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累死的英雄
孔明是位英雄，是位令中华民族崇拜的杰出英雄。不过，同时也是位累死的英雄，为什么说孔明是位累死的英雄？这位英雄是怎样累死的？下面我从三个方面回答这个问题。
一、所有的事情都想做；
二、所有的事情都想做好；
三、所有的事情都使他痛苦；
现在讨论第一个问题，所有的事情都想做。
我们知道刘备去世后，孔明既是丞相，还是相父、益州牧、司隶校尉。
作为丞相，他总理府中之事。
作为相父，他要总理宫中之事。
作为益州牧，他要总理地方大小事务。
作为司隶校尉，他要总理刑狱，司法事务。
这些都是他职务之内的事，他都亲力亲为，宫中府中，“咸决于亮”。
另外，军政事务既集大权于一身，也是“咸决于亮”。
他是三军统帅，军队中的大事更是事必躬亲，他要统帅大军北伐，指挥作战。
他是三军总长，不但要制定全军的作战计划，他甚至连师团级的作战地图，兵力部署都要审阅。第一次北伐，马谡据守街亭，他派上将军王平协助，如此还不放心，要他们及时报送兵力部署地图。
他还是总政治部主任，过问，处理，审干，提干事务。还要作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
他更是总后勤部长，为部队后勤运输，物资给养操心。
甚至还是总装备部长，负责设计、制造运输机械。如木牛、流马，解决后勤运输困难。他还设计了连弩，只是时间仓促还未来得及制造。他还为部队解决粮食供给困难实行戍田。他还负责农场的生产、管理工作。这些都是职务外之事，由于不放心，也是“咸决于亮”。
对此，他的主簿杨颙劝道：“某见丞相常自校簿书，窃以为不必。夫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譬之治家之道，必使仆执耕，婢典爨，私业无旷，所求皆足，其家主从容自在，高枕饮食而已。若皆身亲其事，将形疲身困，终无一成，岂其智之不如婢仆哉？失为家主之道也。是故古人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昔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今丞相亲理细事，汗流终日，岂不劳乎？”杨颙的说法实际上是告诉孔明，作为最高统帅什么事都干，实际上是不知道自己需要干什么，什么事都没干好。还把自己累坏了。其结果也是如此，据《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写道“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诸将因此未敢进兵。”
现在，我们讨论第二个问题，所有的事都想干好。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应把有限的精力用在应该干的主要工作上，干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孔明在日常工作中正因为“咸决于亮”，什么事情都想干，就是不知自己应该干什么？所有的事都想干好，结果所有的事情不免都出现纰漏，下面列举四件事作说明。
其一，他觉得阿斗太年轻，对其不放心，出师北伐时，上表表忠心，与其说是表忠心，还不如说是对刘禅不放心。借机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如此还不放心，还派董允留在其身边进行监督。由董允监管，他自己对刘禅放心了，但又引出了其他的担忧。安排董允监管刘禅，别人说闲话，认为是用亲信。对此又在宫中安排个郭攸之，向刘禅推荐时，还把郭攸之放在董允前面，以此告诉各级官员，他诸葛亮办事出于公心，结果反而弄巧成拙，明眼人一眼便知道了。郭攸之放在那里是充数的，廖立还对此大做文章，说郭攸之没有什么才能，是个俗人，不堪大任，由此给自己找出更大的麻烦。为了摆平这些事，他又找了一个理由把廖立贬为平民。
