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领事裁判之权，所用民法、商法、治罪法无一不折衷于拿破仑之成宪，不可谓非修明法度也。内则集权中央，有内阁、外务、内务、司法、大藏，军务诸省；外则地方自治，有郡长、市长、村长、委员诸职，不可谓非讲求治术也。变易农法，奖励工商、铁道、运河、灯台、电信、桥梁、诸大工业无所不备，不可谓非挽回利权输进文明也。乃他人行之无不足以致太平，而埃及行之，非独无以救贫弱，且将不免于败亡，岂其事之有效有不效耶？毋亦诚意未孚，不务其实而务其名，徒以为涂饰耳目娱乐外人之用，未行之先，不暇推究，既行之后，遂无一不与国势民情相触，以至溃败决裂而不可收抬也。既种是因，应结是果，纵级惨酷，于人何尤。特是埃及已矣，而欧洲之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已由近东而推至远东。凡与结接为构者，能无履霜坚冰之惧乎？虽然，吾不患他人之以埃及待我，而特患我之甘为埃及也。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涉园主人序。
《法学协会杂志》序
（1911年7月）
管商诸子号称法学之祖，然不过为政治家思想之偏重法治，未尝认法律为一种科学，而分科研究之也。汉唐以后，但有笺注律令之学，绝少攻究法理之儒。至近世怵于欧美各国之强威，自摹仿战器工艺时代，渐进而窥见其法制之明备，颇有与吾古法家言相合。因此渐有研究欧洲法学者，光绪已亥以后，东游渐众，聪颖者率入其国法科。因文字之便利，朝受课程于讲室，夕即侈译，以饷祖国。斯时杂志之刊前后相继，称为极盛，鼓吹之力，中外知名，大吏渐为所动，未几而朝廷有考察宪政之使命，又未几而仿行立宪政体之国是定矣。
溯厥原因，虽至复杂，然当时输入法学，广刊杂志，不得谓无丝毫助力也。至今日，则所谓预备立宪者既四年矣。旧法之修改，暨新法之颁行，汇录而置之案，其高几可隐人，此法治之效果也。虽是欧美法制美备之国，尚不逮十二三，然返观社会，颇苦于朝廷立法之本意及法治国国民之本分，均有未甚了解者，则社会于法令之颁布，尚无有加以研究而纠正之、推阐之、指导之之故也。然以个人而研究法令，则智识有限，不如以学会共同研究之之所得为多。以学会研究之诚善矣，尤不如以杂志刊布之之所及者广。故以学会研究法学，以杂志发表研究法学之所得，诚为今日至急之事矣，约举其利，益有数端。
今朝廷设修订法律及编查宪政之馆，网罗中外明法之士，无虑数十人，又广延通才充顾问、谘议之选。然大率身任数事，精力未能专注，或更尸位素餐，无所可否，其实行握管起草者，不过三数人。此三数人之学问经验如何姑无暇论，以吾国幅员之广，风俗习惯之不同，政治历史之繁复，谓以三数人之智识，所发表可以通行无阻，无是理也。故近年所颁法令，其不利于实行者，实不胜枚举。然非身受其痛苦者，虽明知其不法，亦漠不相关。至执行之官吏，本相习无实行之观念，亦明知其不能实行而姑为奉行，且深利法令之不能实行，可预为诿卸之口实。若夫身受痛苦之人，则又以知识之不足，至无所控诉之时，横决暴动，以自为救济。然其借口以为横决之事实，又率非其所受痛苦真实之原因，因此法令之不善，反得借此以自匿，而永无改良之望。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已颁布而未善者，共相研究，指其得失，而加以纠正，以杂志公布于天下，则修订者可借为攻错，执行者可预为补救。即身受者亦可心知其故，而为正当之诉。愿此学会杂志之利一也。
且闻从事起草法令之人，亦有明知法令之未善，而不能救正者。则以政府意旨所在，或一二要人为迁谬锢蔽之论所劫制，甘以一时之感情，冒天下之不韪。新进下吏，或因利害所关而不敢争，或争矣而未见信，遂致前后抵触，违背法理之法令时时成为问题。若有学会焉，于法令之正在起草尚未颁行之际，预为研究，凡今日政府所易蹈之谬误，先为痛论其得失，则政府或有所顾忌，未敢任意杂以私见，即起草诸君之稍明法理者，亦可借以自壮，不敢终于缄默。此学会杂志之利二也。
