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卷大臣朝服随出，序立于丹陛下，时新贡士集中左门，听候点名授卷。卷由礼部印制，放底页有印卷宫二人衔名。凡粘接处背面均钤有礼部堂印，卷面署应殿试举人臣某某，卷内首页填注年岁、履贯并三代脚色，均礼吏所办，非本人自书也。领卷后，鱼贯入，至保和殿，安设考具毕，复出。序立于丹陛下，读卷大臣为首者，入殿捧题纸出。授礼部堂官，礼部堂官由中路至丹陛，设于案上。读卷大臣率诸贡士行三跪九叩首礼。读卷大臣退，礼部司员分发题纸，诸贡士跪受。复入殿内，就坐对策。殿上原设矮桌，高仅尺许，东西对向，桌上均粘贡士姓名、定制，当依所定位次，跌坐地毡上。据桌选写，然应试者均自携折叠考桌，就地支起，高逾二尺，即以考箱作坐具，舒适多矣。在殿上各呼相识接席联坐，谈笑自若，凌乱无序。监试之大臣数人，徘徊于殿门内外，熟视无睹。想皇帝亲临当不尔尔，盖临轩策士之举，久已视为具文矣。试策程式，起用臣对臣闻四字，末用臣末学新进至臣谨对二十余字。
全卷凡八页，页各十二行，行字无定数，然相沿均二十四字，行必到底，以七页四行为合格，必着一甲。第高下全凭书法，故所对多敷衍词头，凑合字数，而专注意于膳写，全卷凡一千九百余字，卷纸甚厚。字体亦巨。无论撰作，即誊写亦甚不易易矣。发题在日出以后，尽一日之力。试卷写竟，先呈监试王大臣，于卷末画押。携考具出，至中左门。翰林院派收掌四员，驻彼交卷。收卷后，即付弥封。原卷端两页有折叠痕，并用纸捻穿钉，加印弥封官关防，今虽揭去，然余纸尚存。可验也。翌日，读卷大臣上殿读卷，按卷数均分，每人各得若干，就所设矮桌展阅。阅毕，复彼此互阅，称为转桌。各就眼力所及，各于本人姓下作一圈，或尖或点，以定高下。惟圈不见点、尖不见直，反是则为凌躐，应受处分。检阅是卷背有墨印八人之姓，即是科所派读卷大臣。凡二圈六尖，即转桌既毕。乃公定前十本，亲粘签书定甲第，其余则各标识排定。交内阁供事粘签，是卷卷背弥封官关防纸侧所粘黄签第二甲陆拾玖名者即是。相传殿试书法，以黑大方光为上，先生书法秀劲，不合时趋，故仅得二圈。
余皆为尖，不能列入高第也。凡两日阅卷毕，次日具摺，由内阁呈进前十本。读卷大臣同时入觐，候钦定。间有将原定次第更动者，是科一无更动，即就御案前拆去弥封，以次呈阅。读卷大臣退至南书房，写具名单进呈。候发下，读卷大臣携至乾清门外按名呼唤。诸贡士均齐集，候于阶下，闻呼者即出班，随诸大臣入宫引见而出。读卷大臣复退至南书房，用硃笔判前十人甲第，至内阁大堂写黄榜。饬供事将其余各卷拆去弥封，由诸大臣分判甲第，是卷卷面有硃笔第二甲陆抬玖七字，即读卷大臣所书也。传胪亦为大典，皇帝升太和殿，读卷大臣及百官均朝服行礼，鸿胪寺官引新贡士序立宣制：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复引第一甲三人出班就六七品级山跪，余不出班行礼，其实新贡士除一甲三人外，到者绝少，盖亦视同具文矣。胪唱后，礼部奉黄榜出午门，置龙亭内，异亭至东直门外张挂，并由内阁复呈进全榜题名录，交礼部刊刻之。礼部抄录策题及各进士甲第名次交工部，国子监镌碑树立于圣庙大成门外，至是而殿试事毕。殿试后，复有朝考，别定高下，与殿试甲第参核授职。此别为一事，故不论。
刘屏山先生集跋
常州刘子逸甫、逸樵，以其先德宋屏山先生集示余，且言先生后七世孙迁居于常州之东乡芳茂山下，聚族而居，迄于今二十有八世矣。光绪间族人等刊其遗集以行今，后得明弘治本，欲覆锓以传于世。索余一言，余受而读之，首胡宪序，次屏山集跋，又家藏刘病翁遗帖跋。又刘公墓表，皆先生弟子朱文公笔也。次张磻溢议，郑起潜复议，次弘治十七年崇祀公移，全集文凡九卷，赋诗词凡十一卷，与光绪刊本编次相同，而分卷略异。盖彼出于正德刻本，此居其前，以书贵初刻律之，固当较胜。旧传有崇安至元庚辰刊本，惟天禄琳琅自云有之，然其书不存，且其题记亦无以证其确为元刊，是则弘治所刻在今日固无最古之本矣。先生道德文章，举世钦仰，余何敢妄赞一辞，逸甫昆仲追怀祖德。发挥而光思之，著述垂诸久远，且益求精审。以补前人之所未逮，大贤遗泽，自当流衍于无穷也。其书旧为嘉兴李聘、长洲顾湘舟、海盐黄锡蕃所藏，李顾均藏弆至富，黄氏为余邑先哲，与百宋主人相契，赏鉴亦精。余获睹此，尤深幸也。
夷白斋集跋
（1938年12月3日）
