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年轻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把里维拉介绍给了母亲。1928年，巴尔和里维拉有一小段时间曾经在莫斯科同住一个宿舍楼，那时这位墨西哥人的才华和个性给巴尔留下了深刻印象。1931年，当巴尔提议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里维拉的个人画展时，母亲和内尔森都热情支持。母亲请他画了一幅画，还买了他在1927年于莫斯科画的几幅水彩画。有了这笔钱，里维拉便能首次访问纽约。
母亲和内尔森逐渐与里维拉熟悉了，而他也成了我父母家的常客，我在那里见过他几次。他仪表堂堂，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头，体重大约有300磅。除了西班牙语之外，他不会说多少英语，但法语说得很地道。有一两回，他带上了他的妻子弗里达·卡罗。弗里达是个迷人的外国姑娘，艺术才华不亚于她的丈夫。后来，她的作品在纽约拍卖市场的价格甚至比里维拉的还要高。
1931年12月，现代艺术博物馆的画展为里维拉在美国的名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到了要在刚刚完工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安排一幅壁画的时候，母亲和内尔森都强烈推荐让里维拉来做。他提交了一份草图供参考。建筑师和管理方在对里维拉的可靠性进行了充分讨论之后，认可了他的草图。根据他的草图，各方拟订并签署了合约。里维拉在该项目—他预计需要大约3个月完成—的酬金为21 500美元。
1933年年初，里维拉来到纽约，开始进行壁画项目。他刚刚在底特律艺术学院（Detroit Institute of Art）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因为他在那里刚刚完成的壁画被许多人—包括着名的“电台牧师”查尔斯·库格林神父—认为是反基督教、反美国的作品，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看来，里维拉决定利用洛克菲勒中心的壁画来表达一种强烈的政治宣言。《十字路口上的人类》（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这是里维拉给自己的作品起的名—充满了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里摘取的对比鲜明的图像：壁画的“资本主义”一边是阶级矛盾、压迫和战争；“共产主义”的一边是和平、合作和人类的团结。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至少按照里维拉的观点—将来自造福所有人的科技应用。他在壁画中画满了显微镜、望远镜、电影屏幕和巨大的齿轮、杠杆，用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在壁画即将完工的时候，他又添加了一幅显着的、明确无疑的列宁与全世界工人们握手的画面。与这些人像相对应的是，正在检查一块充满了“社会病菌”的涂片的显微镜。“资本主义”一边的景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在跳舞、打牌、喝着马提尼酒。这部分画面的背景是警察在鞭打工人们，而一些天主教牧师和新教徒们则用赞许的目光在一旁观看。
壁画做得非常出色，但不适合美国无线电公司大厦的大厅。内尔森试图说服里维拉至少要撤掉列宁的画像。但是，这位艺术家拒绝作任何修改，声称他宁可毁掉整幅壁画，也不愿意把画面修改得面目全非！内尔森指出，他并不是被邀请来画共产主义宣传画的，而且，根据原来那幅温和得多的草图，他们没有理由接受最后完成的壁画作品。最后，由于大家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向里维拉支付了合约的全款，然后炒了他的鱿鱼。他们曾经试图将壁画搬走、保存起来，结果是徒劳无益。因此，那件艺术品只好被销毁。
20世纪30年代末期，里维拉将那幅壁画复制了出来，并且进行了多处发挥，包括增加了一个神父与一群“浓妆艳抹的女人”一起喝马提尼酒的画面。这幅壁画矗立在墨西哥城美术馆中央楼梯的显要位置。在销毁里维拉的壁画后不久，纽约、墨西哥等地艺术界表示了强烈愤慨。他们指责我们家亵渎艺术，指责我们侵犯了里维拉的表达自由。在艺术家以及更加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思想家看来，该艺术家的欺诈、贪婪，以及公开羞辱曾经视他为友并帮助他发展自己的事业的家族等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
