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面对存在矛盾冲突的利益集团的时候，政府无法找到一个“使大多数满意”的方案，于是只好考虑哪一个政策将产生最少的怨言，折衷一下实施。这是在现实中最为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对于这个现象文艺作品还专门有所批判，说的是某单位评选先进，好几个候选人都比较有“背景”，很让厂长犯难，最后为了不得罪任何人，厂长把先进的指标给了传达室的老大爷。在不满意最小化原则的指导下，老大爷获得了意外的收获。
此外，当存在多个利益集团的时候，政府的决策往往迎合那些不满最强烈、反对呼声最高的利益集团。这一现象被归结为公共选择的“咯吱轮原理”——木制手推车的轮子因摩擦总是咯吱咯吱的响，只有加润滑油才能止住响声。越是叫得响的轮子越是先得油，而且得的油越多。
不满最小化也好，咯吱轮原理也好，其实都是一种妥协，或者说是中庸之道，于是政府往往因此而被批评为“没有决断力”或者是“和稀泥”。但不管怎样，在社会利益最大化无法达成的时候，不满最小化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决策规则，而且敦促政府在决策时不仅顾及多数人的利益，还要考虑少数人的利益。此外，这一机制也为不满集团表达意见提供了机会，于社会安定也是有好处的。
政策的公平与效率
有句话叫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用于一个国家和社会，可以说明制度和规则的重要性。在体育界有个说法：两支不守规矩的足球队加上一个无能的裁判，结果必然上演一场糟糕的比赛。有的经济学家将此话套用了一下——一个混乱的市场加上一个无能的政府，尤其是一个“乱来”的政府，这个社会肯定乱套。这话不假，也从反面强调了政府制定完善的制度和规则的重要。
或许制定一项规则和制度并不难，但几乎令各国政府都比较头疼的是如何在制度中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公平总是与规则联系在一起的，但也是最难把握的。因为公平是相对某一规则而言的，依据不同的尺度会有不同的意义；对一种规则来说是公平的规定，从另一种规则来看可能就是不公平的。举个例子来说，有饥饿的兄弟二人要分一块饼吃，有多种分饼的规则都不失公平——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谁挣的饼谁多分；按照权利等级的原则，谁是家长谁多分；按照尊老爱幼的伦理原则，谁年幼谁多分……可见这几个规则的“公平”之间的确存在着矛盾，如果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哥哥挣了饼便应多分，但从尊老爱幼的角度看确实有失公平。生活中我们也常见这样的现象，那就是政府无论出台怎样的规定，总会有人抱怨不公平。
征税是各国政府的一项常规工作，如何制定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是政府要研究的重要课题。在美国，征税的艺术一度被用如何能够拔鹅毛而又不让鹅嘎嘎叫的比喻来描述。因为现实中每个人都愿意享受政府提供的服务却不情愿纳税或者希望别人来付账。
税收制度同样面临着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对公平的理解集中于两个原则：横向公平——具有相同或相似情况的人交纳相同或相似的税金和纵向公平——境况好的人多交税金。不过这公平原则中间其实还是有些含糊，比如两个具有同样收入的家庭，家庭甲所有的收入都是一个人挣的，而家庭乙是父母二人必须全天工作才能挣得同等收入，按照家庭总体情况征税，家庭乙就“亏”了，因为他们显然付出了更多的劳动；此外从纵向公平的角度说，富人比穷人多交多少税金才算公平呢？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说来容易实施难的。
总体来说，税收制度分为累进制和累退制。富人比穷人缴纳其收入中更大比例的税收制度称为累进制，而穷人缴纳更大比例的制度则是累退制。我们或许从直觉上感到累进制更显得公平一些，这也正是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税种的实际情况。支持这种税制的论点有很多，比如“一个公正的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去提高境况最糟糕的人的福利”，“额外1美元带来的利益对于富人而言比穷人要低”等等。但是由此也牵涉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效率。
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认为，个人有享受其劳动成果的基本权利，如果某些人工作很努力或者很幸运的比别人具有更高的生产率，那么他们理所应当的获得高收入。而累进程度高的税收制度意味着对富人多征税，这无疑会损伤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损伤企业家承担风险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效率。为了缓和这个矛盾，不少国家对热心投资于研发的企业降低纳税额的要求，这类安排就是税收补贴。
除了累进和累退原则在税收制度中的应用这个典型例子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资源分配的制度原则。比如价格的自由竞争原则，被认为是最合理有效的促进社会财富增长的竞争规则，你想要什么东西，只要自己努力挣钱就可以按市价购买，出价越高，获得的物品就越多越好；按年龄、资历分配住房，按先来后到的原则分配培训指标，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规则，不可能长期占主导地位，却是市场竞争的一种必要补充（尤其与社会福利制度相联系的时候）；以权力大小进行资源分配，则是专制制度残留下的弊病，几乎谈不上有效率。
由于一个规则总有其创新和合理之处，也难免产生低效和不公，所以很少有哪个国家针对一项事务只采用一套规则，而是采取一种规则占主导地位，多种规则相配合的组合形式，尽可能的做到公平与效率的协调。
中国教育的困境与出路
令人忧虑的中国教育现状
高素质的国民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也是一个国家发展进步最坚实的基础。而中国国民素质却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差距甚远，不得不令人忧思；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虽然我们都明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道理，但相对封闭落后的教学方式，供不应求的受教育机会，却使我们在谈到发展教育时总有些无奈和力不从心……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的教育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广泛而热切的关注。“大学热”自不必说，“考研热”、“考博热”也在逐年升温。每年夏天，几百万的高中生步入考场，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在此一搏，然而其中的大部分却仍然要以失败告终，现实可谓残酷！