其二，刘备在托孤时，让所有人回避，单独和孔明谈话，叮嘱孔明要慎重使用马谡，说这个人纸上谈兵，不可大用。后来不但不听刘备的告诫，反而与马谡走得更近。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刘备是错误的，在第一次北伐时，他不顾众人的反对，让马谡去镇守战略要地街亭，放着合适人选吴懿、魏延等老将不用。诸葛亮本想让马谡扼守战略要地，让其立功，以证明自己知人善任，在识人上胜刘备一筹，殊不知马谡不但没有守住街亭，而且由于街亭的丢失，马谡的大部队行动不利，诸葛亮不得不草率收兵。第一次北伐失败了！后来为了平息众怒，也为了找人顶罪，他不得不处决了马谡。处死马谡，已有人对战争失利顶罪，诸葛亮以为逢凶化吉了，可是还有人不依不饶。处决马谡时，“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这十万之众为之垂涕，自然是哀伤，为马谡哀悼。但这其中肯定还有其它的成分，诸葛亮的亲信蒋琬对此也不理解，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而文公喜可知也。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今马谡虽然有过，还望丞相免其一死，让他以后将功折罪吧。请丞相三思。”蒋琬是诸葛亮的亲信，所以说话极注意分寸，由此可知杀马谡连亲信蒋琬都有看法。在蜀汉内部，还有不是亲信的官僚，这部分人肯定还有其他的看法。连史学家凿齿都有看法，认为诸葛亮接受了刘备的劝诫，却不遵从刘备的劝诫有违明主之劝诫，很难说诸葛亮是一个智者（《三国志.马谡传》裴松之注）。
其三，孔明一向是照顾、偏向赵云的，可是此做法却使赵云不自在、受不了。如在第一次北伐出兵时，诸葛亮以赵云“将军年纪已高，倘稍有参差，动摇一世英名，减却蜀中锐气”为由，没有安排赵云随军出征。本是从爱护出发，赵云不但不领情，反而斗气地说：“吾自随先帝以来，临阵不退，遇敌则先，大丈夫得死于疆场者，幸也，吾何恨焉？愿为前部先锋。”而且态度坚决，“如不教我为先锋，就撞死于阶下。”这些都写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里。这第一次北伐，由于马谡失街亭，导致全军被动，造成很大损失。赵云率领的那部分，只因赵云与邓芝相互配合，顺利撤军，相对没有多大损失。对此，孔明大喜，亲引诸将出迎，搞得赵云十分不自在，慌忙下马伏地，并说：“败军之将，何劳丞相远接！”孔明对此是急扶起，执手而言，显得尤为亲切感动。当听了邓芝的介绍后，由衷感动，赞扬赵云“真将军也！”遂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属。对此，赵云反而不以为然，予以推辞：“三军无尺寸之功，某等俱各有罪者，反受赏，乃丞相赏赐不明也。”以上见《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在诸葛亮看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对赵云的关心，爱护，赞赏，以此激励全军。这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在孔明看来是尤为必要的，因为三军在失利面前需要提高斗志，需要激励。孔明本想借赵云之事鼓舞三军士气，告诫三军将士当以赵云为榜样杀敌报国，对于有功者我是不惜重金奖赏的，哪知赵云不但不配合，反而予以责问“乃丞相赏罚不明也！”将一件好事，因为没有把握尺度，反而闹得自己很被动。
其四，关于苟安一事，本是听部下建议，想把事情办得周全一些，不想弄出许多麻烦来。
苟安本是个都尉，受李严派遣，押送粮米至军中交割，由于其好酒，于路怠慢，违限十日。孔明对此十分生气，对苟安说：“吾军中专以粮为大事，误了三日，便该处斩。汝今误了十日，有何理说？”喝令推出去斩首，本来在蜀人看来，孔明是“严刑峻法”，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执法公平”。按这种说法，孔明本会立即处决苟安，可是却偏不是这样。身边长史杨仪说：“苟安乃李严用人，又兼钱粮多出西川，若杀此人，后无人敢送粮也。”听了长史杨仪的话，诸葛亮又改变了主意，没有处决苟安，只是呵斥武士去其缚，仗八十放之。这样一件事按诸葛亮一贯的做法，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以死罪处决之，一了百了。