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哲学》论述国家的章节，更完整地阐述了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国家是一个理性的存在，它是自在的，不仅仅是为个体的利益而存在的。个体可以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也可以不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但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却并非如此简单。国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并没有确切的实在性，因而在理性上国家是一个无限的存在。个体仅仅作为国家的成员，才有自己的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国家存在的目的就在于，促使个体和这种精神的结合。可能会有坏的国家，这个现实必须得承认，但这种国家只是一个存在而已。
黑格尔对国家的定位和圣奥古斯丁及其追随者们为教会的定位是大体相同的。但是以圣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旧教传统，他们在定位上比黑格尔更合理些。首先，教会不是一个地域性的组织，也不是偶然成就的。它以成员的共同信仰作为纽带而结合在一起的。由此，教会在本质上更接近黑格尔所谓的“理念”的特性。其次天主教会只有一个，而国家却有很多。无论如何，这么多国家产生的差异性如何在哲学原则上协调一致，确实是个大难题。
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状态下，似乎总是无法恰当地避免战争。但黑格尔还是反对创设诸如世界政府之类的机构以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在黑格尔看来，时不时地发生战争倒还是件大好事。因为战争状态有助于我们认真地对待这个世界以及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财物——它们是那么地虚无，竟然毫无益处。
黑格尔在形而上的高度同时强调了其他社会组织的重要性。黑格尔重国家但不重教会，我在这里只能看到他对新教确实存在偏见。或许，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尽力加以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好的。这就意味着在国家、教会之外，必须同时存在为数众多的社会组织。按黑格尔的理论推论下去，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需要有适当的组织，每一个组织还得保持一份有限的独立性。
也许有人会提出反驳：最后的权力还是要归结在一个地方的，除了国家这里之外，并没有可能放在别处。最后的决定性权力对人而言或许是沉重严苛的，假使非得如此不可，终究是好事。
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去评判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全体比部分有更多的实在性，有更多的价值？黑格尔的答案都是肯定的。实在性的问题属形而上学的范畴，价值的问题属于伦理学的范畴。通常这两个问题几乎区别不开，但我认为分别对待这二者还是很重要的。
黑格尔和其他许多哲学家都这样认为：在宇宙中，部分受制于自己的关系——这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关系，以及这部分和全体的关系。关于部分，只有确定它在全体中的地位，才能对它有一个真实的认识。这个真实的认识只能是一个。整体真理之外再无真理，同样全体之外，再无实在之物，因为部分会因外在的关系的变动而改变自己的性质。另外，部分对全体而言，只能说部分不是自立的。这是应当具有的一种观念。也就是说，部分只是唯一真正实在的全体的部分，除此之外再无存在的道理。这是形而上学的学说。
假如这一形而上学的学说是正确的，那么以之为基础的伦理学说也必定是正确无误的。反之亦然。这些关于伦理问题的看法有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没有考虑目的和手段之间的区别。生命体上的眼睛是有用的，这是因为把眼睛当成了一种手段。但，此时的眼睛并不比和身体分开时有更多的内在价值。一个东西在不是其他东西的手段时还能得到看重，这就说明它是有内在价值的。国家作为手段是有价值的，这是很显然的，因为国家可以保护我们不受罪犯的侵害，它还修建道路，建立学校，等等。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它作为手段也可以是坏的，比如发动非正义的战争。
