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那个不同寻常的日子，也许可以说是对我作为一名国际主义者的毕生追求的最好总结。
1995年10月23日对于美国外交协会来说是个忙碌的日子。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日把近200名政府首脑吸引到了纽约，其中许多人都希望在协会上讲话。那一天，发言人来自各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捷克共和国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引导他的国家完成了一场“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阿拉法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还有卡斯特罗，充满魅力的古巴革命领导人，坚定地与美国为敌将近40年。
卡斯特罗这位古巴领导人尤其希望与我会面。因此，在秘书长加利于联合国举办的正式招待会上，卡斯特罗一看见我，便快步走过代表休息厅，抓住我的手热情地摇晃着。我很懊恼，意识到很快就会遭遇疯狂的闪光灯。但是，在摄影记者们疯狂拍照的时候，我还是保持着微笑。果然，从安卡拉到桑给巴尔，“资本家与共产主义者”合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同样意料之中的是，我被批评与我们国家的死敌之一站在了一起。（我的女儿佩吉自1985年以后数次访问古巴，与卡斯特罗总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也许部分解释了卡斯特罗表现如此热情的原因。第二天，我的确在公园大道的美国外交协会大楼里与卡斯特罗私下会了一次面。）
“平民主义者”的偏执
一个多世纪以来，政治领域里的两大极端思潮抓住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件—比如我与卡斯特罗的会面—来攻击洛克菲勒家族，声称我们肆无忌惮地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施加影响。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加入了破坏美国最大利益的一个秘密小集团，把我的家族和我本人描绘成“国际主义者”，说我们在与世界各地的其他人合谋，要建立一个更加集中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结构—你可以说那是一个世界。如果那是对我的指控的话，那么我的确是有罪的，而且我为之感到自豪。
这些站不住脚的政治立场，其反洛克菲勒家族的焦点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平民主义。“平民主义者”相信阴谋策划，而其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是：一个由国际性银行家和资本家及其“走狗们”组成的秘密集团企图控制世界经济。由于我领导大通多年的名声和威望，我在这些人当中赢得了一个“阴谋头目”的显赫名声。
平民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对我们在过去半个世纪通过扮演国际角色而产生的显着益处视而不见。由于开展了全球贸易、改善了交流、加强了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的互动性，世界各国都取得了根本性的社会进步，尤其是美国。平民主义者很少提及这些积极的成果，也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如果没有这些成果，美国的经济增长怎样才能维持，我们的政治力量怎样才能壮大。
相反，他们希望把美国封闭起来，拒绝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建设性国际活动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抵制联合国。在采取这些立场的时候，这些新的平民主义者错误地理解了历史，错误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努力，错误地评判了建设性参与全球事务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重要性。全球相互依存不是一种诗情画意的幻想，而是21世纪科技、通信和地理政治方面的革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铮铮现实。投资资本、商品和人员无国界式的自由流动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得到增长、民主机制在所有地方都得以加强的根本因素。美国不能逃避自己的全球责任。在21世纪，孤立主义者是没有容身之地的，我们必须统统成为国际主义者。
美国外交协会
首先让我对美国之外的世界的重要性产生深刻印象的是我的父母。父亲坚决支持国际联盟，积极参加全球性新教世界运动，并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家族的其他基金会成为全世界健康、教育和文化活动的主要资助人之一。而母亲则是深深地迷上了世界各地的艺术。
跟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在参加过世界大战以后，相信一个新的国际社会必须建立起来，而联合国在领导这项工作方面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我决心在这个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发现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是满足我对全球事务兴趣的最佳场所。
美国外交协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国会拒绝《凡尔赛和约》后，于1921年成立的。尽管恰逢那个时间，但创建协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提高美国在国际联盟中的地位，而是“为了持久性讨论影响美国的国际问题”。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协会从一开始就避免在任何事务中采取任何立场，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公民需要了解外国事务，因为在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