但由于长史杨仪的提醒，想到苟安是李严的用人，怕以此得罪了李严，又怕因此而弄得再也无人敢送粮也，因此徇情枉法，不但坏了自己一世的英明，而且为自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苟安被责，心中怀恨，连夜引亲随五六骑奔赴魏寨投降，而后又受司马懿指使，回到CD，散步谣言说孔明有怨上之意，早晚欲称为帝。这些谣言传到后主那里，刘禅一时不知表里，急忙召回诸葛亮，后来诸葛亮从后主那里证实此事为苟安所为，一大批宦官因此做了替罪羊。蒋琬、费祎，因不能察觉奸邪，规谏天子，也受到了责备。
以上四件事作为最高统治者来说，都是日常工作中常遇到的平常小事，只要以平常心对待就可以了。但诸葛亮偏偏以为自己是个智者，做事要求万无一失，而事情的结局偏偏是应验了那句古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个智者将事情想得再周全，也有没考虑到的地方。
让董允去皇宫看护刘禅，本可以看作诸葛亮分内的事，因为诸葛亮受到刘备托孤时就说过那样的意思。诸葛亮也承诺过尽股肱之力辅佐刘禅，把董允派往宫中就是一件尽股肱之力的分内小事。到此为止，人们也无什么怨言。但偏偏智者不到此结束，他又担心别人认为这样做是任人唯亲，在安排董允进宫时，同时安排了郭攸之进皇宫，以此糊弄世人，结果闹出了更大的麻烦。
马谡守街亭，也本是一件不应该发生的事。既然先主叮嘱马谡这人要慎重，那么就听先主的慎重对待，慢慢考察，即使关系好得如父子一样也更应该慎重。只有慎重才是更大的爱护，而且世人一直以为“诸葛一生为谨慎”。他自己也这般认为，可是就是这么一个一向办事向来十分谨慎的人，却偏偏在这件事上不谨慎。在众人的不同意情况下，偏偏让马谡守咽喉之地街亭，临行之前，千叮嘱，万嘱咐，还派上将军王平同去，结果马谡丢了街亭，导致三军被动。诸葛亮对马谡的使用实际上不能说不慎重，相反是十分谨慎。他让马谡去守街亭，是想给马谡一个表演舞台，让实践证明马谡是有真才实学的，是想告诉蜀人，他这样做不是违背先主圣旨，相反是慎重对待圣旨，是想借此告诉蜀人，他要让一切有才干的人都能发挥才干，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他却因为自己是智者，从来不怀疑自己对马谡的认识是片面的，不怀疑自己让马谡守街亭到底是否真的合适，不反醒为什么有人反对他这么做。他的所有心思在怎样让马谡在街亭取得成功！所以酿成大错。
对于赵云，他只是注重关心，爱护，尊敬，忘却了他一向秉承的公平执法的原则，忘却了奖罚分明的原则，只想借赵云炒作，鼓励士气。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结果相反是对赵云的损害，而且对自己也是损害。
对于苟安，也是如此。本该依法办事，一了百了，不想因徇情枉法，酿造更大的麻烦。
从以上四件事情，诸葛亮本是秉承自己一向对所有的事是深思熟虑的原则，不想就是这样深思熟虑，才导致这个智者在万无一失时偏有一失。最后却因这万无一失中的一失而导致更大的麻烦与失误。总是想把所有的事情办好而偏偏出现纰漏，造就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诸葛亮一是自以为是，二是权力大，因自己自以为是而不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自以为是，对所有的人不放心。用诸葛亮自己的话说就是“唯恐他人不似我心”，因权力大，使所有的人因怕犯错误而明哲保身。“入其朝而不闻正言”，最后是使自己也失去了本心。“自此孔明自觉神思不宁，诸将因此未敢进兵！”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对所有人不放心，实际上就是对自己不放心。
最后回答第三个问题，所有的事都让他头痛。
诸葛亮权力集中，事情想得多，管得多，做得多，令他头痛的事也多！
这方方面面的大小事情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后方不稳使他筋疲力尽；前方不顺，使他身心交瘁。