凡法律之解释最易起疑问，有同一条文而当事者双方各主张自己之利益，各有坚卓之理由者。故各国解释法律之书，汗牛充栋，学派颇多。其他施行细则、判例、批评等应用之际，疏解之方，亦至不一致。然立法之本意决无甘违反人情者，法律而有不顺人情，非字句之偶疏，即解释之或歧耳。故法律解释之当否，其关系甚巨，其权决不能全委之官吏，必有学者以为之监督补助。盖官吏因其地位感情之不同，而观念遂淆，或至徇一时之利害。若学者则以学理人情为标准，必能顾世界之公论。故若有学会杂志，于已颁行之法令共为研究，而加以笺注、解释，则非特可祛解法令之弊，且可妨官吏曲法之害，庶可得公平之结果。此学会杂志之利三也。
且法律文字虽谨严，而意义则包含甚广，往往手段则如此，目的则在彼，以普通人之见解观察之颇易失其精意。如本为保护多数之权利也，或误为增加义务；本为增进多数之幸福也，或疑为限制自由；或较旧法为严，而反以为宽，或视旧法为轻，而反以为重；或本已概括，而指为疏漏；或本为防遏，而疑为奖励。非有学者将法律之精意，时时推阐之、演绎之，作为浅说，以指导国民，则虽有最良之法令，而吾民不能心知其意，因疑俱之故，不特不能食良法之利，或反酿成恶果。若有学会焉，共相研究，而以杂志发表之，则推行之际，补助必多。此学会杂志之利四也。
综以上数利观之，则今日法学杂志之刊，诚宜多多益善矣。乃环观海内外，凡六七年前留学界所刊行之杂志，已十不存一，而海内新刊之专攻法学、能备上述数利者尤为绝少，是不特于向者鼓吹输入之功实为未竟。即如从前笺注律令之勤，亦觉未逮，宪政前途其将焉赖，元济颇以为虑，不揣谫陋，今年与同人在上海创立法政杂志社，月刊杂志一册，冀上助宪政之进行，下为社会谋幸福。今发行亦数月矣，乃者吾乡明法诸子，于杭州行政长官所驻之地，有法学协会之集合，以研究法学为宗旨，而以杂志报导所研究之状况及结果。将即日出版，书来问序于元济，因将平日所怀之意见，及吾国法治之现象，述其所感而为之序。
《浙江图书馆善本书目甲编》序
（1937年2月）
陈子叔亮长浙江省立图书馆有年，去岁冬于馆创设全浙文献展览会。余往观者再，虽公私藏弆未能尽致，然幐帙满前，吾浙文物之盛可以概见。越二月，以所辑馆藏善本书目甲编视余。余惟浙中藏书素页殊誉，宋元之世绵邈勿论。于明有钱塘妙赏楼高氏、嘉兴万卷堂项氏、山阴淡生堂祁氏、会稽世学楼钮氏、鄞万卷楼丰氏、天一阁范氏、兰溪少室山房胡氏。
于清有仁和小山堂赵氏、玉玲珑阁龚氏、寿松堂孙氏、欣托山房汪氏、椒园沈氏、丹铅精舍劳氏、琳琅秘室胡氏、结一庐朱氏、钱塘瓶花斋吴氏、振绮堂汪氏、抱经堂卢氏、婕影园何氏、嘉惠堂丁氏、海宁道古楼马氏、得树楼查氏、向山阁陈氏、拜经楼昊氏、别下斋蒋氏、嘉兴静惕堂曹氏、清仪阁张氏、秀水潜采堂朱氏、平湖味梦轩钱氏、小重山馆胡氏、石门讲习堂吕氏、桐乡文瑞楼金氏、裘杆楼汪氏、知不足斋鲍氏、归安芳椒堂严氏、咫进斋姚氏、皕宋楼陆氏、乌程暝琴山馆刘氏、德清鉴止水斋许氏、鄞云在楼陈氏、双韭山房全氏、抱经楼卢氏、山阴鸣野山房沈氏、瓞瓜堂周氏、萧山十万卷楼王氏、湖海楼陈氏。
即吾海盐，如胡孝辕之好古堂、张文鱼之石鼓亭、马笏斋之汉唐斋、黄椒叔之醉经楼、及余家之涉园，当其盛时亦尝充箱照轸，辉耀一世，或百年或数十年。堂构凋零，五厄时至，销沉飘堕，莫可究诘。琳琅万卷，化为烟云，东观石渠，徒留后人凭弔之迹。独无一兀峙岿然灵光，而菁华亦既耗竭矣。七阁之建，逾二百载，东南存者，厥唯文澜。虽中更丧乱，而鸿编巨简，散者复聚，佚者复完。典册有灵，神物呵护，省馆得是以为之基。主其事者钱章二子，精研国故，思有以光大之。博收广采，日有增益，叔谅规随，克竟其志。自宋讫明，精椠名钞凡得六百余种。而浙人著述有四之一，其在今日洵难能而可贵矣。自兹以往，倘能尽集乡贤遗著，荟萃一堂，更取宋之临安书棚、元之西湖书院、明之闵凌二氏、套板诸旧本而附益之，使全浙之文献充实光辉与湖山而益寿，岂不懿欤？吾知叔谅必有取于是矣！民国纪元二十有六年二月海盐张元济。
《马相伯先生年谱》序
（1939年11月14日）