对黑格尔而言，真正的问题是，国家作为目的是不是好的？是人民为了国家而存在呢，还是国家为了人民而存在？黑格尔的观点——人民是为了国家而存在的。这一观点与洛克有很大关系。洛克自由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国家是为了人民而存在的。
只有把国家视为像人民一样拥有生命时，我们才可能把自己的价值献出来给国家。这是很显然的。而一个人的生命是单一的，同时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一个人的身体是由各器官构成的，那么是否存在一个由众多人格组成的超人格呢？这个超人格是否具有单一的生命体呢？这一单一的生命体能否由众多人格的生命总和来构成呢？按照黑格尔的见解，显然是有超人格存在的，而国家或许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如果说国家是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就是眼睛，它高高地存在于我们自身之上。
跟其他别的事物相比，如果一个事物有一组别的事物都没有的性质，那么这个事物的定义就可以是“具有这样的性质的事物”。如果仅仅是根据这些性质，单凭纯逻辑是推导不出有这些性质的其他事物的。黑格尔又以为，对于一个事物，如果人们有了足以把它同其他所有事物分开的充足知识，那么这个事物的一切性质都能够借逻辑推导出来。但黑格尔的这个见解是错误的。也就是凭借这样一个错误的见解，黑格尔建立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不过，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一个真理：逻辑越糟糕，由它得出的结论就越有趣。
拜伦
与现代相比，十九世纪显得更加理性和满足，然而，在自由主义的乐观时期，许多最杰出的人物还具备一些与此相反的品质。我们如果把人当做一种力量、社会结构、价值判断或理智见解的变化原因来看，就会发现，面对最新的形势，我们必须大规模调整我们对一些人的评价。的确如此，与过去相比，有些人更重要了，有些人则不如已往重要了。
拜伦在比过去更重要的人里，是个占有崇高位置的人。欧洲大陆是拜伦发生影响的地方，因此不能在英国寻找他的精神影响。当时，拜伦是贵族叛逆者的典型代表。与农民起义或无产阶级起义的领导人相比，贵族叛逆者与他们完全不是同一类人。既然贵族叛逆者不愁吃穿，那么他们的叛逆必定有其他的原因。在这些原因里，潜在根源也许是他们对权力的欲望，但在有意识的思想里，可能也有对政治现状的非难。在拜伦身上这两种成分都有。
显然，如果气质和环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贵族是不会成为叛逆者的。拜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是因为小时候生活在父母经常争吵的环境中才变成叛逆者的——当然，还有其他生活环境方面的原因。拜伦在过了一段贫穷的生活之后，突然在十岁的一天，继承了叔祖父的爵位，摇身一变成了一位勋爵，拥有了一座名为纽斯泰德府的宅院。在阿伯丁的污泥里生活惯了的拜伦为突然拥有的爵位和宅院欢欣，为了报答这位赐给他这一切的叔祖父，他决定继承先祖们好斗的性格。虽然这份好斗的性格在最近几年让他吃尽了苦头，但是拜伦听说，在之前好几个世纪，好斗的性格也给他的家族带来过荣耀。
然而，拜伦的家世和爵位并没有引起他的那些贵族亲戚们的重视，他们对他只是敬而远之，这让他觉得在社交上没法融入他们的群体。由于拜伦知道他的恶俗的母亲在亲戚中名声不好，担心自己受了她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他特有的势利与叛逆的混合性格。他的礼仪课本是中世纪的骑士小说，他犯罪作孽时就像霍恩斯陶芬家族一样，在战斗时又像十字军一样死在异教徒的刀下。
由于羞怯和孤独，他从恋爱中寻找安慰。但是，在恋爱中，他似乎是在寻找母亲而非恋爱，因此，除了奥古斯塔之外，他对找到的所有恋爱对象都感到失望。奥古斯塔是拜伦家的伊实玛利族系的女子，因此他热忱地爱着她，而且，他的这份爱的更单纯的理由就是她对他有一种姐姐对弟弟的亲切照顾。不过，这些还不是她准备给他的全部。
在某些时候，拜伦偶尔也会提出与尼采的意见一致的观点，但是，与拜伦的实际行动相比，他的在伦理方面的见解却走向了反面。也就是说，他的实际行为不是传统的，但他的伦理方面的见解却是严格传统式的。
要给取得了很大成功的拿破仑添上一件浪漫主义的外衣并不是很难的事，由于这一点，拜伦在寻找英雄的时候，目光并不是在时间上只盯着中世纪、在空间上只盯着东地中海各国。必须承认，对于十九世纪欧洲人的想象而言，拿破仑带给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当时，包括克劳塞维茨、斯当达尔、海涅、费希特和尼采，还有意大利的爱国主义者，这些人或在思想上或在行动上都受到了拿破仑精神的感召。甚至可以这么说，拿破仑的力量强大到了可以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他的力量可以反抗工业主义和商业贸易。
