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总理衙门事务厅（即收发处）去，发现公文堆里有一封电报，签名的是俄皇尼古拉第二。电报是给光绪的，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由公使转呢？照例这样的电报应该立刻送给光绪的，但我一看已经在事务厅里搁了二天，我就通知总帮办瑞良 （旗人）。他骑马赶来，恐慌万分，即请同文馆学生来翻译后送进去，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当时在总理衙门当章京的，只有我一个人略识洋文。衙门里还有一个木橱，摆着和外国所订的条约。这样重要的文件竟不注意保存，任何人都可以开，都可以看。这种腐败的国家那能不亡国。
戊戌年六七月间，御史宋伯鲁奏请废八股，开学堂。光绪谕准照办。那时守旧党派反对新政的空气已甚浓厚，我就劝康有为适可而止，不可操之过急，并劝他趁机会到南方去开办学堂，造就一批新的人材，将来自然有人帮忙，一面可以缓和缓和反对的势力。但康不肯听从，说这事一定要往前进。至于后来所传谭嗣同说袁吐凯带兵围颐和园事，真相如何，我不能知悉。因为那时我只在外围，秘密我未参与。不过七月中袁世凯进京之事则属确实，当时袁在小站练兵，光绪召见他之后，就赏他侍郎衔。
八月初外间风声甚紧时，日本伊藤博文到北京来。因为他是日本名人，我们学堂的同学想去见见他，伊藤答应接待。初六日我们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去见他，当时还不知政变的事。伊藤对我们说：“一个国家要变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经过许多挫折才会成功的。诸位有志爱国，望善自保重。”伊藤已经知道政变的事，他不好明说，所以说出这一段含蓄的话。
我们由日本使馆出来，就听到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政变发生的消息。初六日西太后垂帘诏下，初八日大家庆贺她垂帘，初九日逮捕康广仁等六人。康有为在政变之前先已得到消息，由英国人李提摩太护送他出京。当日南海会馆被围，但抓不到康有为。梁启超逃到日本使馆，由日本人带他出走。康有为到天津后，马上坐英国船逃走，西太后命荣禄派飞鹰军舰去追，没有追到。梁启超由日本人送他到塘沽上船，荣禄派王修植（字菀生。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信）追梁。有人说王头脑很新，对西太后不满，荣禄所以派他去追，意在放走梁启超。因为荣禄是个狡猾的人，惯于两面讨好，但此说不能证实。王修植曾经上船检查，时梁启超已剪去发辫，改穿日本和服。王虽认识他，但不欲道破，敷衍一番即离去。后梁逃亡日本。
被捕的六君子，上谕交刑部严刑审讯，十三日绑赴骡马市大街，处以死刑。杨崇伊的儿子也是通艺学堂学生，他跑来告诉我，看他面有喜色，不知是何居心。那时天天抓人，学士徐致靖、尚书李端棻、户部侍郎张荫桓等均下狱，杀了几个人之后就没有再杀了，但外间谣传还要大批杀人。李端棻和张荫桓先后充军新疆，动身时我们都到西郊送别。李端棻走到西安便病了，由地方官奏请暂留西安治病。张荫桓被充军到新疆迪化，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下诏把他处死。政变后陆续被革职的有数十人，湖南巡抚陈宝箴、侍讲学士文廷式等均在内。
当时我仍在总理衙门，两天一班。时外间谣言甚炽，说要大批抓人，但我照常值班。静候逮捕。到八月二十三日，王锡蕃、李岳瑞和我同被革职永不叙用。于是我就将通艺学堂结束了，把校产造册交给京师大学堂。
政变发生后，我去见李鸿章。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因此我也不再说了。
我革职之后，李鸿章派于式枚来慰问我。问我以后如何打算，我说想到上海谋生。过了几天于再来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给你找事情。”我平素和李鸿章没有什么渊源，只是长官或下属的关系而已。但他对我似乎是另眼相看。
我到了上海，盛宣怀来找我，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我当时就把严复译的亚丹斯密的原富印刷出来。过了半年后，公学的总理何梅生暴病逝世，由我接任。当时南洋公学的监督是美国人福开森，我和他意见不合，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以后进了商务印书馆。
庚子年义和团事变发生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当时西太后杀了五大臣，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后八国联军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绪避难到西安，一面叫李鸿章北上议和。李经过上海时我去见他，劝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对我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呀。”又说：“我这条老命还拼得过。”后来议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观成。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同我去见光绪。那一天翁同龢被驱逐回籍，到义和团事变时西太后又命地方官对他严加管束。这是极大的侮辱。因为翁是光绪的师傅，平常和光绪甚为接近，致为西太后所忌。我见过光绪后，李鸿章问我是否知道翁同龢被逐事，当时我就觉得朝局会有重大变化。李只是叹气，那时他也没有权，对于变法事，他既不甚赞成，也不反对。
