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10月27日，伊里布看英方既不撤兵，又不退地，遂派其家人张喜等以牛羊鸡鸭前往定海犒师。这一行动受到了时人非议。但是伊里布还算坦诚，10月30日就向道光汇报了，说，他派张喜前往，目的乃是探听夷情。同时向皇上说明，浙江悬赏捉拿夷人的赏格，不能再执行了，这样既不伤国体，又可免启衅端。另外，夷人硬给他送礼品的事他也向道光招了，说不收怕英夷生疑心，没法，只好收下，交粮台了，以充赏需。（《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538-539页）
1840年11月6日，伊里布、懿律签订停战协定。协定内容见懿律向英国舰队发出的通告：“总司令现须通知远征军队：两国谈判期间，钦差大臣及本人之间业已订立停战协定，其条款大致为：‘任何一方不得逾越所划归该方之界线，不得阻止人民往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9页）
双方在定海，正式开始了和平共处。
1840年11月15日，懿律率领部分舰队离开定海，南下广东。伊里布长出一口气。他把希望寄托到了广东的谈判上。
问题是，道光没有耐心等到谈判结束，爱国臣民们也等不得。各路奏章纷纷上京，指责伊里布按兵不动。其中指责最力，忽悠劲儿最大的乃是伊里布的下属、以江苏巡抚暂署两江总督的裕谦，于是道光下令，让伊里布武力收复舟山。
伊里布也有自己的拖延计。
1840年12月31日，他上奏说，需要购备火船。
1841年1月9日，他上奏说，需要从安徽、湖北、湖南调兵给他。
1841年1月17日，他上奏说，作战计划已定，只需炮、兵到位了。
1841年1月29日，他上奏说，炮、兵到位了，但是还得添造快船、雇佣渔艇、招募水勇。
1841年2月2日，他上奏说，广东谈判未果，浙江这边不敢贸然开战，免得对广东谈判不利。
我觉得，69岁的老头心里可能难受极了，明知清方不是英方的对手，但是这话又只能在心里憋着，始终说不得。谁敢说啊，直到如今，虽然已不是天朝臣民了，但是众多的学人还是不敢直接说出这一点啊。
1841年1月28日，浙江巡抚刘韵珂和新任闽浙总督颜伯焘联名出奏，要求启用林则徐、邓廷桢，前往浙江会同伊里布办理攻剿事宜。
道光听了他们的一半意见。他不愿意启用林则徐，不愿意原谅他。但他免去了伊里布钦差大臣的职责，认为他“畏葸不堪”，株守几月，迟迟不给收回定海，著交部严加议处，仍回自己的两江总督之任去。（《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99页）同时，任命主战派里忽悠劲儿最大的江苏巡抚裕谦接任钦差大臣之职，专办攻剿事宜。
唉，钦差大臣之职，在这个时候，已成了击鼓传霉花，谁接到手谁倒霉！中国某些学者假装对此看不懂，或者真的看不懂，所以有必要复习一下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的评论：“任何一个处在林则徐地位的官员都会同样遭到失败和受到处分。在这些年间，对钦差大臣的每一次任命都体现着清帝的这样一个决心：在不损害他自己所提条件的情况下保持和平与秩序。因此，鸦片战争的历史就是这种决心受到英国人反复打击的过程。最后，清帝的这个愿望终将破灭，但是在此以前，他派的代理人员面临着一种矛盾的要求：既要讲和，又不许让步。这就是林则徐进退维谷的处境及其继任者的悲剧之所在。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11页）说穿了，还是道光那个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致边衅的两难选择题，天朝大吏没一个能做好。天公没有给天朝降下能降伏得了英夷的人材。此时没有，后来的半个世纪内也没有。不过，天公对伊里布这个老头还算体贴。撤职命令是1841年2月10日发出的，可是在2月7日，他接到了琦善由广东发出的六百里咨文。告知他英军将归还定海：“英夷已遵照缴还定海及该省之沙角，该督允为代恳天恩，准其仍前来粤通商，并请依照西洋夷人寄居澳门之例，将广东外洋之香港地方，给予泊舟之住，业已据情代奏，嘱即收回定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伊里布一听大喜，当即向道光奏报，同时派张喜前去与英方接头。他要赶在裕谦到任之前，把舟山接收过来，否则老脸没处放啊。当时驻守定海的英军统帅是胞诅，但英方翻译罗伯聃要求，中方退还的俘虏中，必须有那个之前在定海被抓的铁杆汉奸布定邦在内。