夷白斋集仅明弘治有张习刊本，习自序言夷白文集三十四卷（疑为三十五卷之误）。留吴下士大夫家，秘不获见。后仅购得其半，又从他处辑得百数十篇，编为十二卷。刊行于世，四库著录者三十五卷、又外集一卷，总目引朱存理楼居杂著，谓得钞本于王东郭家，临写一部，计二百九十六番。又云尚宝李公前修郡乘时，先得海虞人家本一册，复有遗文三十五篇。予悉录之，与王氏本相较异同。为拾遗一卷云云，海虞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旧刊本为泰兴季氏故物。延令书目称为元钞，余尝假得景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全书番数与存理所言正合，是必同出一源，又外集文三十五编，与存理所辑拾遗亦同。
但尚有古今体诗百十七首，存理跋概未之及，故四库总目疑为后人有所更定。然何以全书番数与遗文篇数又皆相合，王东郭本今不可得见，只可以疑传疑矣。是本旧藏汲古阁毛氏，嗣转入于爱日精庐。见张氏藏书志，取季本对勘，编次全合，而文字则颇多歧异，其所从出必为一别本。钱遵王所藏从叶林宗家稿本摹写，见读书敏求记，或疑此从钱本传录。然既云稿本，必当较胜，此殊不然。卷中朱笔所校，即以季本为据。盖张氏续得季本，见其异同之字较前本为长，故取而校正之。撰初吾兄近得自海虞旧家，出以相视，询余校笔是否出于月霄先生之手，余未能辨，不敢妄答。然精慎缜密，到底不懈，必为名人之笔无疑。揆初其珍重藏之。中华民国二十有七年十二月三日。张元济谨识。
今献汇言题辞
（1937年7月28日）
明史艺文志杂史类高鸣凤今献汇言二十八卷，四库杂家类存目仅八卷。提要云据其目录所刊凡为书二十五种，乃首尾完具不似有阙。北平图书馆所藏与通行汇刻书目均二十五种而书名异者乃十之四五，是编为余亲家葛词蔚兄所藏，乃有三十九种。较明史、四库所纪及北平藏本均有增益，原书分装八册，有书签者三。首册题内集、注黑地白文忠字，七八两册题外集、注征伐二字。北平藏本双溪杂记菽园杂记二种合装一册书签犹存、亦题外集、所注字形已损、约略可辨为乐字，核其册数当为第六，然则外集四册当以礼乐征伐四字为记，以此推之。内集四册中有忠字，当亦必从论语中选用。
论语中以忠字合成四言者唯忠信笃敬及文行忠信二语。余友周越然尝得一部，数种与是本同，惟是本首册三种乃在井观琐言之后，约当第三册。然则是签所注当为文行忠信四字而非忠信笃敬矣。原书虽无总目，然以书签考之，当为完书。余为商务印书馆辑印丛书集成，词兄发箧相假。景影之时，司其事者不加审慎，乃以阿拉伯数字编印叶号，并以粉笔略施描润。虽仅有二种，而原书真面已损。还书之日，词兄墓有宿草，愧无以对死友，反因以重值。乞越然斥其所藏将以相易，咏莪姻台谓可不必，但属纪数言，俾后之读者得知此之由来，余重违其意。因书此以志吾过，词兄有灵幸宽宥之。
题潘博山藏缪小山辑友人手札
（1939年12月21日）
比闻吾友潘博山得缪小山先生所辑朋辈书札数十册于北平。昨介其戚顾君起潜，携一册见示，中有余书十六通，大都作于光宣之际暨民国初年者，皆讨论收书及通假藏书之事。内有三通为记室汤君颐叔代笔。当时所见多为湘中袁氏漱六、丰顺丁氏持静斋、满洲盛氏意园之物。几已幻若云烟矣，册中凡九人，存者满洲宝瑞臣，今在长春。山阴蔡鹤庼，侨居香港。武进董授经，今在北平。南北睽隔，邈不相见。余如萍乡文芸阁学士、俞恪士观察，稍长于余。吴县王扞郑、湘乡李亦园、萧山汤蛰仙三君皆余壬辰同榜，年齿亦相若。今尽化为异物，故交零落，世事沧桑，为之黯然。
刊印槜李文系征集遗文启
（1921年8月）
嘉兴忻君虞卿辑成槜李文系四十六卷，久未刊行。同人以乡邦文献攸关，怂恿付梓。原书起自汉，迄光绪。中慮犹有阙，亟思增补，并拟广至宣统季年，继代为书。海内宏达，同州诸彦，藏有旧嘉兴府属先正文字，无论已否成集，咸请采副见示。篇帙较繁，则择其尤者。更乞编次仕履，附采言行，作为小传，以识生平。分任收稿者，京师金君篯孙、杭州陈君尚旃、龚君未生、嘉兴王君蔀畇、嘉善钱君铭伯、海盐谈君麟祥、平湖张君厚芗、石门陈君瀛客、桐乡沈君耆洛。并于各省及上海商务印书馆设代收稿处，转寄上海葛词蔚张菊生两君汇成。如蒙代辑遗文，即祈就近送交各处，但截至辛酉年终为止。原书凡例及姓氏总目已编印成册，分赠同志。如承索阅，望函致各收稿处，即当寄奉，伏维公鉴。嘉郡同人谨启。
在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会开幕式上致词
（1948年9月23日）
