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当爱情的保质期过了，它就会像被忘在冰箱里的面包，霉变、腐烂，变成梗在男女心中的毒药。曾经让自己爱到付出生命的爱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变成了皇帝御赐的鸩酒。于是，出于对生命的珍惜，我们一改飞蛾本性，玩儿了命的想要从他或她所在的空间中逃走。那个两个人曾经视为宝贝的“爱的小窝”，会在转瞬之间变成纳粹的集中营。于是有了诸如“七年之痒”这类给爱情下保质期限的词语；于是，那些昔日爱得死去活来的、偷跑私奔的，全都无一例外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困局之中——怎样躲过他（她）的耳目，去大胆猎艳一番。假若有这种思想的是个情场高手，那么，就要恭喜他（她）的伴侣可以不必担心哪天撞到，将自己气死。如果有这种思想的是个情场愣头青，那么，还要恭喜他（她）的伴侣，你已经有了机会，可以名正言顺地出轨。反正在生活中，那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情感早就变成了见上一日如度三秋的无奈。且爱情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就让它顺其自然的在风中消散不就得了。就像那句“天涯何处无芳草”，早早散了，早再找。也别管自己是出轨的还是被别人甩的，全都挥一挥衣袖，将它视作“云彩”，留在回忆中的“康河”就好。
可惜，现实中的人往往做不到这样的洒脱，当发现爱人有出轨的迹象，也顾不得有没有既成事实，无一例外的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仿佛现在面对的不再是那个曾经爱入骨髓的爱人，而是一个刨了自家祖宗的坟，还骗光了全部家财的仇人。在那一瞬间，眼神的碰撞，不再会产生如秋水生波的情愫，只有崩裂出的让人恨不得躲到桌子底下的火花。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一旦到了这种境地都会毫不迟疑地翻起老账，一面细数着自己的付出，一面数落着对方的不是。有些甚至会摔锅砸碗，将所有能够毁坏的东西统统毁掉，假如不是刑法当道，他们定要撕咬在一起，用血肉模糊地身躯为彼此的爱情画上句号。可，即便他们做得再过分，在面对众人的指责时只要祭出如是理由——我们相爱过，就一切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柏杨先生在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后，甚是惊奇地对世人说：
真正的爱情，不一定有嫉妒；即令有爱情一定有嫉妒，它的逆定理也不见得成立，不能依葫芦画瓢曰：“有嫉妒才有爱情。”有些太太对她丈夫嫉妒得要命，却未必爱他也爱得要命。盖嫉妒是在一种和爱情同样浓烈的感情，没有理智，不问是非。一个人为了爱情，固神魂颠倒；一个人为了嫉妒，也同样会神魂颠倒，都是一种强烈的愿望，不但充满了想象，也充满了联想。所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可救药，一种是正在恋爱的人，一种便是心怀嫉妒的人也。
爱情和嫉妒本来就是两件事，盖当人恋爱时，会产生强烈的独占欲，会被激发出自己的嫉妒潜能。但那种嫉妒之火是决计不会烧到自家爱人身上的。但是，单纯的嫉妒就不会受这一法则控制了。它通常没什么理智可言，又少了份爱的拘束，于是当有些人为了所谓的爱愤而杀人，愤而自杀，愤而伤害他人时，请千万别在他身上打上“爱”的标签，那一系列偏激的举动，绝对与爱没有任何关系。
还是在《我的名字叫金三顺》中，当玄振轩向金三顺大谈爱情保质期的理论后，金三顺是如是回答的：
我没谈过一次轻轻松松的恋爱。开始的时候做好充分的考虑，完结的时候也是一样。不管激素是漫溢还是干涸，我是真心的去努力的，是真心的!
爱情或许会有保质期，但爱情不是死物，它是活生生的跃动在我们手中的，当爱的瑰丽色彩褪尽，当它的生命力在手中减弱时，请不要轻易地放弃，请不要将它视为衣袖上的尘土。它只是需要你的注意和努力。柏杨说：
爱情是不按逻辑发展的，所以必须时时注意它的变化。爱情更不是永恒的，所以必须不断的追求。
当两个人相爱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自然而然的完成它至关重要的一个步骤——结婚。在我们的古代封建社会，结婚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由而言的，其发起到拍案钉钉，基本上全靠媒婆那张嘴。而媒婆们向来包销不包修，于是古代的女子在出嫁前都要去逛逛庙，撒上大把的香油钱，指望自己能够嫁个如意郎君。然，其灵验性，看我们居高不下的纳妾虑就可窥得一斑了。与我们这种绝对的不自由相对，在西方文明中，女性显然被赋予了更多的自主权。尤其是近代启蒙思想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如何提高婚姻质量这一话题上。其中颇有建树的就数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她在这部作品中，从女性的角度去评价爱情，去关注婚姻，并提出了“理智地去结婚”这一观点。
“理智地去结婚”很多人都会不自觉地联想到《新结婚时代》中，顾小西的经典台词——“现在的择偶标准是，有车有房，父母双亡。”于是，“理智婚姻”不可避免地与“势利”二字联系到了一起。于是，男人们都开始怀念原始社会。那时候，有头猪，有个山洞，就能结婚。就算什么都没有，还可以唱唱山歌，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照样能把女孩子吸引过来，浪漫又潇洒地完成终身大事。那时候结婚就如同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一样，只要一腔热血，一股冲动，老婆就到家了。基本上，难度为零。可是现在，要是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没有存款，那光棍是打定了的！
