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禁欲在固定职业中的重要作用，为近代的专业化分工提供了道德上的依据；而且以神的旨意来作为追逐利润的动机也使商人们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正当的理由。在禁欲主义者看来，暴发户的大肆挥霍同豪门的放荡生活同样令人不齿。而他们对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勤俭有度与自强自立却怀有崇高的道德敬意。“天主赐福于个人的事业”这句话是那些遵崇上帝意旨而得到收获的人习惯用的赞美之辞。《旧约》中的上帝因为其虔诚的信徒们对他旨意的服从而赐福于他们，他的全部伟力必然对清教徒们产生了类似的影响，而人们也听从了巴克斯特的箴言，用自己获得的恩宠同《圣经》中圣雄们所领受的恩典相提并论，且在这一过程中将《圣经》中的主张都理解成一本神圣法典的条规。
当然了，《旧约》的内容并非都是至理名言。我们已经发现，在路德翻译的Ｊ·西拉的著作中，有一个段落首次使用了世俗意义上的“职业”一词。虽然希腊文化对这本书的影响不小，但从书中内容所反映出的基调来看，与其他扩充版本的《旧约》一样，都具有明显的传统主义倾向。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受到信奉路德教的德国农夫们的喜爱，就像大部分虔信教的成员都十分推崇这本书一样，路德教对他们的影响可见一斑。
伪教为清教徒所不容，被斥为缺乏神性的东西，这正和他们一贯坚持的区分神性之物与世俗之物的倾向相吻合。而在正统经典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约伯记》一书。一方面，它涵盖了有关上帝绝对至上、有着不可置疑的权威性的所有观念（加尔文教对上帝权威的理解与之一脉相承）；另一个方面，它从这些观念中引出了这样一种结论：上帝一定会赐福于他在世间的所有产业（这只是《约伯记》中的结论）。这一“产业”概念也包括物质财富；而加尔文则不以为然，可这一点对清教徒却有着深刻的意义。《诗篇》以及《箴言》中的几首体现东方寂静主义的优美诗句，在人们的理解中已经没有了这样的诗意，就像巴克斯特本人对哥多林书中所体现的传统主义色彩一样毫无知觉，尽管讨论职业的经典思想就包含其中。
但《旧约》中对行为规范化和律法化的赞美才是清教徒最为关注的内容，书上将之誉为一种能博得上帝欢心的行为象征。清教徒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因为摩西法典仅包含适用于犹太民族的礼仪或者纯粹的历史性戒律，所以它才会在基督出现时丧失了效力；但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成文的自然法规，它仍然是有效的，所以必须予以保留。正因为存在这样一种认识，才使得他们可能将其中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内容删减掉。然而因为《旧约》存在种种与此相关的道德特点，所以它能够很好地促进洁身自好、严肃庄重的律己精神，而这也正体现了新教形式的世俗禁欲主义的本质特点。
正因为存在这样的特点，作家们（不管是当时的还是后来的作家）才会把清教徒——尤其是英格兰清教徒刻画成英国的希伯莱主义者——倘若不被人们曲解的话。然而我们万万不能将希伯莱主义理解为《圣经》成书时期存在的巴勒斯坦犹太教，而应该是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规范化和律法化，受到了长期的犹太化法典教育的影响之后形成的犹太教。崇尚简朴平凡的人生是早期犹太教的普遍思想，而这一观点同清教徒的本质特征完全不符。但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其距离中世纪的时间同近代犹太教的经济道德观的产生时间一样久远，而后者的特点，决定了它将在资本主义精神气质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犹太人在政治舞台上锐意进取，而敢于冒险的资本主义则表现出贱民资本主义一类的精神气质。而清教徒的性格特质是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和分工劳动，他们只从犹太伦理中选取适合这一目的的内容。
《旧约》中的戒律渗入大众生活之后对民族特性的影响，这是一个令人兴味盎然但从未得出过满意结论的课题，在对犹太教的研究上也是同样的情形。因为本书篇幅有限，对此我不再多加讨论。