骑自行车周游英国
虽然我知道父亲为洛克菲勒中心忧心忡忡，但作为一个少年，我还有其他兴趣和关心的事情。1932年6月，我从林肯学校毕业了。作为毕业礼物，我跟校友温斯顿·加思和神学老师奥斯瓦尔德·戈克勒一起踏上了骑自行车周游不列颠群岛的征程。之所以想到这次旅行，是因为父亲曾经向我讲述过他像我那么大的时候在英国有过类似的旅游。
我们乘坐一艘卡纳海运公司的游轮到南安普顿，然后坐火车到伦敦。我们才到饭店，电话铃就响了。电话里一个英国口音很浓的人自报家门，说她是克鲁侯爵夫人，说她和她的侯爵丈夫刚从纽约回来，他们在纽约跟我的父母一起参加了英国帝国大厦在洛克菲勒中心的落成典礼。我父母跟他们说起了我们计划的自行车之行，而她打电话是为了告诉我，今天晚上约克公爵—后来他成了乔治国王六世—将在圣詹姆斯宫举办晚宴舞会，我被邀请与她一起参加。晚会是为他的兄弟威尔士王子—当然，他在几年后作为爱德华八世继承了王位，后来退了位—和王室的其他成员举办的。晚宴在8点30分，着装要求：白色领带、燕尾服。我应当在8点去接她。
我惊呆了，紧张地回答说，我没有随身携带晚会服装，不可能参加，但侯爵夫人用命令的口吻答复说，这是王室的邀请，我不得拒绝。我嗫嚅着表示尽量想办法，挂断了电话，一脸诧异地看着我那位没有受到邀请的朋友温斯顿。
幸运的是，我的露西姨妈也在伦敦，于是我绝望之中拨通了她的电话。她说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应该去。我应该给管家部打电话，要求租用晚会服装，让饭店订一辆配有专职司机的戴姆勒去接克鲁侯爵夫人。我的一天全泡汤了，但是我遵守了“命令”，准时去接她。然而，当我出现在她位于梅费尔的豪宅前面时，被告知我将坐她的劳斯莱斯与她同行，而我的戴姆勒可以跟着前往。
圣詹姆斯宫是位于詹姆斯大街一端的一栋16世纪石结构建筑，面向格林公园和蓓尔美尔街（Pall Mall）。几个世纪以来，它一直是王室家族高级成员的住宅。我们到了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直挺挺站在那里的科尔德斯特里姆警卫。他们身穿红外衣，头戴筒状高头盔军帽，一副威严的样子。
我们进了宫殿，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两边是深色木板包的墙。我们在墙上斯图亚特王朝和汉诺威王朝的国王、王后们的注视下缓缓地走向巨大的客厅，等待着一起被接见。
我受到了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热情接待。他们竭尽全力想让我感觉随意一些。但是，跟一个17岁美国男孩闲谈对他们来说并非易事，这种谈话对我来说也很困难。克鲁侯爵夫人把我介绍给了那天晚上在场的其他王室成员，以及弄得人稀里糊涂的各个公爵、伯爵和女伯爵。除我以外，唯一在场的美国人是沃尔多夫·阿斯特勋爵的妻子南茜·阿斯特夫人。阿斯特夫人是下院的第一位女议员，是个令人敬畏的知识分子，她也尽力要让我轻松自如。看到我几次尴尬地无言以对后，克鲁侯爵夫人又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兄弟罗斯伯里勋爵，其父亲是19世纪90年代时的首相。
在我离开—单独乘坐我租来的戴姆勒—之前，罗斯伯里勋爵邀请我和我的两个朋友某天晚上到他在英格兰北部的城堡里做客。那次做客让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国宅第的正规性：等级森严的仆人们听命于权力至高无上的吉夫斯①模样的管家，打开我们装满了脏衣服的背包，仿佛我们是英国王室的人。
自行车旅行是一次伟大的探险，完全不同于我与王室家族那短暂而毫无准备的接触。我们走遍了英国相当大的范围，从西南部的康沃尔到苏格兰北部的高地，途中大部分是在小旅馆歇息。骑几天自行车后，我们会偶尔乘坐火车，前往我们希望接着走访的地区。在那些日子里，这种安排非常容易，因为火车的运营很不正规。你只需要买一张座位票，再为自行车买一张票。火车靠站的时候，你只需要把自行车放进行李车厢，然后在客车车厢里找一个座位。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手续，也没有人想过自行车会被人偷走。
我们没有什么介绍信，只依靠我们的指南书籍来寻找价格适中的住宿地点。在苏格兰，我们去探望了我们在林肯学校的同班同学唐纳德·巴罗，其父亲管理着苏格兰北端附近的安德鲁·卡内基的房产斯基博古堡（Skibo Castle）。古堡的女主人是我父母的朋友卡内基夫人，她已故的丈夫是个实业家、慈善家，生前是我祖父的朋友。
我们骑自行车一共走了大约600英里，走过的地方远远超过火车所途经的地方。那是一次绝好的学习经历—远离洛克菲勒中心和父亲的诸多麻烦—并让我产生了对英国的长期热爱之情，同时健康的身体也为进哈佛作好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