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对事后发生的情况(结果)是这样，即使是对事前发生的情况，即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同样如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所掌握的这方面的资料要比当事人多，有人可能认为抛开多了解的那部分情况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当事人对事前，以及当时的情况的了解并不是只依靠准确的情报，还要依据大量的推测或假设，虽然要了解的情况不都是偶然的，但差不多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然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无法得到确切的情报时，唯一的途径就是用推测或假设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对于已经了解事前或当时情况的批判者而言，当他在考虑当事人所不了解的情况时，就应该不被那些多掌握的材料所影响。然而我们认为，要想彻底抛开多掌握的材料，就如同抛开结果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其理相同。
因此，要想让批判者站在当事人的立场去考虑某一具体行动时，其可能性往往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多数情况下，批判者可以满足实际要求，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就不能完全满足，这一点应该注意到。
其实要批判者与当事人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战争中，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像在其他技术或艺术活动中需要的一样，这种禀赋被称为造诣。当事人的造诣有高有低、参差不齐，高的常常比批判者还要高，有哪个批判者敢将自己的造诣与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的造诣相提并论呢？假如可以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进行批判，那么就应该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人了解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因此，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评论时，批判者不能像验证数学题那样，采用伟大统帅使用过的材料对他进行检验，而是应该依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以及他对事件的准确分析，来鉴赏他卓越的才能，了解他智慧的眼光所预测到的事物内在的联系。
另外，不论当事人的造诣如何，就算造诣很低，也要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进行批判，从而掌握大量的客观依据，切忌避免主观意识，勿将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衡量的标尺。
批判时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情况的全面了解进行评说、赞扬或指责，这本来不会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倘若想借此抬高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之后得来的所有高超见解，都夸张成自己天才的表现，那一定会使人反感的。尽管这种作法很容易被人看穿，但是虚荣心往往诱使人们这样做，所以这种引起别人不满的事情常会发生。更常见的是，批判者并不是故意自我吹嘘，而是没有注意防范，因此让有些读者误以为他在自吹自擂，说他不具备批判能力。
所以，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些伟大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意味着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他也许还会承认，假如他自己处于统帅的位置，说不定会犯下更为严重的错误。这里只是想说明，批判者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那些当事人--即伟大的统帅，原本是可以运用自己的智慧来避免这些错误的。
上述方法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假如仅凭简单的结果就能证明某种措施正确与否，那么结果对判断而言就会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我们可以称这种判断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乍一看来，这种判断似乎没有什么价值，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像1807年，拿破仑在弗里德兰会战后逼迫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年和1809年，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会战后逼迫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攻莫斯科时，所有一切完全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莫斯科，以及从前的辉煌战绩促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假如他在莫斯科不能逼迫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只有撤兵这一种选择了，意思是他将在战略上遭到失败。在此，我们不想讨论拿破仑为了到达莫斯科曾采用了哪些措施，他是否失去过许多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决心媾和的机会，我们也不讨论撤退时拿破仑多么狼狈不堪；其实，即使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拿破仑获得多么辉煌的战果，也不能完全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因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伤亡不是那样惨重，但终归是战略上的一次大的失败。
假如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平等和约，那么此次战役与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会战相提并论了。相反，假如这几次会战都没有签订和约，那么拿破仑就可能会遭到类似于1812年的惨败结果。所以，不论这位世界征服者多么努力、多么机智、多么勇敢，都无法改变战争的结局，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因素依然不会改变。人们不能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利，就否定1805年、1807年和1809年的战局，甚至说这几次战役都是不智之举，它们的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人们不能把1812年的失败看作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结果，认为是幸运之神没有发挥作用。假如持有这种看法，也是十分勉强的，而这种判断也是非常武断的，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按照事件之间的必然联系，谁也无法看到战败的统帅的决心。
我们也不能说，1812年的战役原本应该像前几次战役一样取得相同的结果，之所以没有取得相同的结果，是由于某种不合理的因素造成的，因为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并不是不合理的。
较为合理的说法是，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拿破仑对敌情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对1812年的判断上出现了失误，在前几次的战局中他的作战方针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他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因此导致战争失误。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从战争的结果推导出来的，换言之，是战争的结果这样告诉我们的。
前面提到过，战争中所有行动追求的结果，都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无法确定得到的结果，就只好依靠运气或者机遇去获得。当然，人们有权利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但是，这只适合某种具体场合，即在具体场合中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赖运气或机遇，但这并不意味着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就是最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说，那就会同我们的理论观点产生极大的矛盾。因为在有些场合，冒险越大表现的智慧也越多。
在当事人不得不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时，其个人的能力似乎既不存在任何功劳，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尽管这样，当我们看到他的目标实现时，就会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看到他的目标落空时，又会不自觉地替他感到悲哀。我们按照结果对当事人的行为作出的正确与否的判断，就是我们这样一种感觉的具体表现。
