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美洲关系中心的日子不很好过。虽然美洲协会在其200个公司会员的支持下红火了起来，但美洲关系中心却依赖相对较少的个人捐献和基金会援助，很难做到收支平衡。我每年都捐献可观的资金来弥补其经营赤字，但那似乎是个无底洞。1976年，我们有点儿绝望地发动了一场300万美元捐资运动。我说服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献100万美元，其中的一半作为挑战基金。我添加了50万美元，但即便是这样，捐资运动还是“门庭冷清”。支持拉丁美洲文化项目的纽约人很难找到。眼看一切都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玛格丽特·德奎瓦斯再一次救了我们的“命”。
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玛格丽特遇上了另外一个男人，他说服她永远离开纽约。于是，我又为了她在第68街的两幢城镇房屋而找到了她。但是，这一回，我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玛格丽特的房子紧靠着外交关系协会，而该协会也需要更多的面积。美洲关系中心并不需要更多的面积，但却亟须更多的捐款。令这个局面更加复杂的是，我是外交关系协会的理事长，同时又是美洲关系中心的创始人之一及过去的理事长。在我请玛格丽特馈赠房屋的时候，我应该以什么身份开口呢？
我觉得外交关系协会的需求更加紧迫，便代表该协会找到了玛格丽特。结果，协会在几年前曾经因为一些事情惹恼过玛格丽特，因此她拒绝考虑协会为受益人。对于美洲关系中心，她的感觉却不同。她同意把房子送给美洲关系中心，同时明白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面积，毫无疑问会将房子出售。一年以后，外交关系协会从美洲关系中心手里以160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房产。这样，两家机构各得其所—而这一切都要感谢玛格丽特的慷慨。
阴霾的10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一股汹涌的民族主义、反美主义和平民主义潮流席卷了整个拉丁美洲。在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平民政府无法控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极端的社会紧张局面。大多数政府被推翻—有时是通过暴力手段—并被专制的军事政权所取代。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进步联盟商业委员会提出的西半球合作的希望已经被粉碎，取而代之的是对立和猜忌。拉丁美洲各国—除个别国家以外—对外国（尤其是美国）公司和资本比以往更加严格地关闭了大门。例如，1970年由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缔结，委内瑞拉后来加入的《安第斯条约》严格限制外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在有些国家则完全没收了外国公司。
我对这种局势非常担忧，便与国务卿威廉·P·罗杰斯和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会面，讨论对策。我提出的建议包括，为表示对拉丁美洲关系问题的重视，尼克松总统应当请我哥哥内尔森作为他的特使访问这个地区。比尔和亨利都喜欢这个想法，并说服了尼克松请内尔森考察南美洲。不幸的是，此时双方的关系已经相当恶劣了，连内尔森也几乎到处遭遇敌意，包括委内瑞拉的一次大规模反美游行。显然，要修复西半球的关系，需要的远远不只是一个总统特使，无论担任该特使的是什么人。
拉丁美洲阴霾密布的那些年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阿连德担任智利总统期间。有关他的故事脍炙人口，也很有争议。阿连德是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智利社会党的领袖，于1970年参加总统竞选，宣称要实行大规模土地改革、没收所有外国公司、银行国有化等，而这些措施后来促使他的国家坚决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尽管美国进行了干预，但阿连德还是以微弱优势赢得了选举。智利国会在几个月以后确认了他的当选，虽然美国中央情报局不断努力，试图阻止阿连德当政。新总统刚刚上台，就按照自己竞选时的承诺没收了美国获得的利益，加快了从少数人手里夺取土地并重新分配给农民的步伐。
但是，到了1973年9月，智利经济形势恶化，政治暴力事件增多。在奥古斯丁·皮诺切特的领导下，智利军队倒戈。部队涌进了总统府，阿连德自杀。在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只能用恐怖复仇来形容：忠实于阿连德的人和行业工会领袖等或者受尽折磨，或者被杀戮，或者被流放。
尽管我本人憎恨皮诺切特在其统治的那些年里所犯下的暴行，但其政权在经济方面却更有建设性。面临高通货膨胀率和巨大的预算赤字，同时又与国际资本市场完全隔绝，皮诺切特征求了一群年轻经济学家的意见—他们有很多人在芝加哥大学受过培训。他们向将军提议将智利的经济从多年的限制和扭曲中解脱出来。他们大胆的经济尝试成了智利经济在1985年以后强劲恢复的基础，成了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
债务危机
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许多国家经受着磨难—残酷的城市游击战争、军事专政以及摇摇欲坠的经济。事实上，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已经坠入了经济大灾难的危机之中。几十年来的保护主义和国家控制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更糟糕的是，大多数国家在70年代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之后曾经在国外大量举债，以支撑他们估价过高的货币、弥补他们上涨的投资于公共领域和大型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预算赤字。80年代初期严重的经济萧条彻底打乱了世界商品价格体系，全世界的利率几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其结果是造成了拉丁美洲的经济混乱。到了80年代中期，该地区的年通货膨胀率平均为150%，巴西达到了惊人的217%，阿根廷则是1 130%；失业率上升到了15%，资本的外逃达到了恐慌的程度。拉丁美洲的资产净流出上升到了每年300亿美元，外债飙升到了骇人的4 000亿美元。
以我长期从事银行金融业务的经验，我还从来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情形。但是，我必须承认，像大通这样的银行必须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他们理应看到会发生什么，从而应该更早地停止向拉丁美洲的政府和企业提供贷款。
1982年8月，国外欠债800多亿美元的墨西哥单方面停止了清偿债务。许多人担心其他一些大债务国—巴西、阿根廷和秘鲁—会效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一起急忙拼凑了一笔紧急综合贷款，预防违约的危险，以便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能够就它们欠外国银行的债务继续支付利息。许多人批评了这一“紧急救援”，但我公开表示支持。如果不能迅速实现稳定，世界金融系统就可能面临危险。虽然过了几年时间、经过了两次债务偿还计划的修订才彻底控制了局面，但经济危机也产生了一种良好的效果：给拉丁美洲的根本变革铺平了道路。
到了1985年，整个地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可持续经济增长要求政治和经济上的根本改革。我相信，美洲学会和美洲协会可以为这个过程作出真正的贡献。
二次进取
1981年，我从银行退休后不久，便再次担任了美洲协会和美洲关系中心的理事长职务。虽然协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有关巴拿马运河问题的全美辩论中扮演了建设性的角色，美洲关系中心也已经牢固地建立起纽约市主要的拉丁美洲文化机构的地位，但人们的普遍感觉是，这两个机构都需要重新注入活力，在更加坚固的经济基础上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