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长期革命”，是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动，这个变动，有的部分至今也没有彻底完成。这长达100多年的革命，是中华民族屈辱的百年，也是面临血与火考验从而奋起的百年，更是中国历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百年。这其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
如果从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这“长期革命”，无疑是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革命，它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长期革命的准备阶段：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
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通过前面几节的分析，黄仁宇先生说，我们心中应该有这样一个印象，就是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因此，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所以，黄仁宇先生警告说，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假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呢？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西方各国情形全不相同，概而言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前面的分析，已经多次体现了这一特征。
然而，自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五口通商，中国的社会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它的影响究竟是好是坏，至今还是一个争论的题目。但是，即使是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也不可能对中国没有好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铺设，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事实，更不用说现代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的推广了。
不过，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稳固，而西方法制与中国社会也格格不入，所以西方人在中国所得的利益也相当有限。这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能如日本一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正因为如此，所以黄仁宇先生才会沉痛地说，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
关于洋务运动，大家都已非常熟悉。它是在以镇压太平天国的运动中，逐渐掌握了实权的地方大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通过与西方的接触和了解，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确切的了解，深感中国“器物”之不如西方，下决心向西方学习。同时，出于共同的政治利益，他们又在中央得到了较为开明的恭亲王奕忻等人的支持。在这期间，他们创办了很多利用西方近代技术的企业，比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轮船招商局等。
不过，由于顽固派的竭力反对，也由于洋务派坚持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观点，主要是由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与维新派斗争时提出的观点，并且在此后的历次文化争论过程中，都发挥了巨大的影响)的文化方针，坚持保卫传统体制，只能有限地吸收西方科技，而不能从社会根源上找原因，所以效果远不如日本那样的国家突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发挥的空间，也因成为慈禧太后操纵权柄的工具而大打折扣。在当时的条件下，应有的经费也得不到保障，即如当时被号称亚洲海军之最的“北洋舰队”，也因慈禧挪用经费，庆祝六十大寿和修颐和园而长期得不到更新和补充。相比之下，日本则是在天皇的带领下，全民捐款，组建自己的舰队。有学者指出，如果中日两国的军备竞争能真正持续20年，日本早就会被拖垮，根本就没有可能进行对清朝的战争。
经过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洋务运动的成果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证明并不能如此挽救中国。中国开始进入从政治层面救国的阶段。
百日维新时，光绪帝和康梁等人之作为，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他们从6月11号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开始了维新变法。其主要政策，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旧机构改革，如裁撤绿营、“督抚同城”各省份的巡抚以及河东河道总督；废除八股，取消书院，设新式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的商务局，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商办实业，组织商会。另外，他们还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经费，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
但黄仁宇先生指出，这时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同时，光绪帝毫无实权，就在他发布上谕的第四天，他的亲信和老师、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就被慈禧太后勒令回籍，而她所宠信的荣禄则署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后又经过袁世凯的反复(据说是告密，但史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研究清楚)，维新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
总之，维新变法给人印象最深的，只是历史感慨：一群书生，手无寸铁，居然要公车上书，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想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最后皇帝被软禁，这些主张改革的人，也只好树倒猢狲散，各奔东西。不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知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东渡扶桑；只有谭嗣同觉得革命是个长期的过程，各国变法都有流血者，“今日中国之变法，自嗣同始”，慨然赴刑，临刑时还口占一绝：“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可悲可叹。
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开，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所以，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77年中，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只能算是中国长期革命的一个准备阶段。而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再恰当不过。
高层与低层的脱节：辛亥革命
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
——黄仁宇：《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长期革命》
黄仁宇先生说，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做取士的标准，这既是庙堂里统治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正因为如此，则清朝的灭亡也就更加不可避免。
1905年，孙中山等人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将相当多的反清知识分子力量团结在一起。随后，他们组织了一系列的起义。1906年和1907年之间，光复会革命党人陶成章、徐锡麟和女革命者秋瑾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秋瑾以绍兴大通学堂为据点，招致金华、处州、绍兴三府各属会党首领，运动杭州军、学两界，约定起义，但没有严密的组织，号令也不统一。1907年6月，绍兴、嵊县和金华各处先后单独发动失败。徐锡麟在匆促中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希望以冒险的军事暴动夺取安庆，结果徒以身殉。随后秋瑾在绍兴也被捕，壮烈牺牲。
孙中山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中，接连六次发动了在两广和云南的武装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5月)、惠州七女湖起义(6月)、钦州、廉州、防城起义(9月)、镇南关起义(12月)、钦州马笃山起义(1908年3月)和云南河口起义(4月)。孙中山在镇南关起义中，亲自披挂上阵，参加战斗。但起义本身基本上是依靠地方性的会党组织，或是通过会党联络自发斗争的群众，由同盟会派人前往领导，给予金钱和军火的援助，或是以会党组织小型敢死队，企图夺取一个据点。这些缺乏群众性的军事冒险最后都归于失败。
同时，国内的立宪派也在纷纷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经慈禧而到后来的宣统，于1911年5月成立了“责任内阁”。但在内阁大臣13人中，满蒙贵族即有9人，其中皇族又有5人。这使得对立宪寄予厚望的立宪派人物大失所望，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更加此起彼伏。
1910年前后，平民反对清政府借“新政”名目苛索侵扰(如户口捐、自治捐、学堂捐)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一年，江苏全省有一半州县发生抗捐斗争，“聚众毁学、折屋伤人之事，几于无地不有，无日不有”。河南许多州县人民反对“自治捐”，往往数万人集合拆毁县署。山东莱阳农民在五月间反对“新政”勒索，数万人围攻县署，“捣大户，捉富豪”，并发展为武装起义。
同时，这一年长江流域各地灾情严重，官僚、地主、奸商和外国洋行囤积抬价，并偷运米粮出口，于是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纷纷掀起抢米风潮。长沙人民由抢米斗争发展为数万人焚烧巡抚衙门、银行、税局、教堂、洋行，以至日本领事馆的大规模反帝斗争。
孙中山看到革命形势的新发展，连续指示同盟会的一些负责者，要他们乘机发动起义。在1910年2月和1911年4月，同盟会两次在广州起义，但这些仍然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结果都失败了。在第二次有名的广州的黄花岗起义中，从各地调来了许多重要骨干，结果全部壮烈牺牲。这大大地削弱了同盟会的领导力量，对于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的掌握政权极为不利。
正在这时，恰好发生了保路运动。川汉铁路是由民间集资筹办的铁路，其中四川一段，是按地租的3%出谷米作为铁路股本。但为获得西方的借款，1911年5月，清政府宣布将其收归国有。在“国有”的名义下，这些资金被政府没收，路权又被抵押。因此在铁路问题上，平民、地主绅商、立宪派都跟清政府发生了切身利害的冲突。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总督府前枪杀请愿群众数十人。在这个大惨案发生之后，革命党人和会党在各地组织“保路同志军”进行武装斗争。清朝的统治首先在四川被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