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罗伯茨：《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83-84页）大清人民没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么一种豪迈，但他们至少知道：人哄地皮，地哄肚皮。问题是，人对地皮的伺候是无限的，地皮对人的回报则是有限的。马戛尔尼使华时，中国人种地，在收获率方面已经是全球第一了。当时英国人种地是全欧洲第一，10:1，也就是说，种一粒种子，收获10粒；中国人是15:1，种一粒种子，收获15粒。收获虽多于英国，但是吃家更多啊。英国农民早在16世纪，就可以有三分之一的余粮拿出来供应市场了，大清人民哪有这福气啊。鸦片战争发生这一年，1840年，大清全国人均粮食200公斤左右。此时的英国，每个农场有一部蒸汽机，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人均粮食都达到了1000公斤。一句话，饿汉不知饱汉撑啊！
中国人民吃不饱，暂且不论，反正饿死了还有人生。关键是，人民长期吃不饱，后果是严重的：
第一，农户们家无余粮，积累不下剩余“资本”，既影响农业产品的商品化，更阻碍了新式投资。
第二，传统农业被推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再也没法往前发展了。亚当·斯密认为，任何国家，都是最先发展农业的，这是出于人类的需要和天性，可称之为人的一种“原始目标”和“原始职业”。中国政府搞原始职业很在行，在14世纪就搞到了最高境界。美国学者珀金斯说，从三部中国农书中可以看出中国农业生产技术的停滞性：王祯的《农书》（1313年）、徐光启的《农政全书》（1628年）、鄂尔泰等编的《授时通考》（1742年）。后面两部书所开列的农具清单，几乎全是前一本书的重复。品种没有增加，性能没有改变，生产技术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这与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评价是一致的：“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最勤勉的国家。然而，许久以来，这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和人口稠密的状况，与500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插图：雍正祭先农坛图。木乃伊政府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任何本质性进步的古代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
众所周知，始皇之后，中国历代政府都不约而同地执行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两千年的时间里，重农就重出这么一个停滞不前的水准来，令人大跌眼镜啊。但是跌眼镜的同时，应该看到统治者的良苦用心。中国政府之所以重农抑商，是因为深刻明白农业对一个没有任何进步的古代专制政权来讲好处多多，既收获粮食，还收获顺民（也就是老子所谓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而商业，则坏处大大的，既损耗财富，还影响社会风化和儒家的德治建设。所以政府眼里，商股多贱名，华侨多无赖。这种思想反映到外交上，只能是闭关锁国了。
那边厢的放任自由主义和这边厢的闭关锁国
英国15世纪至17世纪流行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包含的理念大致是：一国的财富必然包括贵金属金、银等，财富就是金银；自己若没有贵金属矿场，就得通过贸易来获得；对外贸易必须保持“顺差”，出口必须超过进口。
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英国人开始了海外探险，开始了海外殖民与海外贸易，并在对外贸易中遵循多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更不断地出现伊丽莎白一世那样扶持海盗贸易的国家执政者，政府甚至长期执行了限制进口、奖励出口的保护关税政策。结果当然是很好的，在政府的保护下，英国的工商业阶层迅速成长，英国国力也迅速增强，英国先是击败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后是击败“海上马车夫”荷兰，再后来，把欧洲王牌强国法国打服贴，由一个蕞尔岛国，演变成了欧洲强国。这个时候，重商主义对英国工商业者来讲，似乎有些束缚手脚了，他们需要更广阔的天地，需要更自由的政策以施展自己的拳脚！
