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代成都会馆的社会功能：成都会馆公所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对成都及其他城市来说，这些会馆公所的社会功能不仅仅是对同乡提供各种利益保护，建立地域同盟，实际上，众多的会馆公所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作用，改善城市生活，加强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商业发展素质。
（一）慰籍乡情，保护同乡利益，建立利益同盟
会馆最初是作为同籍官吏的集聚之所而出现的，其后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功能日益增加并规范化，这包括通过拜神灵为会馆建立精神纽带，为流寓人士提供了聚会与娱乐的场所，为同乡提供各种帮助，为规范会员、维护秩序制定并维护规章制度，以保护集体利益，紧紧地凝结成一个以地域为基础的利益整体。商人或外乡人离乡背井，在外谋生，其所受排挤、欺凌，也是外人无法感受的，因此，会馆始建之初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在同一城镇的外来同乡及商人的利益，提供基本保障。
1.祀神：祭祀功能确立地域凝聚力
会馆公所在同乡中一重要功能是祀奉本乡本土的神或先贤，以求赐福。会馆公所"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各公所都建有大大小小的殿堂，主殿中供奉着在本省境内最受崇拜的神像"1896年11月至1897年6月，英国班德瑞商务调查团从上海出发，途经成都等城市回到香港。沿途的考察中，他们对会馆公所的建筑规模与气势特别是其宗教气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说是来自同籍，都是"同在异乡为异客"，但是，要把这些来自同县、同府或同省的素不相识的人们组织起来，绝非易事，所以祭祀神灵以达成同乡或同业者的共识便成为早期会馆会所的重要功能。由于其宗教功能，会馆先为祠庙，然后才逐步扩建成为会馆的，并且会馆常常以祠庙相称；这些会馆修好后也往往交给僧人或道士管理经营。成都的竹枝词里曾提到："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新样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各会馆又分别延请释道出家人管理其神庙，因而香客络绎，商贩接踵而来。镇江寺作为成都的楚人商民共同捐资修建的早期祭祀场所，华阳县令安德洪在为其写的寺碑中明确提到，镇江王寺平时由僧侣维持，"向有僧悟圣谋"，修后的庙宇由僧侣继续管理。而成都知名浙人会所--小天竺也是由寺僧管理的。
由于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地居民的信仰也不尽相同。如江西人建的会馆祀奉许真人，福建人的会馆奉天妃，山陕人的会馆奉关帝，安徽人的会馆奉朱熹等等，广东会馆奉关圣帝君、六祖慧能，湖广会馆及湖南会馆奉大禹、江神，广西会馆奉文天祥，贵州会馆奉关帝、南大将军、黑神。
2.合乐：聚会联谊以叙乡情
建立会馆的目的还有为同乡提供一个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中国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外乡人思念家乡是人之常情，为联络乡谊，会馆都设有客厅和厨房，以备同乡聚会宴饮之用。绝大多数会馆还建有专门的戏台以及楼亭馆阁、廊榭陂池、花园假山等娱乐、游览及休憩设施，用以改善聚会的环境和气氛。各种年节，同乡会汇聚于会馆，"梓桑细考论，归来询所自"，以笃乡情。在各种官绅所建的会馆中，这一功能是主要的功能之一。如成都两湖公所，为湘鄂两省人士宦游蜀中者所同建。正如湖北籍布政使张月卿在公所戏楼上所题对联云："俊采集蓉城，济济宾僚，端不负春秋佳日，与君置酒言欢，且休提衡浦雁声、武昌鱼味；笙歌征鞠部，纷纷丝管，恰难值案牍余闲，笑我登场作剧，直合谱邯郸仙枕、沧海蜃楼。"
3.义举：建义塚等互助行为