失败者真的是水平很差吗？不尽然。据教育专家的研究，我国高考试题的难度甚大，与许多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落榜生中的大多数水平并不低于国外高校录取的新生。那么为什么落榜生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呢？用经济学的话来解释就是：高等教育供不应求，或者说高等教育还处于卖方市场的地位；而且这一趋势甚至逐步蔓延到了初等教育。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再结合现在的形势做一番比较。当初读书是“凭本事考”，谁的分数高谁进好学校，应该说是一种较好的竞争机制；随着知识的升值，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于是学校、尤其是重点学校变得门庭若市，为了缓解就学压力，各种“配给制”出台了，按分数分配、按所属地区分配、按提供赞助的情况分配……可谓五花八门。为了能让孩子上个好学校，不少家长宁愿花数万元的赞助费；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家长们更是不惜代价的请名牌学校的教师做家教；一些收入高的家庭则干脆每年花上十几万把孩子送出国外去求学……种种现象的实质其实都是在给教育开价，有价格就有市场，价格攀升恰恰表明市场的供不应求。
高等教育的供不应求问题尤其严重，以至于个人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被计划分配所束缚；为了争取有限的受教育权利，高中学习几乎全是围绕高考来进行的，原本以教育、培养人才为职责的学校日益演变为一个人才选拔市场。
这种现状使人感到无奈，虽然我们一直都在强调素质教育，但高考制度还在、求学压力还在，所以大家也就不得不围着考试忙碌。当绝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被应付考试所占据的时候，精神教育、人格教育、文化教育等等自然就被淡化甚至遗忘了。
有一位教育学专家曾说过：在今天中国的教室里，坐着的是学生，站着的是先生；而在精神上，这种局面恰恰颠倒了过来——站着的先生占据了至尊之位，而坐着的学生的躯体内，却掩藏着一个战战兢兢地站着、甚至跪着的灵魂。这种评价并不夸张。现在的学校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基本上是“专制式”的。学制、教育计划、考试制度、教材，甚至于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定死了的；学校和教师的作用，就是按照这一套基本定死了的东西向学生施教，以应付各类考试。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教师，尤其是缺乏主体意识的教师，往往无视学生的人格，不惜扼杀学生的思考力与想象力，将学生全部纳入单纯应试的轨道；学生们自己也不惜牺牲自由发展与休息的时间，挣扎于题海中使自己的考试成绩不落在别人之后。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哪里还会有什么人格教育呢？至于因材施教，培养出富有个性的学生就更是一种奢望了。这种窒息人格的教育，甚至可以追溯到儿童的学龄之前。厉以宁教授就曾在一所幼儿园教室的窗外看到这样一幕情景：两位女教师正在一边织毛衣一边聊天，小朋友们都端坐小椅子上无所事事。有个小朋友也许是耐不住寂寞“啊”地叫了一声，其他的小朋友也都随着喊起来。两位女教师立刻高声训斥起来，于是小朋友们又都乖乖地端坐在椅子上不再做声；那两位女教师又重新开始织毛衣聊天……这件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却留给厉以宁教授异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厉以宁教授不断地了解到一些关于幼儿园的教育情况，也大都是这种模式，小朋友们只能在教师设定的框框里活动，稍微别出心裁就是犯规。而在国外，这种“专制式”的教育早就被摒弃了。
中国教育还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各类考试中成绩优异的学生，遇到实践性的问题或者需要发挥创造力的时候往往表现平平，这与国内学校的教学方法有很大关系。最近，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先生来国内讲学，有位记者请他谈一下中国留学生与外国学生的不同。杨先生回答道：“在国外，中国留学生无论在普通大学还是一流大学，学习成绩都是非常出色的。同样一类题目，中国留学生在中学时代就已做过成百上千道了，而不少外国学生才知道一些皮毛；但中国的学生胆子小，老师没讲过的不敢想，没教过的不敢做。”的确，中国的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院的教育，一直都在把学生赶到一个越走越窄的道路上去，学生变成了念死书的人，结果是习惯接受而不习惯思考，更不习惯怀疑和考证，因而也就不容易有创造性和有独立见解。
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教育特色固然有其历史承袭性，但也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无关系。试想，如果我们有足够多、足够优秀的大学吸纳广大的求学者，使他们不必承受巨大的考试压力，那么现在的学校教育至少可以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历史的文化的东西固然不容易改变，但尽我们的努力来兴办和支持教育总还是可以做到的。
多渠道支持教育发展
教育是一种准公共物品，每个人受到的教育都会泽及他人。由于公共物品的特性，教育理应由政府来承办，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也是保证足够的教育投资。不过随着社会对各类教育越来越大的需求，私人办学也应当逐步成为扩大教育机会的辅助途径。
在我国，教育经费主要有两大来源：一个是各级财政拨款；另一个是来自其他渠道的经费，包括学校自身收入、社会集资、捐赠、企业赞助等等。两个来源的经费合到一起由学校使用。但学校在使用经费时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即由于时间上的差距而不得不让资金暂时闲置，从而导致资金使用效率的下降。针对这一问题，厉以宁教授指出了建立教育银行的必要性——在教育领域内，经费总额不足和资金的暂时闲置是并存的，成立教育银行将有助于融通资金，使总量有限的教育经费得到更好的利用。
首先，教育银行有助于把某些教育经费（如科技开发费等）由无偿使用变为有偿使用，以节省教育经费。教育银行可以运用差别利率等调节手段来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这里一个重要的原则是破除教育贷款中的平均主义，即不能把教育银行看成是教育领域的“扶贫”机构。教育银行应当根据科技开发项目的效益的高低来对待前来申请贷款的教育单位，这将督促各个教育单位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转变“吃大锅饭”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