最后双方讨论的条件是一面交城一面交人。1841年2月24日，张喜没带布定邦，让定海水师提督葛云飞押着安突德与拿布夫人随后，自己先行登上了胞诅之舰，英方重申交还布定邦的要求。张喜坚持不给，并且声明，英方不给定海，他就不交出安突德等人，并让葛镇台杀掉安突德。可是他没有想到，押送安突德的水师船只被夷人发现，并且把安突德等人质抢到了自己手中。这让张喜感觉很没劲。幸亏英夷此时也顾不上布定邦了，集兵出定海南门，准备第二天即启碇南下。出定海南门时，郭士立向张喜交待：“城已交还，仓内有谷，文庙内有衣服，县署内在书籍，请先生自去检点。我去后恐被匪人盗去，先生可速派人管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51页）
看来这个伪华侨县长，还真在替定海军政民生着想呢。可惜跟随张喜进城的军官们，根本没有带兵，只好慌张着去找各自的哥们儿，拉他们出来看护城内财物。第二天，英夷南下，定海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完壁归清了。伊里布这老头也算如愿了。他向道光作了汇报，把接收经过写成了漂漂亮亮的军事进攻行动，没想到道光不但不表扬他，反而着了急：既然如此容易就收复了，为什么迟迟不动兵？既然动了兵，为什么让一股小夷全数撤退，本来可以消灭掉他们的啊。于是对老头的处分更严重了，如果说上一次严加议处是警告的话，这次就是记大过了，3月6日下谕：“伊里布着革去协办大学士，拔去双眼花翎，暂留两江总督之任，仍带革职留任处分，八年无过，方准开复，以观后效。”（《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30页）3月28日，这个糊涂蛋皇上不知怎么搞的，想起了伊里布接英夷礼物的事儿，给新钦差裕谦下谕，着他查明“伊里布与英人有无通信馈送之事”。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90页）4月21日道光接到裕谦回复，内云：伊里布差陈志刚，与英夷送信多次。到底有没有接受夷礼，还没查清楚，双方来往信件，要不要一一录呈？你叫我密查，我可不敢稍有隐瞒。（《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64-965页）5月3日，道光再次接到裕谦的小报告，告伊里布家人张喜到夷船探视，伊里布私接英夷赠送的洋呢三匹、毕叽十匹，洋布二十匹，千里镜一件，镀金钮一盒，伊里布收了，交由粮台充贮。但夷人退走的时候，这些礼品也退还给他们了。至于张喜，听说夷人送过他礼物，到底是什么，不得而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989页）道光一听就恼了（其实这些勾当伊里布当时就给皇上汇报过，但皇上现在才恼，也叫怪事），命立即把伊里布和张喜弄往北京，听候查办。后来，着睿亲王会同刑部一块儿审讯老伊，结果洋人赠送礼品的事不算事了，但伊里布庸懦无能的事没法原谅，著即革职，发往军台效力赎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098－1099页）。
唉，第二个钦差也倒下了。
下面，我们去关注一下第三任钦差大人吧。
天朝第三个钦差——钦差大人琦善驾到！
琦善（1792~1854），博尔吉济特氏，满洲正黄旗人。出身干部家庭，19岁时即由荫生授刑部员外郎，25岁擢为京堂，特派查办事件，30岁任山东巡抚，34岁时又擢为两江总督，时人皆呼之为小琦，可谓是少年得意。
1838年，天朝开始禁烟时，琦善已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并稳坐天朝大吏第一把交椅：直隶总督。他在直隶搞的禁烟运动，成效显著，受到道光的表扬。
鸦片战争发生后，英舰北上天津白河口。琦善出马，哄英军南下谈判。道光更是欣赏他了。道光认为自己片言只纸胜十万大军，琦善私下可能也骄傲了，跟人吹过自己就是这片言只纸的执行者或者什么的，反正后来有御史告他：“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抵通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二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6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