会馆公所常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四川各地会馆，旧大多置有公墓以厝葬客死异乡的同乡，并有同乡死丧的吊唁与扶助。乾隆五十九年建的浙江同乡会--小天竺主要功能就是买地存放棺椁。建义塚掩埋尸体，即为同乡死难乡人提供服务，是早期同乡会的重要功能之一，因为"枯骨骼胔掩埋之令春秋祀孤之条，政行于上，化洽于下，恩明谊美，敦恤其乡，盖风俗之淳久矣"，死者入土为安是中国人的传统，外省人入川路途遥远，如果客死异乡，不能安葬，只能由同乡会提供这种义务服务，这几乎是早期所有同乡会所的基本功能。
会馆公所提供的义举还包括：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江南城市有些会馆建立善堂，专门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
（二）会馆与移民社会的融合
自雍正元年(1723)到乾隆五十年(1791)，约七十年间，四川移民从四十万增至九百五十万。迄道光三十年(1850)，移民增至四千四百余万。成都作为省会更是汇集了大量流动人口，移民恢复了地方经济，也带来了许多的问题。
大量而迅速地移民在四川产生了各种问题。移民大多是在故乡难以生存下去的人群，"或以犯罪私逃"的逃犯，也有"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的逃税者，在成千上万携家入蜀者，"其间果以开垦为业固不乏人，而奸徒匪类扰害地方，则有占人已熟田地者，掘人祖宗坟墓者，纠伙为窃为盗肆虐行劫者，结党凶殴，倚强健讼"；如据湖北巡抚年遐龄称，湖北沔阳大盗郑允义即逃往四川长达两年，躲避追捕。
移民问题的出现不无道理，这些流动人群脱离了原来的族群网络、原有的社区监督，他们脱离了"熟人社会"，往往容易放松对自己的内在要求，走上危害社会秩序的道路。当时的成都，作为"省会丘墟，残民保聚为寇盗，群相告讦，牵连成大狱，历岁不决"。光靠官府的力量维持安定是十分困难的。地方政府的收入非常有限，不能支撑过多的诉讼，如果法律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比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作为行政长官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的能力在解决大量争端上是有限的。而会馆实际上可以在"陌生人"世界重建一个熟人世界，使优良的传统道德规范得以发挥约束个人行为、保持良好社会秩序的作用。
会馆以乡土即地缘为基础作为新的社会活动的中心应需要而产生，再加以各地移民之间的隔阂，以及地方政府为求政令畅通，这些会馆，遂又被赋与若干行政方面的权力与责任。城市中的会馆公所起到了现代城市中政府所承担的保障组织职责。会馆为异地寄居者提供一些生活或事业上的互助，精神上的慰藉。这些互助大致包括丧葬、医药、教育以及养老、育幼、衅贫等内容。
在乡土观念的笼罩之下，自然一切均为其同乡打算，所有福利外人不能参与或享受的。这自然对社会构成一种分割作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互助及自助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在新家园己经稳固的建立后，子孙相承，对当地的乡土观念，亦在不知不觉间孕育培养。于是，地缘观念，开始削弱，而对其所居住当地之社区一切，日增关怀。
（三）会馆与公所对城市商业的管理与监督
会馆不仅是民间社会对于流动群体的一种管理机制；也是明清民间自域发展的重要方面。它们通过同乡同行相互规劝，设置神灵规范，或树立乡贤激励，对商人和商业行为进行约束，使商业社会有效地融合入传统道德体系，保证城市社会的正常有序地发展。
清代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官所关心的是他们的考成，而考成的主要标准乃是田赋之能否按时如额缴解、社会秩序之能否清平安定。扶植私人商业的发展，促进城市繁荣照例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