不可否认，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才导致人们对当事人的目标实现时表示兴奋，希望落空时表示不快，就好像当事人的才能与运气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某种联系一样；而且，我们的潜意识非常乐意去设想这种联系的存在。假如当事人经常经历胜利或失败，那么我们对他的这种感觉就会逐渐加深，甚至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看法，这也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由此也可以看出，运气或者说幸运在战争中的价值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统帅，只要在别的方面没有伤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愿意考察他的事迹，同时乐意接受命运对他的关照。
所以，在批判时，一切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都加以考证后，那些深藏于事物之中的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神秘联系，就只能通过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要对这些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给予支持，使它不被那些粗暴的意见所折磨，另一方面又要注意避免滥用这种判断。
那些人的智力无法确定的东西，只有依据结果进行推断。在确定精神力量以及作用时，所采用的主要是这种判断，原因是智力很难对它们作出可靠的判断，而另一方面它们与人的意志密切联系，很容易就能左右人的意志。倘若决心被恐惧或勇气左右，那么在它们与决心之间就无法找出任何其他的客观理由，因此，凭借智慧与推理来判断某种可能的结果时，是没有任何具体东西作为依据的。
现在我们再来对批判的工具，也就是批判时所用的语言进行考察，因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的行动相一致。批判其实就是一种思考，它与行动之前所作的思考是相同的。由此，我们认为，批判时所用的语言与战争中所进行的思考具有相同的特点。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然，它就会失去实际意义，不再成为让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前面已经提到过，理论不应该成为阻碍指挥官发挥的死板的条文，而应该成为培养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培养过程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假如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允许也不必像几何数学那样使用辅助线；假如说在这里真理并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假如说真理只能直接地由洞察力发现，而不是间接地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这样。
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冗长的道理才能说清楚时，在批判时就必须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相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指挥官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必须深刻地领会这些真理的精髓，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死板的、不可变通的条文。同样，在批判时也不应把这种真理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阐明其正确性，犹如证明数学公式一般，关键是要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准确而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可以交由理论去完成。这样一来，在批判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语言，而采用简洁明了的语言，更加清楚直白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诚然，批判者要想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非那么容易，他们必须经过努力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在表达时，一定要尽可能地避免使用那些复杂的词句和概念，不能把“辅助线”作为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只有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洞察力才能够准确地阐明一切。
可惜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只能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而大部分的考察中，因为虚荣心的存在，大都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弊病，那就是把某种片面的理论体系当金科玉律，以至于被滥用到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不难指出这类理论体系的片面性，而且一经指出，它那法官式的威严一下子就失去了威力。在这里我们只涉及一定的对象，毕竟这种片面的理论体系为数不多，造成的危害也并不大。
还有一种较大的弊病就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犹如众多的宫廷侍卫一样，时刻尾随在各种体系之后，有的时候它们又像不法分子一样，到处横冲直撞。尽管有的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完全认同，或者说从来没有完整地掌握任何一种体系，因而就不可能完整地运用一套体系，然而他们却常常从这些体系中断章取意，作为指出某一统帅行动错误的理论依据。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倘若不从各种军事理论中抓取一些片断当作依据，就无法进行批判了。术语和比喻是这些片断中最微小的，常常被点缀在批判的论述中。所有原属于一定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作为比普通语言更具说服力的真理的小结晶体去使用，那么，它们就会渐渐走样，甚至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
所以发生了下列这种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以朴实、简单的思维方式去论述，至少应该使作者明白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清楚自己读的是什么，与此背道而驰的是，著作中充满了涵义不明和艰涩难懂的名词术语，以致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理解大相径庭。更糟糕的是，名词术语常常是一些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甚至连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到底想用它们表达什么，他们满足于这些模糊的概念名词，而在日常的用语中，又往往流露出对这些概念名词的怀疑。
在批判中，第三种弊病比较常见，那就是滥举史例，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学识渊博。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历史对军事艺术有一定的作用，下面我们准备用专门的章节对举例和战史谈一些看法。一个历史事件如果没有经过全面深入的研究便加以引用，那是不妥当的，也许别人还可以用同一个事例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呢！假如从年代、国家相隔很远、从情况极不相同的史实中抽取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这种做法只会引起判断上的模糊与混乱，丝毫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同样也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只要仔细地把它们研究一下，就能够看出其中的错误，这些批判是完全没有用处的，只是作者以此显示自己博学多才罢了。
这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编撰的概念对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的好处。倘若理论采用这种概念，只会与客观实际相对立，同样也会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们的嘲笑。
然而，倘若理论能够认真地研究作战的各种问题，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论证，并用简洁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达，能够避免滥用历史引证装扮自己，真正做到重视事实，能够联系战场上的实际运作，那么理论就不会产生以上所说的种种弊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