可以无一例外地看到他余秋里如何熟练运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并进行创新式的工作内动因是什么，这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具体执行和实践的结果；他爱戴彭德怀，在战争年代他从贺龙的一兵一将转为彭大将军手下的一名高级指挥官，他对彭德怀的军事艺术天才和正直为人的品质佩服又敬重，并一生视为榜样和楷模。但庐山会议上余秋里无奈地看着自己所崇拜的两位统帅人物之间出现的各不相让、各持己见又最后在完全不均衡的较量中草草结束了这场心底流血的“路线斗争”。
庐山会议对余秋里内心深处的影响是巨大的，而对他正在全力指挥石油战线打开新局面也带来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
在参加庐山会议之前，松基三号井已经开钻两个多月。包世忠这位满身带伤的残疾钻井队队长也真不简单，在没有吊车、没有大型运输工具和没有一条像样的路可走的条件下，硬是把120多吨机台设备搬到了地处黑龙江肇州县联合乡高台子村和小西屯之间的那片空地上。开钻的仪式也并不像余秋里、康世恩和何长工他们在决策井位时翻来覆去、几经周折那么复杂和劳神，基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找来一根小方木杆，上面写了“松基三井”4个字，用榔头往地里一钉，对包世忠他们说：“就在这儿钻！”包世忠是带兵出身的人，他懂得鼓舞士气该怎么做。于是在4月11日开钻那天，让队里的几个年轻人把41米的钻塔插上鲜艳的红旗，还特意到镇上买了几挂鞭炮。全体队员列队站在钻台，他一声令下：“开钻--！”顿时在鞭炮轰鸣声中，5台300马力的柴油机齐声怒吼，将强大的动力传送给钻杆。直插地面的钻杆开始飞旋，泥浆带着水花，溅向四方，令围观的几百名村民一阵阵欢呼和惊叹。
但是“松基三井”的钻探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一天，包世忠为解决职工的吃菜问题，正带人在一片荒地上垦荒翻土，副队长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队长，快去看看，井上出事啦！”“什么？”包世忠没有顾得上问清是怎么回事，就直奔井台。
带班的司钻耷拉着脑袋报告说，由于开钻的时候井队没有配好足够的循环泥浆，开钻后他们用的是清水造浆办法钻开了地表层。这办法通常不是不可以，但东北平原的地层与西北黄土的土质不一样。钻杆下旋不多久，地下的流沙层出现，造成表层套管下放时井壁出现坍塌，在100多吨的钢铁钻塔下出现一个不见底的深坑正吞噬着地表松软的土层……情况万分危急，如此下去，不光钻探无法继续下去，弄不好连整个钢铁钻塔都有被下陷的可能！怎么办？千钧一发之际，全队将士们看着包世忠，盼他拿主意。“松基三井”关系到余部长、康副部长和全石油系统对松辽找油的战略决策，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可眼下要是连钻塔都保不住，这罪可就大了去啦！“愣什么？快填井吧！”包世忠与几个技术人员和队干部迅速商量后，立即回到机台，果断作出决定。
填，用可凝固的沙泥夯实塔基；填，用碎石子和草根条阻挡住坍塌的流沙；填，用心和意志拦击险情与恶果。
高耸入云的“乌德”钻机又重新抖擞精神，发出“隆隆”的吼声……
“同志们哪，我们要把昨天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加油干哪--！”包世忠再次站在井台上作战斗动员。
然而老“乌德”好像有意要跟32118队较劲似的，在他们革命加拼命抢回前些日子耽误的时间，井孔钻至1051米时，测井显示井孔斜了5—6度，这与设计要求直井井斜每千米深度不得大于井斜度的标准相距甚远。
包世忠这回是真急了。生产分析会上，他的脸绷得紧紧的，说话也比平时高出了几倍：“都在说大跃进大跃进，可到底怎么个跃进法？如果光想要数量，不讲究质量的话，你打了几千米成了废井，这不是什么大跃进，而是大败家子！……当然，责任不在大伙儿身上，我前阵子脑子就有点发热，不够冷静，一心想把松基三井打完，所以指挥上有操之过急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