除了以上所总结出的两者的关系外，犹太教徒普遍存在的自己是上帝优选子民的优越感，清教徒们同样也有，而且对他们的精神倾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甚至像巴克斯特这样一向谦恭的人，也会因为自己是英格兰人得以进入真正的教会而对上帝充满感恩之情。这种感恩戴德之情深深地根植于中产阶级清教徒的人生态度中，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英雄时代所需的那种严肃刻板、严于律己、艰苦耐劳的典型人格的形成。
清教徒对禁欲主义的称颂以及他们自身所形成的职业观，必然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产生直接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弄清楚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
毫无节制地享受人生以及它所提供的一切——这是清教禁欲主义所竭力反对的人生态度。围绕着《体育手册》展开的斗争或许是体现这一态度最典型的事例。该书被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列入法律范畴，当作对付清教徒的专门手段。查理一世还颁布法令让所有教堂都成为此书的宣讲堂。国王通过法律手段来限制人们在做完礼拜后所进行的通俗娱乐项目，这当然招致了清教徒们的强烈反对。对此仅仅用该法令破坏了主日的安宁来解释清教徒们的反应显然是不够的，其原因还在于这样作为人们提供了背弃圣徒的有节制的起居生活的借口。而对于国王来说，他必须对任何敢于公然反对这条新法令的人予以严惩，这不仅是为了打击清教徒反专制主义的嚣张气焰，同样也是出于自身安全地位的考虑。封建势力同君主势力沆瀣一气，采取法律手段保护寻欢作乐者，压制打击新兴的中产阶级道德和反对专制统治的禁欲主义的宗教团体，这种情况和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总是保护埋头苦干者而压制打击无产阶级的道德观与反集权专制的工会是一样的道理。
为了反抗国王的压迫，清教徒们制定出了禁欲行为的原则——这也是反抗压迫最为关键性的一点。如果不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对于清教徒对限制体育活动的责难，贵格派决不会认为是动摇原则的问题。倘若是出于理性的目的而进行体育活动，比如通过它来恢复体力，那么这当然是被认可的；可如果只是一种无节度的冲动的发泄，那么它的目的就值得怀疑了；而如果是单纯为了娱乐目的，或者充当了一种满足虚荣心、发泄性质的甚或赌博性质的手段，那么就应当受到严厉谴责。不管是贵族的体育活动，还是平民大众在舞池或者酒店里的纵情声色，所有毫无节制的生活方式都会使人背离宗教，因此必然被理性禁欲主义者视为罪大恶极。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清教徒对文化中所有不直接体现宗教价值的事物都持敌对态度。但这也并非意味着清教徒对所有宗教以外的文化都带着蔑视的眼光来审视，至少他们对科学就采取了相反的态度，可对于经院哲学却始终抱有本能的厌恶。而许多清教运动中的著名人物都深受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影响。长老会的牧师在布道时旁征博引，通篇名句箴言。而激进派则对此毫不以为然，而以自己在神学辩论中的引经据典为荣。或许没有任何国家在立国之初会像新英格兰那样拥有如此数量的大学毕业生。对清教持反对态度者则针对他们的迂腐与堪称经典的诡辩技巧竭尽挖苦嘲讽（比如巴特勒所作的《赫狄布那斯》）之能事。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或许应该部分地归于他们从宗教的角度对知识作出高度的评价，而他们对天主教宣扬的“绝对信仰”的深恶痛绝同样也发挥了作用。
然而当我们参考那些非科学的文献——尤其是艺术方面的资料时，就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况。从中我们看到，禁欲主义的出现就像严寒袭击了“快活的老英格兰”的生活。受到冲击的不仅仅是世俗的享乐风。对所有沾染迷信气息的东西，对带有神秘获救或者圣礼获救色彩的事物，清教徒都痛恨已极，而像圣诞庆典、五朔节花柱游戏等一些自然的宗教艺术都受到了这种情绪的影响。而一种伟大、且常被说成是有伤风化的现实主义艺术在荷兰幸免遇难，这正好说明了在短暂的加尔文教神权统治被温和的国教取代之后，禁欲主义的影响也随之衰落，它已无力同宫廷的摄政者（一个由领取固定薪水所购成的阶层）的影响力相抗衡，也无法再阻止暴发户们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