先说后方不稳使他筋疲力尽。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三个方面回答。
其一、宫中人心不稳。宫中人心不稳，前面讲的苟安事件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几句流言，就动摇了刘禅对诸葛亮的信任，这不仅仅是刘禅的问题，刘禅身边的人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诸葛亮不信任。对此，诸葛亮自己也有预感。“主上年幼，必有佞臣在侧。”对此，尽管诸葛亮早有提防，安排了董允在刘禅身边看管刘禅及其身边的宦官。但终因刘禅一天天长大，对董允的管制有了想法，又因为宦官黄皓善于奉迎谄媚，奸佞狡猾，刘禅对此也很受用，对其也是宠爱。尽管因董允“常上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已经不是诸葛亮想控制下的铁板一块的局面了，皇宫是暴风雨的前夜，之所以在诸葛亮去世后，董允于延熙九年去世后，皇宫就开始夺权了。黄皓从后台走到了前台，与代董允而起的陈祗勾搭成奸了！从此，朝廷大权就把持在这两个人手里。
其二、地方治安不稳，刘备去世前后孔明刚开始掌政蜀汉，就接二连三的出现了叛乱。经全体官员的努力，诸葛亮利用一年的时间平定了南方孟获的叛乱，出现了一段相对较稳定的社会治安局面。但随着北伐战争的没完没了，国内矛盾不断尖锐、复杂。建兴十一年，南方少数民族首领刘胄叛乱，在此前后，少数民族的小股叛乱也时有发生。这些暴乱虽然很快就平息了，但在一定的程度上动摇了蜀汉人民对蜀汉政权的忠诚，动摇了蜀汉政权的统治基础，对诸葛亮的北伐中原构成威胁。
其三、官员情绪不稳。公开的事件，除了李严、廖立、来敏等人表现了对诸葛亮不满，被诸葛亮找借口以不同的方式处置，有了平息外，隐藏的危机不少。如张裔事件，张裔本是刘璋的老部下，刘备统治益州也得以重用，后因益州郡地方首领雍闓杀害了该郡太守，朝廷决定派张裔出任益州郡太守，到任时，又被当地首领雍闓抓起来流放到了东吴。后来蜀国利用邓芝出使东吴时，亲自向孙权当面请求，使在东吴隐姓埋名流浪了几年的张裔得以回国。回国后，诸葛亮予以重任，张裔对诸葛亮也很感激，说了很多肉麻的话。后来因与老友杨洪关系没有处理好，对杨洪有意见。后来与司盐校尉岑述的关系也闹僵了，到了相互仇恨的程度。诸葛亮此时还在北伐前线，不得已只好给张裔写信，做安抚工作。
以上三件事，只是诸葛亮在北伐前线胶着的战事中的个案。诸葛亮由此担心后院起火，祸起萧墙，而无法一心一意北伐。可是当明白诸葛亮北伐前线情况更糟时，你就会明白诸葛亮的处境是多么艰难。下面回答第二个问题，前方不顺，使他身心交瘁。也从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
其一，将相失和，使战事不顺。
说到将相失和，大家自然自然会想起诸葛亮与魏延的关系。这两人是确认的一、二把手，元老级的重要人物。二把手和一把手抬杠，可见事情的严重性。事情的起因，主要还是在诸葛亮，诸葛亮初次见面就看出来魏延脑后有三根反骨，日后必反，所以主张立即处死魏延。当时刘备在场，也许当时是缺人手之际，保了下来。后来魏延一路飙升，刘备让他做了汉中太守，地位的重要性可以和荆州的关羽相比。这两个地方都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到的北伐中原的门户，关羽守荆州还出了大事，丢了荆州不说，还让做了皇帝的刘备有了夷陵的惨败，以致差点丢了性命。而魏延守汉中，一直到魏延被诸葛亮调离汉中为止，魏国都无法动摇汉中，可见魏延的才干。站在《三国演义》的角度讲，刘备一生违背诸葛亮意愿的事情只有两件，一是没有听诸葛亮的话斩魏延；二是不听诸葛亮的话执意伐荆州。后一件事，在托孤的现场已公开认错。前一件事，刘备只字未提，可见刘备对魏延的看法没有变。这是刘备在世的事情，刘备去世后，诸葛亮掌权后，不断给魏延加官晋级。建兴八年，因魏延与郭淮在阳溪作战，大破郭淮等军。因功被升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进封南郑侯。这表面看来，诸葛亮还是在意魏延，但在实际使用却处处节制魏延。据《三国志.