今天中央研究院开第一次院士会，到会的都是国内著名的学术大家。元济老朽，一无所知。在这里滥竿，实在惭愧，但是借这个机会能够对诸位说几句话，也是平生的幸事。前个月波兰召集四十五个国家的代表，都是很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开了个和平大会，发表了一篇保卫和平的宣言。今天我们开会，到会的都是国内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元济因此有一种感想，要把这个半世纪的经历和当前的时事，向诸位贡献一些意见。
五十多年前元济正在北京，我们因为朝鲜的事和日本打仗，这就是所谓甲午中日战争。我们被日本打败了。大家从睡梦里醒过来，觉得不能不改革了。那时在上的是前清德宗皇帝，最难得的是这位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的专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见解。那时元济正在总理衙门供职，有两件事可以来证明，德宗喜欢看新书，差不多天天都有条子到衙门里要书，都是我承办的，这是一件。那时我们已经承认朝鲜国自主，派公使去，要递国书，总理衙门进呈国书的稿子，将大清国大皇帝高一格写，朝鲜国国王低一格写，被德宗批驳，斥为腐败，不合对自主国的体制，这硃批是我目睹的。这又是一件，这样看来，德宗对于中国是有希望的人，同时还有几位明通的大官和具有朝气的新进，都想起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元济当时也是一个摇旗呐喊的人。
同时，那班新进有开会的，有办报的，有上书的，德宗陆续的擢用，我们正在热心的希望。谁知道出来了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联合着把德宗拘囚起来，硬说他有病，不能听政，把那时的所谓新党杀的杀，下狱的下狱，充军的充军，革职的革职。不到几天，将德宗在一百天里举行的新政全部推翻，这就是所谓戊戌的政变。假使没有这政变，就不会有庚子的义和团，因为这义和团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顽固昏庸的大臣制造出来的。倘然没有戊戌的政变、庚子的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併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象一个国家，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一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这一部伤心史，回想起来因果相生，都是人造的，而不是天定的。
抗战胜利，我们以为这遭可以和平，可以好好的改造我们的国家了，谁知道又发生了不断的内战，这不是外御其侮，竟是兄弟阋子墙。我以为这战争实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说来都是想把国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谋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径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么不可以坐下来商量的。但是战端一开，完全是意气用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打的时候并没有多久，已经闹到所谓四海困穷，人民有些受不住了。报纸所载，那边的占领了东九省，围攻了太原，打破了开封，现在又进逼济南。关外、山西流亡的学生，成千成万的到了平津武汉和南京，吃没有好好的吃。住没有好好的住，哪里还说什么入校求学呢。前几天我听到李润章先生说，他原籍昌黎县，一年之内两方的军队一出一入共有三次，地方的蹂躏也就可想而知了。这边不受战祸的地方，应该可以安全些了，其实不然，到处征兵征粮，也弄到鸡犬不宁，民不聊生。即以学校而论，教师所得的薪水几乎不够生活，有人告诉我，胡适之先生在北平每天不能全吃饭，晚上都是喝粥，我听见十分难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