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外交政策辩论的中心是美国应当对欧洲和远东的独裁、战争的爆发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协会的许多成员—包括约翰·福斯特—主张美国严格保持中立，而其他成员—包括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则敦促加入英法与纳粹德国斗争的行列，积极干预阻止战争。协会为双方都提供了论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协会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警告美国人苏联构成的新威胁，并就如何应对这类威胁促成了两党的一致。1947年，协会优秀的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作者没有署名，因为乔治·凯南当时在国务院任职）。文章阐述了遏制政策的要点。乔治是想提醒外交政策制定机构前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并且知道最有效的警告方式是通过《外交事务》杂志。他的文章成了美国冷战政策的纲领性文件。
10年以后，亨利·基辛格—当时他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政治学教授—主持了协会的一个研究组（我是该组的一个成员）来研究核武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1957年协会出版的亨利的重大研究成果出人意料地畅销，成了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必修读物。在后来的40年里，核武器的部署和控制成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谈判要点。
于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协会的演讲、研究和出版计划提供了一个论坛，供审议、讨论关键问题。越南问题、中国的开放、美苏关系的缓和、世界人口与食品资源的平衡、中东地区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北约的扩张—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多年来都在协会的日程安排中找到了各自的“位置”。但是，关键一点是，协会在任何外交政策问题上从来不采取任何立场—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尽管协会的成员有这方面的完全自由。
那么，协会的力量和声望从哪儿来呢？
有若干个相互关联的因素，根源是协会成员的地位和多样化。纽约市的商人、银行家和律师曾一度主宰了协会的流程，但在过去的30年中，成员的身份范围已经扩大，包括了通讯业、大学和非营利领域的男性和女性。1971年，协会只有17位女性成员；如今是700人，而且理事会中有20%是妇女。现在，我们的成员当中有3 600多人（1/3）住在纽约和华盛顿以外的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种族、行业和性别等方面多样性的增加，协会成员所代表的政治、经济，甚至文化方面的观点也扩大了范围，包括小威廉·F·巴克利、康德里扎·赖斯、纽特·金格里奇、马里奥·科莫、玛德莱娜·奥尔布莱特和比尔·克林顿。
总而言之，协会会员的构成、协会的中心位置、出色的员工和设施、激烈辩论和中立的传统—而不是进入白宫和国务院的一条秘密通道—是美国外交协会能够继续影响美国对外政策制定工作的主要原因。
1949年，我被推选进入协会的理事会。34岁的我是协会最年轻的理事，并且在后来的15年里一直是最年轻的。1970年，我接替杰克·麦克洛伊的理事长职务后，就立刻卷入一场有争议的事件，让平日里风平浪静的协会大厅为之震撼。
理事会选举威廉·P·邦迪接替汉密尔顿·菲什·阿姆斯特朗—他在担任《外交事务》杂志编辑40多年后退休了。比尔（威廉的昵称）是位高素质、有修养的人，是麦乔治·邦迪的弟弟。在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麦乔治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在6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升级的时候，比尔是国防部副部长，然后调到国务院，担任负责远东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助制定了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
选举比尔·邦迪—我个人坚决支持—激怒了协会里的许多成员。他们认为，美国卷入越南事务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是一群腐败堕落、利欲熏心的人的不道德行为。他们觉得比尔是个战争罪犯，便公开努力要剥夺他的位置。我认为他们的指控很过分，可是越南问题对政治环境的“污染”太严重，老实说，要在那些年里挑选任何一个参与过美国对外政策的人而不引起轩然大波，几乎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比尔作为一名作家的能力，作为一名不偏不倚的编辑的才华，得到了人们的普遍认可，甚至包括那些最反对他的人。但是，这件事使我担任理事长初期的那几年蒙上了“阴影”。
关于越南问题的争论只是协会以及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担任理事长期间面临的一个问题。如果协会希望继续有的放矢地运行，我们就必须进行重大改革。从结构上来说，我们决定聘用一名全职首席执行官，并选中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贝利斯·曼宁担任总裁。贝利斯和他的接班人温斯顿·洛德—后来，洛德当上了美国驻中国大使—使我在任理事长15年的日子好过得多，而且也有成效得多。
从活动角度说，协会面临着来自研究机构、大学和智囊团体的史无前例的激烈竞争。另外，当然，电视已经拓展了大多数美国人的全球意识。如果协会要继续有效运行，我们就不得不高瞻远瞩、反应迅捷。为了应对挑战，曼宁启动了“20世纪80年代项目”，即展开综合努力，辨别那些主宰未来国际事务的各个问题。在接下来的10年里，我们扩展了协会在地区冲突、军备控制和军事均衡等传统领域的视野，开始解决人权、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棘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