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英国不挺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经过明治维新的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了得，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院1999年版，第191页）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之美。光绪皇上在康有为的忽悠下，模模糊糊地明白了这一点，所以在他的力主之下，中国终于开启了包含有政治改革诉求的维新运动。而此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三十多年了。更可惜的是，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相对应着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20世纪初，日本在日俄之战中一举打败沙俄，这让一直打算走亲俄路线、希望联俄制夷的慈禧老太吓了一跳，惊吓之余，似乎明白了些什么，遂扭扭捏捏地搞起了宪政，但是，历史已经对清政府的诸般迟钝与扭捏丧失了耐心，革命派要动手了……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直到今天，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军队、中世纪的组织技术，不足以抵抗近代化的西方文明国家。
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只要以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不搞破坏，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多几个清官能吏就行；大清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政府加大力度反贪就行；大清的文化，咳，五千年文明，世界先进文化代表呢；大清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嗯，只是一时落后，差那么一点而已；大清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清兵拿出不怕死的血肉筑长城的肉弹精神就行……总之，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了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历史的罪恶虽然无所谓有效与无效之追诉期，但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可怜的，或者说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马克思对中国大清政权遭遇外来打击的同情，仅相当于对木乃伊遭遇风化的同情，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恩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现代人。
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这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