余闻相伯先生死于谅山之讯。哀其以大耋之年，不获宁居一室，被迫远徙，殒身于千里炎徼之外，为之悲愤者不置。越四日，张子若谷以书来，言己辑先生年谱，欲谋梓行。又三日，过余所，视余以全稿。自言与先生同为天主教徒，幼时肄业震旦学院，出先生门下。暇辄诣土山湾先生所居道院，聆所述生平经历，既归必笔而存之。自先生留居南京后，不得复见。乃遍搜时人著述，参以所闻，辑为是谱。会先生年届百龄，分日排登中美日报，以饷世人之欲知先生者。今哲人萎矣，窃思以是传诸久远，又指卷中所记蔡元培、梁启超、汪康年与余从先生习腊丁文事示余。余与三君皆同年挚友，意当时或同有兹约，而又余与汪君皆未能实行。然竟获厕于私淑之列，亦弥自欣幸也。戊戌政变，余谪南下，侨居海上，始识先生。
一日与谈泰西科学之盛，先生徐言科学必有其大原，且世人又何以能知科学。余乃知先生深于教理，与世之以祸福感人者迥不相侔。数十年来，未忘斯语。张子许以其稿留余所，阅读既竟，窃叹以先生之学之才，未能一展其用。于内则仅至山东督制机器，勘查矿产；于外则仅参赞东京使署，襄助高丽举办新政，至议辟九龙商埠。且未采行，在美贷金设银行，又成而被驳。怀奇不遇，壹郁谁语？赖有是谱，聊以识其言行。师弟之情，有足多者，张子语余。先生尚有手书随使高句丽日记，暨所储中西名籍，寄赠丹阳图书馆。旅沪同乡会为之运至故里，尚未发箧而城已陷，且大火，恐书毁矣，使存者，谱中事必可裒益多许。相与感喟者久之，余悲先生之病殁蛮荒，而犹幸其能得高弟以传诸不朽也。因序而归之，读是编者，其亦有山高水长之思也夫。
《德诗汉译》序
（1939年1月）
昔尝读玄奘三藏法师传。当时翻译经文，有证义、缀文、笔受诸职，有字学证梵语梵文诸大德为之赞助，其后又有于志宁、来济、许敬宗、薛元超、李义、杜正伦等时为阅看，随时润色。盖两国文字迥殊，沟而通之，若是乎其难其慎也。海通以还，译学大启。异城名编，日新月盛。顾未闻由援唐世译经之例以从事者，余友侯官严几道，少习英文，归修汉学。其自定迻译之例，一反当世苟简之为。厥例有三，日信达雅，读其成书，殆无愧色。窃尝闻其绪论，谓译词章家言，最为不易。盖词章由文字而生，文字已移，词章何所附丽，牵强附会，必有害辞害志之失。余于英文所造极浅，然聆其言而深信，近有创真译之说者，关节脉络，一仍其朔。仅摘其所涵之实义，易以相对之辞，诘屈聱牙，不可卒读，即读之亦如坠五里雾中。
此穷而思遁之术，自欺欺人，未可为训者也。吴兴应君溥泉，幼怀壮志，间关求学，初之英伦，转而之德，诵其诗人戈德翕雷诸家之作，咏叹流连。谓其能感发人之善心，译之以饷国人。一日袖以示余，余受而读之，训词深厚不懈，而及于古。余不能诵其原作，然可决其证义缀文之际必极矜慎。溥泉语余，非独不敢违其意，即其词采、其音节，亦一一以两国之言文求其诉合而无间焉。此严几道所视为难者，而君乃黾勉以赴之，雄文健笔，洵加人一等矣。原有序，言彼邦之诗明畅浅显，能使读者变化气质，余窃请进一解。倘能更以极明浅之文，恒习之序，别译一编，使如白香山诗，老妪都解。则所以激发吾国人者，其收效不益广且远乎。或以为俯徇时好，则非余之所望于溥泉者也。时民国纪元二十有八年元月，海盐张元济序。
《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序
（1939年10月）
徐子旭瀛，肄业南洋公学，余方摄理校事，知其劬学励行笃实，异于侪辈。既卒业，游学北美，归国从政，先后长上海特区法院尤久。尝过余语，其行诣之笃实，一如其在学时。一日携其哲嗣贤怀君所撰《美国不动产抵押放款之研究》际余，谓是在美国康乃尔（Comell)大学习银行学报满考绩之作，欲得余序，以弁卷首。余未交贤怀君，然因父以知子，断必能不负所学也。留案头数月，余读之竟，窃有所感。美，富国也，其利商重农之政尤为世所称道。然在七十余年前，犹未有国家银行。设于各州者，地方银行耳。亦州自为政，而资本之■（“支力”），竞争之滥，管理之肤率，农与商交困，而农为尤。至一八六三年，《国家银行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