有需要，就有诞生。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这是射向重商主义的第一支利箭，更是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第一首乐章，西方学者认为它的地位不亚于同年发表的《美国独立宣言》书，称它为“产业自由宣言书”。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否定了重商主义理论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论证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与最宽松的状态中才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个人利益作了充分的肯定。他论证说，就个人的经济活动而论，自我利益乃个人活动的动机；国家的福利只不过是在一个国家中起作用的个人利益的总和；每个人都比任何政治家更清楚地知道其自身的利益。
在此书中，亚当·斯密鼓励竞争，他说，每个人，只要他不违反正义法则，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就可以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勤奋和资本与其他任何人即任何阶层的人的勤奋和资本相竞争。
亚当·斯密的理论支撑下，英国走向了放任的自由贸易。正是在这种理念支撑下，英国屡屡来叩中国的大门。问题是，大清的经济理念正好与英国相反，实践当然也反着来了。
清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规定，片帆不得入海，违者置重典。一俟政局稳定，三藩解决，郑家台湾政权覆没，康熙就解了海禁，开了四个通商口岸，这种有限开放，乃是基于康熙对外洋之国的戒心，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对国内商人更是深怀戒心，规定：“如有打造双桅五百石以上违式船只出航者，不论官兵民人，俱发边卫充军。”对于出洋水手、客商，统统实行挂牌治理——腰牌上明刻姓名、年貌、籍贯，以便于海关随时查阅。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最憎恨的不是外人，而是出外的中国人，他们才是中国封建政府最危险的敌人。
雍正也明确表示，外出经商者都不是好东西：“此辈多系不安本分之人，若听其去来任意，伊等益无顾忌，轻去其乡而飘流外国人益众矣。嗣后应定期限，若逾期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朕也不许令其复回。”（《皇朝文献通考》卷33）有鉴于此，政府规定：无官照不得出海；出海必三年内回返，否则开除大清国籍；出洋之船不得超载，500石以上都叫超载；船上用人不得超过28名，超过28名就叫政府起疑；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看看这些措施，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英国商船都携炮走天下了，我们则只让带28把斧头！英荷葡政府都把海盗扶植成自己的大商人了，中国政府则把自己的小商人看作大奸民制裁呢。
乾隆时期，发现四口通商风险太大，于是实行了广州一口通商制。单口通商，让行商们垄断了对外贸易，很容易发财，动则家资巨万。但重农抑商的社会政策及思潮，让行商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身价怎么也上不去。他们夹在政府与洋人之间，就像那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麦天枢在自己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一书中干脆把行商们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这种角色概括为“非驴非马也难以说是骡子”！至于英国商人，在《加尔各答英人日报》上不解地说：“世上竟然有如此富有又如此为世人藐视的人！”中国的国情和行商的政治地位与道德形象决定了他们其勃也忽焉，其亡也忽焉。
不说生意风险，单说政府隔三差五的捐派与勒索就让他们承受不住，所以行商破产倒闭是经常的事儿。据西方学者统计，1807年，十三行公所向皇帝纳贡银55000两；捐军费61666两；为黄河水灾善后和镇压沿海海盗捐银127500两，向户部馈银5400两，购置西洋玩艺儿贿赂京官付银200000两。总之，行商到底付出了多少额外的摊派与勒索，是没有一个确数的。东印度公司能查明的，从1807到1813年间，公所至少拿出了4988000两银子。关键的是，正如美国学者小弗雷德里克·韦克曼先生所言：“这些款额并没有对公行中较富有的潘喜官等成员起到任何保护作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76页）说得对，体制有漏洞，商人们出钱再多，也难得身家安全。
没有财产私有的神圣，更没有人身的安全，所以中国的行商过得很不容易。中国行商苦，英国商人也苦。他们认为广州的勒索超过正税十倍。马士曾把英商最烦的事项列举如下：重税；商馆像监狱，没有人身自由；不能与中国官吏直接打交道，凡事得通过中国行商；4广州一口通商；十三行垄断等等。
为了冲破中国政府的闭关锁国，更为了自家商人的利益与幸福感，英国政府作出了种种努力，外交上，派出使团。广东门口，大班和驻华商务总监们轮番叫阵……
最后不耐烦了，英国就掏出了自己的硬家伙。大清，用什么招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