政变后西太后把光绪拘囚在中南海瀛台内，硬说他有病，不能亲政。当时各国驻华使节都赞成光绪的变法，还打算带医生去看光绪的病，所以西太后恨外国人入骨。以后所以激成义和团扶清灭洋之变，二者之间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
在当时环境之下，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断断无成功的可能。当时我们这些人要借变法来挽回我们的国运，到后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想。
拟制新式排字机议
（1923年）
现在排字架子情形，繁用字共二十四盘，每盘三十六格，每格可容四号字四十八个，每盘装一七二八个（以下均按四号字计算），二十四盘共装四号字四一四七二个。
冷门字共六四盘，每盘一○八格，每格可容四号字十六个，每盘装一七二八个，六十四盘共装一一○五九二个。
排字工人终日站立，屈伸俯仰，亦复甚劳。且字架占地太多，不可不设法改良。
现拟改制之意匠如下：繁用字用轮转圆盘，盘之直径为三十时（均英尺），即周围九十时，装铅字处分为若干层，每层缩进半时（铅字长一时弱，以半时伸入格内，半时露出格外，以便手取。）。
每一方时可容四号字二十五个强。
每层拟直撞铅字五个，分十六层。全盘可装铅字二四二○○个，比现在二十四盘所装可多出一一九二八字，是以西个轮转圆盘装繁用字，不患不足。
盘之字格概用洋铁，取其质轻而占地又少也，盘之下端有一铁圆环盘，系塔形。则中间为一空心，拟用铁条几根支撑，使其拱固。
制一木柜，高约二呎，方亦二呎，可设抽屉数层。柜面亦装一圆环，以字盘置于其上，上环与下环相切，中置铁珠，使字盘易于转动。
题颜雪庐先生大考第一卷后
（1944年）
按此次大考，系咸丰九年九月十二日降旨。十六日在正大光明殿考试，十七日派出阅卷大臣彭蕴章、周祖培、瑞常、赵光花、沙纳、全庆、匡源、刘崐凡八人。十八日揭晓。列入一等者二名。雪庐先生首列，次为周学源，原拟四名。第二为彭寿，第三为潘祖荫。钦定移置二等末，二等共二十二名、三等四十名、四等一名。二十三日引见一等二人，均以侍讲学士升用，二等前列黄倬升侍讲。夏同善、景其浚升庶子，杨秉璋、孙如仅、马恩溥升侍读，梁肇煌、杜联升侍讲。杨荣绪、瑞联、任兆坚、张之万、沈秉成、寇嘉相记名。遇缺提奏，其赏缎匹者谭锤麟、洪昌苏、冯誉骥、罗嘉福、鲍源深、蓝拔奇。而钦定移置在后者亦蒙赏给，列三等降级罚俸者丁绍、周衍、秀麒、庆恩、吉延煦、马元瑞、王凯、泰宝珣、范希淳、周誉芬、张汭、汪朝棨、钱桂森、王浵、董文焕、张正椿、福之、苏勒布。改官内阁中书者一人，则列四等之干光甲也，其事距今八十五年。时移世易，先朝掌故，几等云烟。过此以往，恐无有人能言之者矣。因详考备录如右。
按大考者为考核词臣之举，惟翰林院、詹事府各员由进士授职者方得参与。考试无定期，特旨举行。自少詹至编检一律应试，既奉旨后得告假，其长假在前者仍须补考，先由阅卷大臣拟定等第，再呈御览核定，其考列在前者不次超搉。居下等者降黜不等，令至严，典至巨也。
请修饰曲阜孔庙孔林议
曲阜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人无异词。以时代论，固在耶路撒冷、麦加之前；以人物论，亦非耶稣、摩诃默所能几及。方今海陆通道，远人踵接。津浦路南北通衢，兖州羁旅必经之地。高山仰止，固多瞻眺之情。胜境难逢，更增游览之兴。曲阜圣庙，直贯全城，南北两端。城北孔林袤延亦四十余里，其外垣所及，为孔氏族葬之区，异常芜杂。可以勿问，内垣中为圣墓，伯鱼子思父子两穴均在其前。墓尚有子贡庐墓遗址，此二千余年之古迹，尤动后人瞻望之情。今当建设之期，发扬文化，尤不容已。似宜将曲阜孔庙孔林加以崇饰，虽不能与天坛比拟，总不宜在北京雍和宫及杭州灵隐寺之亚。是否有当，伏乞裁酌施行！
祝商务印书馆三十年纪念
（1926年8月8日）
吾公司创立三十年，而所以为社会助者乃仅仅若此，吾辈方引咎之不暇，何庆祝之足云？而吾同人之意则以为公司今固幼稚，吾辈已欢爱之，若是吾必更培育之、扶植之，使进至四十年、五十年、乃至于百年，所以贡献于社会者，必能什百于今日。是则固有种种之事均自明日生之意，寓乎其中也。语云：满招损；又云：安不忘危。区区此意，窃愿与同人共勉之。
王氏补辑考证
殿本诸史均有《考证》。《明史》系出钦定，臣下不敢有所评骘，故独阙如。逮高宗一再指摘，受命考核诸臣，乃敢为之。长洲王芾卿丈，光绪中入值军机处，于方略馆获见卷一百十六至卷三百三十二凡二百十六卷《列传》人地名改译及修改字句处用黄签黏书进呈之本。继又得藁本四十徐卷，卷面题“总裁英阅总裁于阅总裁钱阅及纂修官黄辑宋辑协修官严辑章辑罗辑”等字。案语与进呈本略同。最后又搜得正本三巨册，自卷一百十八至卷三百二十八（阙卷二百五十二至二百五十六）。凡二百六卷。每卷题“明史卷几考证”，并详考总裁、纂修、协修、诸臣科第、历官年月，定为此书告成，在乾隆五十年以前。因取所得诸本，参观互证。汰其文义复沓及空衍无关宏旨者，辑成四十二卷，题曰《明史考证攟逸》。哲嗣君九克承先志，复就文津阁《四库》写本校对，证为完书。且增辑三十徐条，以补其尊人所据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