所以，现在走在大街上，看着一个个垂头丧气大骂“势利眼”的，他一定是被女朋友甩了的可怜王老五。而追本溯源，这又和“理智婚姻”脱不了关系。男人抱怨说，现在的女人太现实，太懒惰，谁都不愿意创业。现在的女人说，要想得到女人的尊重，就要有能让女人尊重的实力。于是，男人和女人从原本的琴瑟和鸣、佳偶天成，到了现代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其实，“理智地去结婚”跟有房有车完全是两码事。作为男性，他的经济基础自然会被列为择偶的标准之一，但却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准。在简·奥斯丁的眼中，真正让两个人走到一起成为夫妻的不是财富的多少，而是爱情的浓淡。她眼中的婚姻，是一道主次分明的菜肴。主料是爱情和双方的人品，其次是二者的共同语言，最后才是财富的多寡。在她看来只有具备这样标准的婚姻才会长远，爱情才会开花结果。单单强调其中的任何一样，都只会让自己陷入不幸的漩涡。
当然，就算附和了简·奥斯丁的婚姻理论，如果不去小心谨慎地维系它，不幸也还是会随之降临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婚姻愈来越小心谨慎的今天，离婚率却依然高居不下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爱情当道的时代，却平添了那样多的怨偶。今天，我们太过习惯对婚姻说再见。纵然是我们千挑万选的伴侣，一旦进入了婚姻生活，一旦两个人开始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爱情也好，婚姻也罢，就全不是我们幻想中的样子，原本华丽的珠光漆会在生活的石壁上磕磕碰碰，退去所有美丽的色彩。所以，有人说：“当我们结婚，我们的梦就破灭了。因为，在一个屋檐下，所有的淑女都不再穿丝袜，所有的绅士也不再打领带。”
而一旦这些美好的东西退去，现代人就会迫切地想要结束这关系，并且弃如敝履。又或者，来一段“家里红旗不倒，屋外彩旗飘飘”的风流韵事。至于因他们结婚而结成的家庭，在他们眼中也就不再具有什么意义了。
这种对爱情和婚姻极不负责的态度，是对爱情的过度崇尚和不懂维系的必然产物。是故这并不是中国土产，在启蒙思想发源的西方世界，这种情况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发生过。那时的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离婚率居高不下。大多数人将婚姻道德定义为——只要爱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向来感受时代脉动的好莱坞，适时的推出了影片——《廊桥遗梦》。里面关于弗朗西斯卡和罗伯特的禁忌之恋，赚足了人们的泪水。只为他们为彼此的付出，和对爱情不放弃的坚守。
弗朗西斯卡同大多数忙于家务的人一样，对婚姻充满了厌烦。她的灵魂深处渴望解放，渴望像少女时期一样，大胆地走在时代浪潮的顶端，大胆地去与让自己心动的人相爱。而事实上，在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后，她也确实得到了这样的机会，再一次陷进了热恋之中。她与罗伯特都十分清楚，这份爱很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所能迸放的最后一点火花。他要她追随自己，离开这个困住她灵魂的小镇，他愿意带她去飞，去看遍只会在她梦中出现的美丽世界。然而她拒绝了，她说：
我很高兴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我意识到，尽管爱情的魔力不可抗拒，可放弃了责任，魔力就会消失。爱情就会蒙上一层阴影。假如我跟罗伯特走，这个家就会破碎。这是一个多么温馨的家，我怎么忍心亲手去毁了它。你们能体会到家庭生活的甜蜜吗？
她用自己的心碎维持了家庭的完整。如果只是这样，这部爱情经典还不足以令人回味，难忘。将这部影片推向高潮的，是弗朗西斯卡日记的最后一段，在这一段我们仿佛看见了这个女人流泪的心，坚强的心，忠贞的心。她说：
你们的父亲去世以后，我曾经找过罗伯特，可他已经离开了地理杂志社。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我把对他的思念，寄托在我们曾经到过的那些地方。所以，我在每年生日的那一天，都要故地重游。可有一天，我收到他律师寄来的一个邮包。天哪！可以说我没有一天不在思念他，他说过，我们俩融化成了一个生命。他说对了。我们俩的感情超过了人世间所有的人。要不是他，恐怕我是不会在这农场生活这么多年了。
记得你想穿我那条裙子，我不肯吗，卡洛琳？就是我从来不穿的那条。我知道这很傻，可是，我觉得就好像你想穿我的结婚礼服去看电影一样。希望你们读了日记，能够理解我，为什么要火化。这不是一个老太婆的一时糊涂，我活着的时候属于这个家，但愿死了以后，属于罗伯特。
他们的爱情不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无奈的被拆散，更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家族力量的面前无力地殉情。他们的爱情更为伟大。因为他们在爱的过程中考虑了家庭，考虑了亲人。他们或许是悲哀的，没人相信，人死后尚可相守。但在一段婚姻中，我们没有只是索取的权利，我们对它更多的，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柏杨大事年表
1920年 生于河南开封，中学时曾参与中国国民党下的青年团体
1937年 “七七事变”，投考河南省军事政治干部训练班
1938年 加入国民党
1946年 从原国立东北大学政治系毕业
1947年 被校方查出使用假学历证件（他曾称自己是中央大学的肄业生，转入流亡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被教育部永远开除学籍
1948年 一方面担任私立辽宁文法学院政治系副教授，一方面与友人徐天祥、孙建章在沈阳创立报纸《大东日报》。沈阳为解放军攻下后，前往北平
1949年 在上海遇见恩师吴文义，并随其到台湾；同年，进入屏东农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
1950年 因为“收听匪区广播”而被判刑六个月。出狱后，历任教师等职
1953年 平生首篇散文在《自由谈》上刊出
1954年 在救国团任职；任职后开始写作小说，而且小说都有相当的现实性与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