魏延传》记载，魏延几次随诸葛亮出征，总请求率兵一万人，从另一条路出征，与诸葛亮在潼关会师，诸葛亮一直没有采纳，由此两人的矛盾公开化。常说诸葛亮的胆子太小，遗憾自己的才能不能全部发挥出来，由此诸葛亮对魏延越发不信任。据《三国演义》第九十七回交代，诸葛亮率军二伐中原时，派魏延领兵攻打陈仓。“四面攻之，连日不破。魏延复来告孔明，说城难打。孔明大怒，欲斩魏延”。这当然是《三国演义》的说法，有夸大其词之嫌，不值得可信，但其将相之间的恶劣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三国演义》第九十九回交代：“原来孔明密令人哨探，见魏兵半路而歇。是夜，孔明唤众将商议曰：“今魏兵来追，必然死战，汝等须以一当十，吾以伏兵截其后：非智勇之将，不可当此任。”言毕，以目视魏延。延低头不语。”这说明魏延由开始的不满变成了消极抵抗了，这是发生在蜀汉建兴七年夏四月的事，诸葛亮三出祁山。后来关系越来越紧张，《三国演义》第一百回，有这样记载：“却说魏延、张嶷、陈式、杜琼四将，引二万兵，取箕谷而进。正行之间，忽报参谋邓芝到来。四将问其故，芝曰：“丞相有令：如出箕谷，提防魏兵埋伏，不可轻进。”陈式曰：“丞相用兵何多疑耶？吾料魏兵连遭大雨，衣甲皆毁，必然急归；安得又有埋伏？今吾兵倍道而进，可获大胜，如何又教休进？”芝曰：“丞相计无不中，谋无不成，汝安敢违令？”式笑曰：“丞相若果多谋，不致街亭之失！”魏延想起孔明向日不听其计，亦笑曰：“丞相若听吾言，径出子午谷，此时休说长安，连洛阳皆得矣！今执定要出祁山。有何益耶？既令进兵，今又教休进。何其号令不明！”式曰：“吾自引五千兵，径出箕谷，先到祁山下寨，看丞相羞也不羞！”芝再三阻当，式只不听，径自引五千兵出箕谷去了。邓芝只得飞报孔明。”由此，诸葛亮与魏延的矛盾公开激化。这第一百回后面交代，诸葛亮得知邓芝回报说：“魏延素有反相，吾知其常有不平之意，因怜其勇而用之，久后必生祸患。”此时，诸葛亮又有斩杀魏延之意。后陈式出兵失败，魏延救了陈式的性命，来到孔明面前拜服请罪，孔明说：“是谁先陷了军来？”延曰：“陈式不听号令，潜入谷口，以此大败。”式曰：“此事魏延教我行来！”孔明曰：“他倒救你，你反攀他。将令既违，不必巧说。”即斥武士推出陈式斩首。诸葛亮此举是杀鸡给猴看，魏延心里清楚。将相失和，只是无辜搭上了个不明究竟的小人物。此事，据《三国志.诸葛亮传》交代，没有这些情节，也没有说诸葛亮斩杀陈式。“悬首于帐前，以示诸将。”等情节。由此将相失和，不但蜀国知道，连远在东吴的孙权都知道。这件事《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二回是这样交代的：“当费祎出使东吴时，孙权设宴款待，席间，孙权问费祎：‘丞相军前，用谁当先当敌？’费祎曰：‘魏延为首。’权笑曰：‘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若一朝无孔明，彼必为祸，孔明岂未知耶？’”这件事《三国志》也有记载，见《三国志.董允传》裴松之注《襄阳记》。看来这是改不了的铁定事实。后来，诸葛亮死了，魏延也成了屈死鬼！
军队的一、二把手这样抬杠，可见诸葛亮前线战事多么艰难。
其二，后勤纠结，使粮草供应不上。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有两次是因军中无粮而不得不撤军。其后勤纠结一是客观原因造成的，道路崎岖，跋涉艰难，再加上恶劣的天气，还有运力的不足，这些都是主观上一时难以改变的困难。第二个是主观上的原因造成的，众所周知的是李严不配合，由此构成了诸葛亮北伐中原的最大威胁。对此，诸葛亮为了解决这种艰难，想了两条对策。一是设计制造了运输工具木牛、流马，二是戍田。尽管此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终因蜀国国力有限，终因耗不起这场旷日持久的没有结局的战争。
其三，战事胶着，使人民看不到希望。
