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先生，顾王两先生，是讲程朱之学的。黄先生则是讲陆王之学的。他们读书都极博，考证都极精，而且都留意于经世致用，制行又都极谨严，和向来空疏、迂阔、猖狂的人，刚刚一个相反。中国自秦汉以后，二千年来，一切事都是因任自然，并没加以人为的改造。自然有许多积弊。平时不觉得，到内忧外患交迫之日，就一一暴露出来了。自五代以后，契丹、女真、蒙古，迭起而侵掠中国。明朝虽一度恢复，及其末造，则眼看着满洲人又要打进来。返观国内，则朝政日非，民生日困，风俗薄恶，寇盗纵横，代代都相沿的治法，有破产的倾向。稍一深思熟考，自知政治上、社会上都须加一个根本的改造。三先生的学问，都注意到这一方面的。黄先生的《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专制政体，从根本上下攻击。王先生的《黄书》，这种意见也很多。顾先生的《日知录》，研究风俗升降、政治利弊，亦自信为有王者起，必来取法之书。这断非小儒呫哔，所能望其项背。后来清朝人的学问，只讲得考据一方面，实不足以继承三先生的学风。向来讲学术的人，都把明末诸儒和清代的考证学家，列在一处，这实在不合事实，不但非诸先生之志而已。
讲到文艺，元明人的诗文，亦不过承唐宋之流，无甚特色。其最发达的，要算戏曲。古代的优伶，多以打诨、取笑为事。间或意存讽谏，饰作古人，亦不可谓之扮演。扮演之事，惟百戏中有之。如《西京赋》叙述《平乐观》角觝，说“女蜗坐而清歌，洪崖立而指挥”之类。然而不兼歌舞。南北朝时，兰陵王入陈曲、踏谣娘等，才于歌舞之中带演故事。然还不是代言体。宋时的词，始有叙事的，谓之传踏。后来又有诸宫体。至于元代的曲，则多为代言体。演技者口中所歌，就作为其所饰的人所说的话，其动作，亦作为所饰的人的表情。就成为现在的戏剧了。戏剧初起时，北方用弦索，南方用箫笛。明时，魏良辅再加改革，遂成为今日的昆曲。此外说话之业，虽盛于宋。然其笔之于书，而成为平话体小说，则亦以元明时代为多。总而言之，这一个时代，可以算得一个平民文学发达的时代。
第七、元明的宗教和社会
元代是以蛮族入据中国，没什么传统的思想。所以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教在社会上，遂得同等传播的机会。其中最活跃的，则要算佛教中的喇嘛教。喇嘛教是佛教中的密宗，其输入西藏，据《蒙古源流考》，是在747年，始祖名巴特玛撒巴斡。密宗是讲究显神通的，和西藏人迷信的性质，颇为相近。
所以输入之后，流行甚盛。元世祖征服西藏后，其教遂流行于蒙古。西僧八思巴，受封为帝师。其后代有承袭，受别种封号的还很多。天下无论什么事情，不可受社会上过分的崇信。崇信得过分，其本身就要成为罪恶了。喇嘛教亦是如此。元世祖的崇信喇嘛教，据《元史》上说，是他怀柔西番的政策，未知信否。然即使如此，亦是想利用人家，而反给人家利用了去的。当时教徒的专横，可说是历代所无。内廷佛事，所费无艺，还要交通豪猾，请释罪囚以祈福。其诒害于政治，不必说了。其在民间，亦扰害特甚。当时僧徒，都佩有金字圆符，往来得以乘驿。驿舍不够，则住在民间。驱迫男子，奸淫妇女，无所不至。还要豪夺民田，侵占财物，包庇不输赋税的人，种种罪恶，书不胜书。
其中最盛的杨琏真伽，至于发掘宋朝钱塘、绍兴的陵寝和大臣冢墓一百零一所，杀害平民四人，受人献美女宝物无算。攘夺盗取财物，计金一千七百两，银六千八百两，玉带九条，玉器一百一十一件，杂宝一百五十二件，大珠五十两，钞十一万六千二百锭，田二万三千亩，包庇不输赋的人民两万三千户。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事情。次于喇嘛教，流行最盛的，大约要算回教。因为元时，西域人来中国的很多，大多数是信回教的。至于基督教，则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 Carvino），曾以1294年，奉教皇的命令来华。元世祖许其在大都建立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朝灭亡，又行断绝了。广东一方面，亦有意大利教士奥代理谷（Odoric）来华，都是罗马旧教。
元代社会的阶级，划分也很严格。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南人，在选举和法律上，权利都不平等。此外最利害的，要算掠人为奴婢一事。元初的制度，大约俘掠所得，各人可以私为己有；至于降民，则应得归入国家户籍的。然而诸王将帅，都不能遵守。其中最甚的，如灭宋时平定两湖的阿里海涯，至将降民三千八百户，没为家奴，自行置吏治之，收其租赋。虽然1240年，太宗曾籍诸大臣所俘男女为民。然1282年，御史台言阿里海涯占降民为奴，而以为征讨所得。世祖令降民还之有司，征讨所得，籍其数赐臣下，则仍认俘掠所得，可以为私奴。《廉希宪传》说他行省荆南时，令凡俘获之人，敢杀者，以故杀平民论。则当时被俘的人，连生命也没有保障。
北族是历代都辫发的。所以在论语上，已有被发左衽的话。南北朝时，亦称鲜卑为索虏，但是自辽以前，似乎没有敢强行之于中国的。金太宗天会七年，才下削发之令。但其施行的范围，仍以官吏为限，蒙古则不然，不论公人私人，都要强迫剃发。其时几于举国胡化，明有天下，才把他恢复过来。明太祖洪武元年的《实录》说：
诏复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咸辫发椎髻，深襜胡俗。衣服则为袴褶窄袖及辫线腰褶。妇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者易其姓氏，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
这个真要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天了。
然而明太祖虽能扫除衣冠辫发的污点，至于社会上的阶级，则初无如之何。太祖数蓝玉的罪，说他家奴数百，可见明初诸将的奴仆，为数亦不在少。后来江南一带，畜奴的风气更盛。顾亭林《日知录》说：“江南士大夫，一登仕籍，投靠多者，亦至千人，其用事之人，主人之起居食息，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则豪横一清，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士大夫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政简刑清，必自此始。”可以想见这一班人倚势横行，扰害平民的行径。然亦明朝的士大夫，居乡率多暴横，所以此辈有所假借。明朝士大夫，暴横最甚的，如梁储的儿子次摅，和富人杨端争田，至于灭其家，杀害二百余人；王应熊为宰相，其弟在乡，被乡人诣阙击登闻鼓陈诉，列状至四百八十余条，赃至一百七十余万。温体仁当国，唐世济为都御史，都是乌程人。其乡人为盗于太湖的，至于以其家为奥主，都是骇人听闻的事。这大约仍是元代遗风。因为当时劫于异族的淫威，人民莫敢控诉。久之，就成为这个样子了。清朝管束绅士极严，虽说是异族入据，猜忌汉人，要减削其势力，而明代绅士的暴横，亦是一个大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