因此，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要去维护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及遵守契约的义务，保持商业的正常运转，这些义务只能由政府之外的组织去维系，会馆行会填补这一空白，成为在城市商业运转中的枢纽。商业活动中的契约行为成为社会习惯后，会馆行会中的士绅耆老共同协议会保证它们的执行，所以，会馆行会的数量也成为人们判断这个城市商业发达的标志。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各地区间市场联系的扩大，以会馆、公所、公会等为形式结成的或者松散或者严密的商业团体，逐渐成为各地市场的基本构成方式。
在同一城镇或同一地区的同籍或同行商人及手工业者，在远离家乡的地区寻求相互保护，会馆和公所正是为了适应这种要求产生的，因此，会馆公所的主举还包括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
（四）会馆与城市生活
在清代成都城市早期的回忆中都伴随着会馆公所的记忆。陈祥裔，康熙中期任成都府通判。他在其《蜀都碎事》中生动地描写了会馆成为战后初复的成都城市生活中的亮丽色彩："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城。村姬不惜蛮鞋远，凉伞庶人爽道行。"
四川各地会馆的神前祭祀是以举办庙会的形式进行，带有同乡聚会娱乐与交往的需要，每至会期，演戏酬神，集乡人亲朋举酒高会，狂欢极乐，夜以继日。为此，各会馆都在神殿前建有戏台和宽敞的堂厦。川主庙是四川土著的会馆，在今九眼桥附近川主庙街，川主庙前戏班的闹台锣鼓，震动着那还滋生着荒荆野蔓的成都，许多农家妇女，不顾路途遥远，不惜踏破蛮鞋，赶进城中去会馆看戏。
成都的同乡会馆都会在祭祀活动中择日举办庙会，设宴饮以宴同乡会，招优伶以娱人神，以故各地大会馆都在神殿前建有戏台和宽敞的堂厦。俳优之乐，还带有乡土意味，同乡及同城人士均可免费观看。各大会馆不论其功能如何，其娱乐功能是必不可少的。
陶老先生写的《成都街名琐记》中有江南馆街的相关记载：江南馆街，前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归江南总督管辖，所以三省人合建的会馆称为江南会馆，地处商贸繁华之地。神位极多，戏台多达七座，随时都在办神会-演戏。
清代周询在《芙蓉话旧录》中提到会馆中凡由商建者，会戏特多，如福建、湖广、山西、陕西等馆，在太平全盛时，无日不演剧。且一馆数台同日皆演者。由官建者，则只每年春初，同乡之宦川者团拜演剧一次而已。会馆的会戏演出是否频繁成为会馆实力的标志。
会馆的庙会与祭祀乡土神的活动密不可分。这种仪式被视为同乡人团结的象征，出席这种仪式成为得到同乡公益扶助的条件。旧时，四川各大城市均无戏院一说，百姓看戏听戏均在各会馆举办的庙会期间，这是城市最为重要的娱乐生活之一。
《锦城竹枝词》有"旗人游猎尽盘桓，会馆戏多看不难"，"更有堂哉难及处，千余台戏一年看"的记载，足见其况之盛。各会馆的这种祀会游观仪式，招戏班唱戏助兴可持续数日至十数日，时间长短多取决于庙会的重要程度及会馆的财力大小。普通百姓，不分省籍，均可免费观看。成都的各省会馆中，戏剧演出最有特色，最火爆的要数陕西会馆。位于陕西街的陕西会馆戏台最大，装饰华丽，传说为鲁班亲手建成，并立有一铁桅杆，以示万年永固之意。清代成都竹枝词中有许多描写陕西会馆唱戏的趣闻。一则云："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戏班最怕陕西馆，纸爆三声要出台。算学京师戏园子，迎台吹罢两通来"。旧时成都会馆唱戏，开场、散场俱不限时，唯陕西会馆与众不同，开场以放爆竹为节，三节后戏班若不开场，即地复召。这是因为陕西会馆会众中，一向巨商大贾多刻意夸耀与众不同所致。除会期的演艺活动之外，每年元宵节均要耍龙灯，成都城内湖北黄州会馆的龙灯耍得最好，堪称一绝。
很多会馆的祭祀节日深入到成都城市生活中，成为清代成都城市民俗的一部分。如"如九月初九的九皇会"，是江西人带至成都的节日，亦为各会馆和普通百姓认同，视为常会。"门额恭迎圣驾题，九皇斋吃自江西。重阳后是开斋日，特特烹鱼又杀鸡"，从八月二十九日起，各饮食店均洒扫除尘，至九月初一起，各会馆皆请和尚道士做会念经，迎请九皇尊驾，江西会馆最为虔诚隆重。全城居民皆朝夕燃黄油烛，焚香叩首，心诚者须斋戒茹素，吃素的天数，由以九、十五、二十、三十为期的规矩。在茹素前一日，举家大快朵颐，到满素日，向例于夜间送走九皇，然后开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