诸葛亮从建兴元年开始辅佐后主刘禅到建兴十一年病死在北伐中原的前线指挥所。十一年的时间，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建兴元年由于刘备东伐孙吴，遭夷陵之败，几乎耗尽了国家积蓄。当时对于南方叛乱，连镇压的能力都没有，只好关闭口岸，杜绝往来，以此来被动抵抗。建兴二年，为了平叛南方暴乱积蓄力量，孔明致力生产。建兴三年率兵平乱南方，然后又休整了三年的时间。从建兴六年开始，持续北伐，六出祁山，一次一次的失败，一次一次的出征。战争是一件烧钱的事，我们的抗战打了八年，况且这是举全国之力，况且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抵抗侵略者，人民不甘当亡国奴，不甘国土沦丧，是一场打击侵略者的正义战争，八年打下来是个什么样子，人民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从各种信息传播中也能猜出一二，终究是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但那是一场有希望，而且寄托了希望的正义战争。人民因不屈服而誓死抵抗。而诸葛亮的那场战争是带兵杀到魏国的土地上去进行战争，蜀国相对魏国无论从哪个角度比较，都是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诸葛亮自己知道那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明明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诸葛亮偏偏以“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由，一次次失败后又一次次出兵北伐。用诸葛亮的话来说，王业总是要消亡，坐着等待消亡，不如用战争来消亡。意思明确地告诉我们，王业一天不消亡，战争一天就不会停止。想要战争停止，除非蜀国灭亡。由此说蜀汉人民看不到希望，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庆幸的是诸葛亮累死在北伐前线，要不然还会有七出祁山，八出祁山，一直到蜀汉灭亡为止。从这个角度上说，战事胶着看不到希望也是恰如其分的。蜀汉小国，仅北伐中原就打了六年。由此不难猜想蜀汉人民由于战争带来的痛苦到了什么程度。
再从魏国的角度上说，魏国司马懿看清了蜀国的战略意图，远离后方作战，战争给养肯定无法解决。因此他利用诸葛亮急于开战，速战速决的心里，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不给诸葛亮发动战争的机会，任凭诸葛亮怎么用计，司马懿是稳坐钓鱼台。诸葛亮甚至用上了下三滥的手段，侮辱司马懿是妇人。司马懿心中愤怒，但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妇人就妇人吧，我司马懿受用了。在这样的消耗中，诸葛亮身心交瘁，积劳成疾，觉睡得不踏实，饭吃不下去，事事亲力亲为。当司马懿得知了这些消息后，满有信心对自己部下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见《三国演义》第一百零三回。诸葛亮也终于因此于建兴十一年，累死在北伐前线指挥所。诸葛亮的北伐之梦也因此悲哀地画上了句号，一场看不到希望的战争终于因主帅的离去看到了希望——终于因失败结束了。
不过，令人不理解的是诸葛亮这样一位战争狂人，为什么会在历史上留下千古忠臣的美名？他的北伐无论是从战争的性质和结局都不值得恭维。从战争性质来说，六出祁山有五次是带军队进攻人家曹魏，战争的结局是以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结束。这战争的结局是明确了，但战争给蜀汉人民带来悲惨命运的结局远远还没有结束。后来也就是诸葛亮去世三十二年后，后主刘禅把蜀汉交给了曹魏，很多人耻笑刘禅是扶不起的阿斗。谁是谁非，历史早有结论。不过，今天来看，站在世界的大格局看，正确的应是刘禅，他顺应了历史潮流，促进了国家的统一。倒是应该受到指责的是孔明先生，他逆历史潮流而动，制造了国家的分裂，滞后了国家的统一。为什么一个分裂国家，滞缓国家统一的罪人却成了千古歌颂的忠臣，而一个顺应历史潮流的功臣却成了历史谴责的罪人呢？这就是历史的不幸，这就是不幸的历史。在这不幸的历史中，有如刘禅这样不幸的历史悲剧人物比比皆是。欲知其详，请看下下一编，英雄决战在疆场之外。