拜伦始终追随着拿破仑，甚至在拿破仑建立“百日王朝”的时候，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拿破仑的信心，他公开表示，说他希望拿破仑再次获得胜利。然而，事实却让他失望了，在滑铁卢，拿破仑彻底失败了。这个噩耗传到拜伦耳朵里时，他也同样毫不掩饰他的伤心，他说道：“我简直难过的要死。”
虽然拜伦始终追随着拿破仑，但在1814年时，他也对拿破仑感到了短暂的厌恶。当时他认为，拿破仑应该选择自杀，因为自杀要比退位体面。这种厌恶也使他痛苦不已，他不得不从华盛顿的美德中寻求安慰。
在拜伦生前，他也许只有仰慕和追随拿破仑的份儿，然而在他死后却不是这样，在某些人眼里，他终于和自己心目中的大英雄平起平坐了。拜伦死后，法国的许多报纸都说“本世纪的两大伟人（指拿破仑和拜伦）几乎在同时逝世了”。当时，卡莱尔也认为拜伦是欧洲最高尚的人，拜伦死后，他觉得就好像是他死了一个兄弟似的。再后来，尽管卡莱尔又喜欢上了歌德，但他仍然把拜伦和拿破仑摆在同样的高度。对于卡莱尔而言，拜伦已经融化进他的血液里了，而歌德只是一个兴趣。
拜伦的性情暴虐得像暴雨一样，并不像传说中那样温和。其实，他自己也用得上他曾经对卢梭的评价。不过，尽管如此，卢梭和拜伦之间的区别还是很深刻的。首先，卢梭感伤，而拜伦狂热；其次，卢梭外表怯懦，而拜伦内心怯懦；最后，卢梭赞美纯朴的美德，而拜伦赞美霹雳雷鸣般的罪恶。尽管卢梭和拜伦的区别代表了在反社会中本能反抗的两个阶段的区别，但由于表现出了运动的发展方向，因此显得很重要。
无论如何，拜伦的浪漫主义只有一半的真诚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事实。在某种心情下，他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想法，比方说，他会认为波普的诗写得比他好。为了迎合人们对拜伦简单化的希望，他们删掉了他身上本身具有的很多因素，这些因素包括无边无尽的绝望、对轻蔑的故作姿态，等等。如果把拜伦当做神话人物来看待的话，他会和其他许多名人一样，获得比真实中更重要的地位。的确如此，在欧洲大陆上，作为一个神话人物，拜伦非常重要。
叔本华
在哲学家当中，叔本华（1788—1860年）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他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乐观主义者，而叔本华却是个悲观主义者。与康德、黑格尔相比，他不属于“学院派人士”，但又不是完全在“学院派传统”之外。
叔本华一点儿都不喜欢基督教，反而喜欢印度教和佛教。他修养深厚，除了哲学之外，对艺术和伦理也很有兴趣。在他身上看不到国家主义的影子，反而倒是有一点国际主义的味道，也许，他像熟悉自己国家的作家那样熟悉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就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哲学都有强调意志的特征，这其实就是由他开始的。不过，对他而言，在形而上学上，“意志”虽然是基本的东西，但在伦理学上却是罪恶的东西。这种对立，只有在他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身上才可能存在。
叔本华哲学的三个来源分别是康德、柏拉图和优婆尼沙昙。但我的意见是，柏拉图对他的影响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多。他崇尚和平，蔑视胜利；崇尚无为而治，忽视改革的作用。他的这些特征，和希腊时代有种气质上的亲缘关系。
1788年，叔本华生于德国但泽自由市的一个商业望族。在他父亲的眼里，英国是自由理智之地，因为他信仰伏尔泰主义。同样，他也痛恨普鲁士总是侵扰但泽的独立。1793年，普鲁士吞并了但泽，叔本华一家迁到了汉堡。1803年，15岁的叔本华到一所英国寄宿制学校念书。两年后，他回到汉堡，做了商店职员。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向往过上文人学者那样的生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母亲准备送他回学校接受教育。1809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1811年，他又到柏林大学学习科学。8年后，他在柏林大学当了无俸讲师。后来，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德累斯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