清教徒厌恶戏剧，而所有性感的东西与赤身裸体都严重超出了他们所能容忍的范围，因而也不可能存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激进观点。无所事事的闲聊、奢侈品、虚荣心……所有这一切都是盲目的非理性的态度表现，完全有悖于禁欲主义的要求，特别是这一切并非是为了上帝的荣光，而完全是为了个人的私欲。这种观念随时都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之做出实用性的决定，忽视了对艺术的追求。特别是在个人的外部修饰方面更是如此。生活步调划一的强烈倾向极大程度助长了今天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关注，其理想的基础就在于抛弃了对肉体的所有崇拜。
然而我们也应该牢记这点：清教的精神世界包容着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毫无疑问，它的灵魂人物要比那群保皇派更加本能认识到艺术的永恒魅力。不仅如此，即使是伦勃朗这样的天才人物，不管在清教徒们看来，他本人的行为举止多么违背上帝的意愿，他的作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所处的宗教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状况并不能扭转整个历史的发展趋向。然而清教传统的发展确实并且已经对人格的精神化发生了效用，所以它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益处很大程度上要到后代的发展上才被体现出来。
尽管我们在此的讨论不能涵盖清教所有方面的影响，但有一项事实是务必要提到的：容忍享用文化产品所带来的好处（虽然这些产品都是为审美或体育需要而享受的）这一态度必然同一项特有的限制相矛盾——即享受这些东西的前提时不付出任何代价。受到上帝恩赐的人只是接受了他的托管之物，因而他要像寓言中所描述的忠厚仆人般，能够说清楚每一枚便士的去处。所以如果单单是为了个人的享乐而完全忽视上帝的荣光而花费财产，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即使是在当代，只要睁大眼睛，谁都会碰上这种观念的代表人物？人们之于自己的那份财产，就如同一个恭顺的管家，或者说就是一部充实财富的机器而已。这种对财产的责任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负担感多于快乐感。假如此种禁欲主义的生活状态经得起考验的话，那么财产愈多，也就意味着想方设法使财富增加，以为上帝增加荣光的责任感也就愈重。如同资本主义精神所表现出的其他方面一样，此种生活方式也可追溯到中世纪，然而它的产生是以禁欲的新教伦理观为基础的，显而易见，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合以上的分析，这一新教禁欲主义同自发的财产享受意识显然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前者束缚着人们的消费——特别是奢侈品方面。而另一面，它又将获取财产这一本能意识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不仅使这一意识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范畴内）还将其上升为上帝的意愿。也正是在这一层面的意义上说其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正像教友派（或者公谊会、贵格会）辩士巴克莱（那些清教徒就更是如此了）所指出的那样，这场拒绝一切诱惑，斥责依靠身外之物的运动，并非是一场反对合法获取财富的斗争，而是一场批判不合理的使用财产的斗争。
然而，这种不合理使用财产的行为主要体现在各种奢侈品的消费上。不管在封建老朽者的眼里看来，这样做是多么的自然，清教徒们都将其斥责为肉体崇拜；然而，对于财产的合理或出于功利目的的使用，他们都是赞同的，并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也是个人与公共利益的需要。清教徒们并不希望有钱人被迫接受禁欲主义，只是要求他们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来考虑自己财产的使用问题，“舒适”这一观念极其巧妙地将开支的界限限定在伦理所许可的范围内。那些最坚决地代表这种生活态度的人身上最早也最清晰地体现这一财产的使用态度，当然也是绝非偶然的。那种中产阶级家庭的明净而稳定的舒适感被他们奉作理想，进而对封建主义那种没有稳定经济来源的华而不实、喜好污秽的优雅以及拒斥合度的简约态度摆出一副反对的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